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张江教授的“公共阐释”以中外学术资源为基础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阐释理论。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作为公共阐释论中的一对核心范畴，对其关系的探讨是公共阐释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从历时角度看，阐释发端于个体阐释，在公众的理解与接受中逐渐成为公共阐释；从共时角度看，个体阐释能否获得公共性，则受到公共阐释的约束。整体来说，二者互为基础、相互决定，在相互促进中螺旋式发展。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这一普遍性关系在文学阐释中，又有着特殊的体现。在文学视域下，文学的独创性、开放性、超越性使个体阐释有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凸显的意义。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学凭借其阐释的特殊品性在这一构建过程中将会占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关 键 词：个体阐释；公共阐释；文学；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学基础理论。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18KDBL072)。

　　2014年，张江教授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进行探讨，提出了“强制阐释论”，激起了国内学者对于西方文艺理论的反思与批判；2017年，张江教授又提出“公共阐释”，试图以中外学术资源为基础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阐释理论，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热门话题。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作为公共阐释论中的一对核心范畴，是建构公共阐释理论不能忽视的问题。本文想就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公共阐释与个体阐释的普遍性关系

　　对于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关系，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中进行了明确论述，他指出，个体阐释受到公共阐释的规约，广为公众理解与接受的个体阐释即可上升为公共阐释，反之，则成为私人阐释，并最终被淹没和淘汰。不过作为公共约束的公共阐释就是先天存在、自足自洽的吗？显然不是。站在当下这样一个共时的语境中，个体阐释固然受到公共阐释的约束，但历时来看，一切阐释首先均始于个体阐释，只是后来在公众的理解与接受中才逐渐成为公共阐释，进而对新的个体阐释形成约束。辩证地看，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应该是互为基础、相互决定的，并在相互促进中螺旋式发展。

　　1.个体阐释是公共阐释的前提和基础

　　从根本上讲，任何阐释活动首先都是个人活动。张江教授在《“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一文中通过对“阐”字和“诠”字的本义及引申义的辨析，对阐释的核心内涵和精神进行了探讨。“阐”的本义为“开”，即双手开门，而“开”的本义为洞开、吸纳、彰明、通达，这就在开门这一客观动作之上体现出了主体的精神追求。以“阐”字的本义为基础，便可知阐释意味着主体冲破阻碍，寻求与外界、与他人的沟通交流，从而获得公共承认。①从阐释活动的发生和进行来看，阐释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首先要对对象本身有一定的理解和把握，才能对其进行阐发，进而与外界沟通交流。这样的理解和把握并不是公共群体的行为，而是极具个性化的活动。理解作为人脑的一种意识行为，涉及个体的理性与感性、生理与心理等各个方面，因为每个人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差异，所以对同一事物、文本的理解也很难完全一致。就像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其中的人物形象由演员具象化后，总是难以满足每一位阅读过该文学作品的观众的心理预期，究其根本，就在于每个人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理解总是融入了个人化的理解。所以，理解首先总是个人的理解，总是个性化的理解。而阐释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自然也都是个人的阐释，具有个体性和差异性。这一点，张江教授在文中也有论述，他指出“主体及主体间性之存在，乃阐释生成之基点”，“阐释总是由某个确定主体生成和发出的”。②说到底，没有个体性的主体的存在，阐释便无从谈起。

　　一切阐释首先都是个体阐释，而公共阐释又以个体阐释为基础。张江教授在与汤普森教授就公共阐释与社会阐释问题进行对话时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由此可见，没有个体阐释，公共阐释便如空中楼阁，没有了根基。正是众多个体阐释中的共同性，形成了公共阐释的主要内容。其实，个体阐释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公共性，其公共性内容的存在，基于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客观认识的一致性。个体阐释虽然具有个体性，不同的主体所做出的阐释难以完全一致，然而由于阐释始终以客观事物为对象，即使阐释的主体不同，但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是一定的，只要阐释符合其本质规律，便能在认识上达成一致，成为公共阐释。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文论逐渐陷入了一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状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消解了阐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将阐释活动极端主观化，这样的阐释自然难以获得公共性。正如吴晓明教授所言，即使在最浅近的含义上，我们也完全无法设想，阐释能够仅仅依循“主观的、意谓的、或梦想的东西”而被建立起来。③阐释的公共性以个体阐释为基础，而个体阐释则建立在对象的客观性之上，这种基于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个体阐释不仅为公共阐释的形成提供可筛选的材料，也从根本上蕴含了实现公共阐释的可能。

　　个体阐释为公共阐释奠定基础，同样也对公共阐释进行反思，推动公共阐释的更新与发展。公共阐释与科学理性不同，其目的不在于获得无可指摘、不容置疑的真理，而在于符合大数定律，获得公共性，从而成为有效的、具有可行性的阐释。随着独具创见的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对话交流，公共阐释在个体阐释的质询中不断反思和修正自身，在反思与修正的过程中，个体阐释实现公共性转化，进而构成新的阐释共同体，著名的“黑天鹅事件”可以说是公共阐释在个体阐释的质询中得以修正的证明。在澳大利亚的黑天鹅被发现之前，“天鹅都是白色的”就是17世纪之前欧洲人所广为接受的公共阐释，但随着有人发现第一只黑天鹅的存在，人们对于天鹅的认知便在否定中得以修正。纵观人类知识的进化，正是通过以新的发现来打破陈旧或错误的认知，在肯定、否定及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中所进行的。公共阐释同样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新观点、新思想的不断注入，公共阐释则如一潭死水，毫无发展的可能。从这一角度来看，越是独具创见性的个体阐释越是对公共阐释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个体阐释受到公共阐释的引导和制约

　　共时层面来看，个体阐释无论是在起始阶段还是在上升为公共阐释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公共阐释的约束。个体阐释获得广泛接受成为公共阐释后，其中的个人理性经过共识重叠和规范集合，转变为公共理性，进而为阐释主体展开理解和表达提供基本场域。阐释主体处于公共理性的场域中，公共理性以精神积淀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理解和认知。人作为社会的人，自出生以来，便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政治、语言、家庭等各种文化的包围之中，这些历史条件、社会因素、文化背景构成了阐释主体的精神结构，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结构”以及伽达默尔的“前见”。海德格尔指出：“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④在阐释者展开理解活动时，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内化于阐释者的思想观念中，以“先入之见”的形式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状态下影响着他的阐释活动。正如鲁迅评《红楼梦》时所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样当人们面对《蒙娜丽莎》这幅举世闻名的油画作品时，艺术家看到的是高超的艺术水准，而医学家则关注模特的健康问题。当阐释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公共理性中时，对同一对象所做的阐释也会存在差别，这是阐释活动所不能避免的现象。当然，“前见”也是阐释活动所必备的基础，如果没有对一定的历史文化、语言等公共性理解基础的掌握，阐释者面对对象时，则无法做出任何解释，因为阐释对象同样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积淀。

　　公共阐释不仅为个体阐释的展开奠定基础，同时也对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转变进行约束。当公共阐释中重叠和规范化的理性转化为公共理性后，便为个体阐释能否获取公共性提供了评判标准。个体阐释的理解与接受始终受到公共理性的检验，符合公共理性的要求，便可以获得公共性，反之则因无人问津而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可以说，公共理性本身就是评判标准的核心构成，评判标准则是公共理性的外在表现。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孔子删诗一事：“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⑤其中“取可施于礼义”便是以“礼义”为标准对诗歌进行筛选，从三千多首诗歌中选出了十分之一，整理成集。春秋时期，礼义教化不仅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摄整个社会的正统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下，孔子以礼义为标准对诗歌进行选编，符合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需求，是以公共理性筛选个体阐释的典型。

　　总之，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是一种互为基础、相互决定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就今天而言，每个人在出生以后，便会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公共性的决定性作用十分明显。由此看来，张江教授侧重谈公共阐释对个体阐释的决定作用是有道理的。但凡事还是要辩证地去看，具体地去看。当我们越是更多地受到公共阐释的决定时，富有个人特色的个体阐释也就越显得有价值，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等重视创新性、个性化的领域，个体阐释尤其重要，不可或缺。

　　二、文学阐释中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独特性体现

　　阐释是文学活动的核心方面，纵观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无论创作、传播还是接受，阐释活动都贯穿其中。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阐释性自不待言，文学创作作为作家通过艺术加工将其审美体验转化为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活动，其中就包含了作者对世界、对生命的阐释。而文学传播的阐释特征常常被忽视，其实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涉及对作品意义的理解和阐发，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尤其在新媒体勃兴的今天，随着人的力量在传播中不断加强，阐释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整体而言，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的普遍性关系在文学领域内也同样适用，文学活动中的阐释，首先都是个体阐释，这些个体阐释在评价标准的筛选中或得到广泛接受，或被社会所淘汰。但文学作为一个特殊领域，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在其中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

　　1.文学的独创性使个体阐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相对于其他领域，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缺乏独创性，文学便无法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个性化、独创性所强调的便是阐释的个体性。从文学创作来看，文学创作是作家以独特的视角、个性化的语言去书写社会历史与生命体验的创造性活动，独创性是其生命，是艺术家得以立足并引以为傲的重要理由。正如黄庭坚所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在大浪淘沙之下所留下来的文学经典，没有哪一部是依靠因袭、仿制而得以流传千古的。当下网络文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但是高峰作品鲜有出现，究其根本，正是因为创新能力不足，同质化、套路化问题严峻，从而阻碍了网络文学由高原向高峰的发展。与文学创作相对应，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也是如此。文学创作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所植根的土壤，处于不断发展中，若理论与批评脱离现实、人云亦云，不能紧随创作实践中新现象、新问题的出现而提出新的观点，这样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如何为文学创作提供指引？近年来，文艺界所出现的对西方文论的盲目崇拜而造成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实践的严重脱节，便是最惨痛的教训。另外，从文学传播来看，独创性同样十分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作品想要获得更为广泛的市场，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创新则变得尤为重要。如今，各种广告宣传铺天盖地而来，形形色色的传播方式与手段争奇斗艳，在这样的环境下，千篇一律的营销手段只会令人感到枯燥乏味，而那些在对作品进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富有创新性的传播方式引起读者兴趣的做法，便成为提高传播效率、扩大市场的制胜法宝。总之，文学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越具有独创性，就越容易获得公众的接受和认可，而个体阐释作为独创性的来源，则在文学中占有更加突出的地位。

　　2.文学的开放性为个体阐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文学作品既是封闭的，同时又是开放的。所谓封闭，是指作品拥有完整的框架和表现形式；所谓开放，则是说作品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审视，从而可能产生不同的解读。与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不同，文学作品的开放性首先源于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文学语言并不追求严谨和科学，而具有明显的含混性、多义性特征，这些无疑拓展了文学作品意义的阐释空间。燕卜荪的“复义七型”、德里达的“解构”“延异”“播撒”等均从语言出发表现出对文学开放性的永恒兴趣。另外，文学作品重在刻画创作主体丰富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内涵，但这些思想性、精神性的内容无法通过语言准确而完整地传达出来，从而形成了文学作品蕴藉深厚、余味悠长的特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诗无达诂”“文外曲致”等都是对这一现象的总结概括。不仅如此，部分作者追求思想上的异质性和艺术上的前卫性，不断突破传统文学范式，进行大胆的艺术探索，这也使得作品的意义模糊，有着高度的开放性。如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一反传统写法，按照人物意识的流程来构思作品，手法怪诞、主旨不明，从而引发读者各种不同的解读。其实，即使是强调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或传记文学作品，经过艺术加工，同样具有开放性、探索性和延展性的品格，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所共有的特性。正是这些特性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和内涵更为丰富，为读者和批评家的阐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当然，笔者并非主张文学作品意义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而是认为文学意义的多层次性和开放性为读者和批评家的解读与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因为这一特征，才使得作品能够常读常新，不断从中发现新的意涵。相对于历史阐释和政治阐释等，文学阐释为个体阐释所提供的空间之广是显而易见的。

　　3.文学的超越性使阐释的公共性更易实现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它的产生与发展，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这片沃土之中。不过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远非镜像式的被动反映，而是对原生态的情感体验和芜杂的社会现实进行升华的能动反映。所以，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其超越性不仅体现在从现实生活经验性、表象化的感性认识向从本质性、规律性的本质认识的转换，体现在摆脱现实生活中狭隘的个人利欲，进而追求对人类普遍的自由理想的终极关怀，还体现在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观照，在对实用功利主义的超越中，所获得的精神愉悦。其实，无论哪方面的超越，都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个体性到普遍化的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公共性。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在典型的形象中影射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落后农民的落后和愚昧，作品中的“未庄”“鲁镇”也跃出了具体的地域范围，成为192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面貌的缩影，而渗透于作品中的“立人”思想、批判意识等则超出一国之界限，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学的超越性源于其虚实结合的艺术化创作，其追求的本质之真和人性之真为个体阐释上升为公共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其艺术虚构在对现实进行升华的同时又将现实和作品拉开距离，为阐释达成更大范围的公共性减少了阻碍。加之文学的审美性特征，使读者在无功利的审美愉悦中更容易打破现实的界限，实现广泛的认同。可以说，文学的超越性使阐释更易达成广泛的公共性。

　　总之，文学视域中的阐释活动不仅符合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的普遍性关系，而且文学的独创性、开放性和超越性还赋予了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新的特点，为其提供了新的可能。尤其是那些举世公认的经典作品，将其独创性、开放性与超越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使文学阐释中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关系的独特性体现得更加鲜明。探讨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关系在文学阐释中的特殊呈现，不仅有助于对文学阐释的深入认识，而且有助于挖掘其在文化交流中的现实意义。在生活于不同地域、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通过文学了解彼此、交流互鉴，历来是文学的重要作用之一。如今，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跨文化交流日益普遍，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应该重视文学阐释的桥梁作用。

　　三、文学阐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多次在重要场合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承载着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和时代前进方向，为实现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持续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通过“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⑦。而公共阐释论旨在通过理解、沟通与交流达成阐释的公共性，其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精神完美契合。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进一步强调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夯实人文基础，⑧文学凭借其特殊的阐释品性在这一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1.文学阐释促进各国间的了解与沟通

　　各国、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在缺乏充分理解和沟通的前提下极易导致误读。如今，虽然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但由误读所造成的冲突依旧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像“东方主义”这种有意对异质文化妖魔化的问题依然存在，因而增进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减少文明冲突，仍然是当下国际交流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学创作以现实生活为其根本，是时代与社会生活的缩影，不仅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因而文学作品历来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增进友谊的重要桥梁。恩格斯在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称赞这部作品“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⑨。列宁将列夫·托尔斯泰比作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称他的创作勾勒出了一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⑩，从深度和广度上反映了俄国十月革命前夕的社会情状。可以看出，通过文学去了解形形色色的文化与文明，其获得的认识或将比从一些专业书籍中所获得的更为全面和深刻，这是文学作品的优势所在。张江教授在《公共阐释论纲》中将“阐释”界定为“在文本和话语不能被理解和交流时而居间说话”，文学恰恰就是在各国、各民族之间扮演这样的角色。在各国人民不能直接有效沟通时，文学作品通过对特定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阐释，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消除误会与偏见，拉近人们的距离，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做出了奠基性贡献。

　　2.文学阐释为凝聚全球共识助力

　　文学作品不仅展现着时代与社会生活的面貌，作为“人学”，它也阐发出共通的人性本质和精神追求。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概念，其灵感正是来源于歌德在异国文学中的这一发现。歌德指出他在读一部中国传奇时，发现“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合》以及英国理查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11)。这些文学作品中思想、行为和情感之所以相通，正是因为纵使生活环境、地域环境以及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世界各国各族人民都有着向真、向善、向美的人性本质和精神追求以及对和平安定、自由平等的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而这些恰恰是伟大作品所应有的精神构成。再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内涵，其所追求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也是对全人类的精神追求和生活向往的完美诠释。从根本上说，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思想感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神内涵均以全人类的根本需求为基础，是开在同一根树干上的花朵，因而自然是相一致的。此外，文学以其独特的艺术性为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深入沟通破除障碍，使其在愉悦的审美体验中敞开心扉，在潜移默化中对人类共通的问题产生心灵的共鸣，这一点同样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求相契合。所以，文学阐释作为世界各国人民沟通与交流的桥梁，传达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凝聚全球共识，并非是时代发展强加给它的任务，而是其与生俱来的特性和功能。

　　总之，作为一种阐释活动，文学阐释符合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的普遍性关系，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阐释活动，文学阐释又为个体阐释和公共阐释赋予了新的特点、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其实，纵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本质上说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这些“个体阐释”通过沟通交流最终达成公共阐释的过程，这与实现文学公共阐释的路径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普遍性关系的特殊呈现。正是文学阐释的特殊性及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的相似性，使文学阐释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就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好途径。

　　①张江：《“阐”“诠”辨》，《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②张江：《“阐”“诠”辨》，《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

　　③参见吴晓明：《论阐释的客观性》，《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

　　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78页。

　　⑤司马迁：《史记》，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6页。

　　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⑦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

　　⑧参见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15/c_1124497022.htm。

　　⑨恩格斯：《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1页。

　　⑩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载《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11)爱克曼辑：《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