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紧急叫停科技领域已泛滥成灾的SCI论文至上的做法，强力纠正学术评价中的不良导向。这既是对当前突发事件的应激反应，更是对近年来学术界、期刊界相关呼吁的有力回应，这一举动值得赞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评价究竟如何进行，离开了量化指标，是否就会随心所欲，无章可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学术界对什么样的学术成果是有价值的，其实是有公认的原则和标准的，只不过这些原则和标准外行人难以把握和操作罢了。当然这些标准并非完全不足为外人道也。

　　选题质量高低关乎学术价值大小

　　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说，清华学人有一种傲人的自我期待：不管搞哪一行，绝不做第二等的题目，要做就做“头等大题目”，第一流的大学问。研究选题的意义于此可见。我们现在的项目评审一般都将选题价值放在首位，这无疑是正确的。选题处于科研工作的起点，寻找到一个好的选题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填补空白的题目自然不必多说，但这样的题目少之又少。一般说来，研究选题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取决于在本学科领域是否具有公认的重要性。以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为例，有关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学术名家的研究就具有重要性，不过，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必须从新的角度切入。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完全不重要，不值得研究，但关于小人物的研究应当与学术史上的重要现象、重要问题相关联才能凸显其意义。民国学者张荫麟曾就中国通史编纂提出取材的四种标准：“新异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这些标准同样可以移用于学术选题。满足一种或几种标准的选题才称得上是优秀的选题。

　　选题的前沿性、新颖性也非常重要。一个选题应当追踪学科发展的新动向，甚至预示未来学术发展的趋势，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前沿研究往往提出前人所未提出的新问题，涉足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前沿性的题目对学科发展具有较大推动作用，提供新视角，开辟新领域，应用新方法，找到新的增长点，甚至能为后学“开无数新门径”，“开许多新生路”。前沿性题目常常来自学科交叉地带，由不同学科的碰撞产生火花。如近年来出现的性别史、概念史以及新文化史，都属于前沿性研究。相对于传统题目，前沿性题目优势明显，它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容易引起研究者和阅读者的兴趣。但学术研究也不能一味趋新求异，随波逐流，新课题也同样必须兼具相当的重要性。传统题目当然也不是可以完全弃之不顾，置之于新的视角下也有可能转化为前沿性题目。

　　功力与见识含量的多少决定学术分量的厚薄

　　体现在具体学术成果中研究者的功力与见识的深浅，无疑是判断学术价值高下的另一重要标准。对人文学科而言，论文和专著是两种最基本的呈现形式，因此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对象。评判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时，人们往往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看是否有功力；再就是看是否有见识、思想、洞察力，见解是否深刻，是否能揭示现象背后隐藏的事理。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提出过史学研究的“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这都属于学术功力。功力体现出一个人在读书治学上所下功夫的深浅。所谓“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等等，强调的都是学问的积累问题，在某一领域某一方向用功多少的问题。以季羡林先生的糖史研究为例，他十余年里一直关注着“糖”的问题，遨游书海，力求在史料上做到涸泽而渔，其展现的功力令人叹为观止。除了收集材料的能力之外，功力还指对治学工具和相关辅助学科掌握的多少，这是能否在某一领域做出成就的必备条件。当然，功力也指对专业基本典籍的掌握程度。所有成功的学者对本方向的基本典籍无不烂熟于心。为陈寅恪所推重的黄庭坚早就告诫人们“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带有经典性质的书必须溶化到血液里。绕过基本典籍不读而企图走捷径速成，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至于见识，昔贤有言：“才须学也，学贵识也”，说的就是见识对于学问的重要。具有深刻、独到的见识才称得上是上乘之作，才能列为优等。论著中必须体现作者的见解和思想。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目前许多论文中普遍存在有学无识的弊端，通篇只是堆砌材料、转录材料，靠材料膨胀篇幅，用大段引文来注水，通过炫耀表面上的博学来掩饰思想的贫弱。不得不承认，见解越独到、越犀利、越超前，就有可能越难以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这是对学术评价者的一种挑战和考验，需要具有能够容忍异见甚至异端的气度和胸怀。

　　能否进入学术史是估量科学研究价值的最终尺度

　　学术成果是否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应该成为学术评价的终极尺度。学术评价必须引入学术史的维度。学术研究通常是一种长线的事业，应当具有长远的眼光，学术评价同样如此。学术评价不能只关注短期效应，而要从整个学术史的长河中进行观察。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必将被写入学术史而为后来者所铭记。所谓具有学术史意义的成果，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具有范式革命的意义，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一类是具有局部突破意义，或是在某个问题上推翻前人结论提出新的认识，或是通过发现新材料、应用新方法将某一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二者的学术史意义当然不能等量齐观，前者引发学术研究的突变，后者带来学术研究的渐变。前者通常出自大家手笔，因缘际会而成经典，可遇而不可求；后者来自辛勤耕耘者的常规研究，是经常出现的，也是学术评价中最常见的情形。我们当然不必用衡量经典的标准苛求全部学术成果。

　　近来，作为“以质为主”评价标准的代表作制度，呼声很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代表作绝不只是学者个人的代表作，同时更应是本领域、本方向或某一问题研究上的代表作。是不是代表作关键在于其有无学术史的价值。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中还有所谓衡量学者学术贡献度的提议。学术贡献度的评判不能只通过横向比较完成，更离不开学术史的标准。其实，早在1932年傅斯年在谈到大学教授资格评定时即已提出，“此学人更有一种重要著作，成为一种不可忽略之贡献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其中所说的“不可忽略之贡献”，就含有一种学术史价值的意味。

　　学术界苦“SCI崇拜”久矣。撤掉SCI指挥棒之后，整个学术评价需要重新定向，这关乎着未来中国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的方向，关乎着中国在未来科技舞台上以什么姿态参与竞争。这就需要整个学术共同体就此展开充分的讨论，形成新的共识。要言之，制定一个科学的科研评价体系，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科研事业能否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也决定着能否实现建设名副其实的科研大国、学术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国的科学研究，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