丝绸可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之一，从丝绸贸易衍生出的丝路，更是从古至今中外交通的大动脉，因此找出中国丝绸的起源、源自何时、何地，就格外重要。自2015年以来，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共同向中国国家文物局申请“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项目，分别在河南省郑州市的荥阳青台、汪沟与巩义双槐树等仰韶文化相关遗址展开研究。日前研究团队在荥阳汪沟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丝织物，经过进一步分析，与1980年代在荥阳青台所发现的织物属于同时期、同类的丝织物，距今已有5000多年。证明中国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家蚕制丝的技术，亦可以印证位处黄河流域的郑州是中国丝绸的重要源头之一。

　　蚕、桑、丝绸的特殊性并不仅在仰韶文化中才能见到，透过考古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上古先民对于桑、蚕、茧、丝等蚕的各阶段，有充分的认识，也反映出蚕桑在中国文化的重要地位。

　　蚕的一生，从卵、幼虫、茧（蛹）、蛾的变化，给予了古人很大的想象空间，并与生死观念结合，如卵就是生命的源头，孵出幼虫就如同新生命的诞生，茧则可以看作是死亡，而化蛾就如同死后的灵魂。西晋文人张华（232－300年）所著的《博物志》里，对于蛹的解释是：“蛹，一名魂＂，将蛹象征着灵魂。仰韶文化墓葬多是瓮棺葬，这些瓮棺上都有留孔，或许与蛹经七日后化蛾破茧而出的联想有关。

　　这次中国丝绸博物馆与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团队，在汪沟遗址的12号瓮棺中，发现一具被织品包裹的遗骸。经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这件织品正是丝绸。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认为：“这些在瓮棺里的丝织物，与当时的祭祀与崇拜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瓮棺葬为当时较普遍的幼儿墓葬形式，用丝织物包裹死去的孩童，是希望死者能够像破茧成蛾的蚕一样，摆脱身体的束缚，让灵魂飞升。中国道教里的“羽化登仙＂，也源自于蚕蛹化蛾的概念。

　　中国人把蚕短暂的一生看得如此神圣，连带地对于蚕赖以为生的桑树，自然也会特别重视。古人在桑林的活动，除了作为男女幽会的场所外，也会在桑林祭神求子、祭天求雨，祈求粮食丰收。如“成汤桑林祷雨＂，《吕氏春秋．顺民》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除了因为蚕的特殊性，让古人选择在桑林向神祝祷外，桑林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里是这么解释桑树的：“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认为桑树有神性，能够通天求雨，因此古人进而对桑树想象出一棵神树，那就是让太阳栖息的扶桑。《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学者推测神树扶桑的观念，最晚在商朝盘庚到武丁（在位时间公元前1250－1192年）时就已经形成。扶桑的形象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甚至是秦汉时期的器物里，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上头都绘有扶桑图像。

　　既然蚕、桑都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意义，那么蚕所吐的丝，也不会普通。从仰韶文化墓葬死者身上都裹着丝织物来看，当时的人们相信死后用丝织品或丝棉包覆死者，有助于死者的灵魂升天。所以，丝绸最早的用途，是拿來当作死者的寿衣。除了仰韶文化考古出土的墓葬外，《礼记．记运》写道：“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接从其朔＂。这里清楚区分出古代各式布料的用途，布为生前所穿的服饰，而帛则是用于死者。

　　丝绸除了作为寿衣，也能用来制成祭服。《礼记．祭统》载：“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莫非蚕也。身致以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事神明，此祭之道也＂。说明祭神必须穿着蚕丝之服，另外为了表示敬意，需由王后亲蚕（亲蚕礼）、亲缫（音骚，指将蚕茧煮过再抽出蚕丝）所得之丝制成祭服。由于丝绸为祭鬼神时所著的服饰，因此丝绸还能当作祭祀物或陪葬品，一种是帛书、帛画，像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包括《周易》、《老子》、《黄帝四经》、《战国纵横家书》、《养生方》等秦末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皆以帛书形式存在；另一种是与青铜、玉等礼器同样地位的丝织礼器。

　　中国人早早与蚕结了缘，因为其特别的生长过程，而被赋予特殊性，使其相关的桑树、蚕丝成了上古宗教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过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工艺技术生产力提高、封建制度的瓦解、百家争鸣等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剧烈变化，丝绸的使用范围开始变得更加丰富多样，从此有了更为斑斓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