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潍坊苏轼文化建设发展，深入开展苏轼“天下第一中秋词”研究与开发，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潍坊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作950周年学术交流活动”在诸城举行，邀请陈才智、赵世平、李公羽、朱德泉、王丽云、郑思敏、潘殊闲等专家，就不同议题进行发言。

　　陈才智

　　东坡词有两个高峰，一个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一个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密州有超然之高台，黄州有滚滚之长江。东坡所独具的旷达之智，与气壮山河的历史画卷相互交映，特殊的地貌山水，如同风云激荡，激发东坡词开出新路，走向高峰，成就一代风流。总体而言，密州词可见东坡之才气与深情，黄州词可见东坡之智慧与旷怀，而贯通其间者，是苏轼对生命本质的追问和思考，包括对待人生荣辱的处世态度，以及透视历史烟云，去把握永恒与瞬间。

　　密州最著名的苏轼纪念场所就是超然台。超然台是密州北城原有旧台，早已荒废，苏轼熙宁七年（1074）年底到任后，第二年加以修葺，他的弟弟苏辙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命其名为“超然”，苏轼撰《超然台记》。

　　今天看来，《望江南·超然台作》是时间、地点、事件与人物的完美结合，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还是文学价值和影响来看，都可比肩中秋词之冠《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豪放词之祖《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悼亡词之代表《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赵世平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为宋代中秋词的压卷之作，千百年来被学界与大众普遍定义为望月思亲、寄寓手足之情的抒情词作。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词作的审美意境、人生哲思与亲情内涵，对文本深层的政治隐喻与士人情志挖掘尚有不足。本文以苏轼密州任职的时代背景、仕宦际遇为切入点，结合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环境、苏轼同期诗词文本及宋代士大夫的忠君济世思想，重新解读词作内涵。研究发现，该词绝非单纯的怀远思亲之作，在“兼怀子由”之外，苏轼以中秋明月为核心意象，借月咏怀、托月言志，将个人思弟之情、仕途困顿之愁、忠君报国之志与旷达超脱的人生智慧融为一体。词作既表手足离别之思，又蕴含着身处政治漩涡中的矛盾心境、对清明朝政的向往、对朝堂党争的忧惧以及逆境之中的自我精神救赎，深刻彰显了北宋文人“居江湖而忧庙堂”的家国情怀。

　　词作完美践行了苏轼“意在言外、含蓄为文”的创作主张，以温柔含蓄的笔调，规避了直白议政的风险，又完整抒发了士人进退两难的矛盾心境与逆境不屈的豁达智慧。它不仅是一首中秋抒情词，更是一首北宋士大夫的情志之歌，真实再现了宋代文人居江湖而忧庙堂、处困顿而守初心的精神风骨，这也是其能够超越时空、打动世代读者的核心魅力。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词作中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忠贞赤诚的家国情怀，依旧具备深刻的时代价值与精神力量。

　　李公羽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在密州（今山东潍坊诸城）超然台上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近千年来，这首词逐渐从文学作品演化为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中秋文化符号。2026年恰逢该词创作950周年，诸城市以“中国中秋之城”为城市文化定位启动了一系列筹备工作，相关活动方案逐级报送，已纳入中宣部“我们的节日”2026年中秋主场示范活动体系。本文即是在这一策划实践基础上，对该IP构想的生成逻辑、文化依据、资源基础与建构路径所作的系统性学术阐释。文章引入城市文化IP与地方认同建构、文化遗产“真实性”、传统节日当代转化等理论视角，认为：诸城拥有“中秋词唯一诞生地”这一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该资源与潍坊地区嫦娥奔月神话传说、蒸月念月中秋民俗传统及苏轼密州时期精神遗产共同构成了一条“神话——民俗——文学——城市品牌”的文化脉络；“中国中秋之城”定位在资源禀赋上是恰当的、合理的战略选择，但IP的建构需要在严格辨析史料边界的前提下，处理好历史事实、文学阐释与当代创意叙事之间的关系，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品牌的有效转化。

　　95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但IP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一次性的“引爆”，而在于长期的、可持续的运营。让“中秋词诞生地”从学术界的常识变为公众的共识，让超然台从一处地方遗迹逐步成长为全国性的中秋文化地标——这既是诸城的文化机遇，也是对地方文化治理能力的长期考验。当然，这一IP构想的现实成效，仍有待后续实践加以检验。

　　朱德泉

　　950年前，苏东坡在密州超然台上挥毫写下千古绝唱《水调歌头》，将“赏月抒怀”与“家国团圆”的核心文化内涵凝固定型，成为全球中华儿女中秋夜寄托情思、安放乡愁的共同文化图腾，也让中秋节升华为承载中国人千年哲思与情感归宿的精神节日。

　　东坡有诗云“万山不隔中秋月”。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这轮照过超然台的中秋明月，便深深烙下了“密州”的专属人文印记。李公羽先生提出打造“中秋之城”特色文化IP的战略擘画，正是进一步激活苏轼文化的当代转化活力，以“千年苏学”赋能诸城“人文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实现文化影响力向产业竞争力、城市综合价值的系统性跃升。

　　打造“中秋之城”文化IP，必须摒弃“自说自话、单打独斗”的传统路径，全力做好“共联、共创、共享、共赢”的协同大文章。

　　建议充分借鉴东坡文化城市联盟的成熟运营经验，由诸城牵头发起成立“中秋文化城市联盟”，推动成员城市建立藏品互借、景区互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常态化协作机制，通过串联“中秋文化特色带”打造多条跨地区精品主题旅游线路；通过共建“美美与共”的中秋文化生态，赋能联盟城市实现“各美其美”，为文旅项目对接、文创产品开发、文化金融支持搭建统一服务平台，让中秋文化真正成为可落地、可变现的特色生产力，推动诸城从“超然精神高地”迭代焕新为“中秋文化枢纽城市”。

　　王丽云

　　地名是一个地方历史的活化石。北宋熙宁七年至九年（1074—1076），苏轼任密州知州期间多次巡访昌城，昌城因此又称来苏乡，后更名报恩乡。“来苏”二字，流传千载，体现了百姓感念苏轼到访、体恤民生之情，镌刻着一地百姓对良吏仁政的向往，沉淀为昌城镇独有的精神密码。今日，我们相聚于此，溯来苏乡之源流，究东坡治密之实迹，探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之路径，既是对先贤的追思致敬，更是立足新时代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活化本土文化资源、厚植乡村精神根脉的现实求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来苏乡”文化早已融入昌城城镇气质的每一寸肌理。文化是根，根深则叶茂；文化是魂，魂立则气聚。作为苏轼文化在昌城大地的具体化、地域化表达，来苏乡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的追忆，更在于对乡村振兴的深刻启示与强大赋能。

　　郑思敏

　　近年来，“国潮”涌起，传统文化重新成为商业世界的热词。然而，当大量企业争先恐后地与故宫联名、与敦煌合作、将非遗元素印上包装时，一个基础性的管理问题却鲜少被认真追问，那就是传统文化资源，对于企业而言，究竟是一笔怎样的资产？它应该如何被评估、获取、管理、维护和焕新？既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文化批评领域，探讨商业对文化的消解，或文化对品牌的装饰性赋能。而站在企业立场，以管理者的视角，将传统文化视为一项需要理性决策、持续投入和长期经营的战略资源，进行系统的管理学考察，这样的研究尚不多见。

　　本文正是试图填补这一空白。我们通过山东诸城一家从村办企业起步的食品集团——得利斯，及其使用了三十余年的经典广告语“但愿人长久，相伴得利斯”的研究，试图回答，三十多年前，得利斯的决策者们在什么情境下做出了“借力东坡”的选择？这笔“投资”究竟为企业带来了什么回报？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企业又该如何重新评估并妥善传承这笔资产？

　　潘殊闲

　　苏轼出知密州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这是他第一次主政地方工作，对其执政经历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苏轼在密州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务实惠民的工作，可谓政绩卓著，赢得百姓拥戴。除此之外，苏轼在密州还实现了文学创作的第一次“大爆发”，掀起超然文学热潮，在文学超然的境界、超然的审美、超然的风格、超然的题材、超然的情怀等方面实现了对自我、对时代、对历史的超越。苏轼之所以能在密州实现文学的超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现实的逼迫、人生的感触、齐地自然与文化的渲染等是重要的原因。苏轼在密州实现的文学超然已成为一种文学的符号，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塑造了密州（今天的诸城）文学重镇的角色，值得当地认真的梳理、挖掘与传承。

　　密州，被苏轼誉称为“山东第二州”。密州是苏轼第一次全面主政地方，苏轼在密州的人生实践，让苏轼的文学创作出现了第一次集中爆发，成为第一座文学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