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创造性发展，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相互促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则从空间、时间、客体三大维度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下简称“三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我们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和发展，并在大众中宣传普及，促使大众不断认同接受、深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过程。“建设党”的科学回答，它的形成，从党的建设角度，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三化”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重要途径和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空间维度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0）。20世纪初，在纷繁复杂的“救世”理论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历史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加入中国元素，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不例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同样符合政党发展的规律。政党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我们称这种环境为政党的社会生态。政党的社会生态是影响政党行为的重要因素，当它发生变化时，明智的政党一般都会对自身进行积极调整，或组织调整，或方针政策调整，或意识形态调整。形式不一，但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维系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国内环境是执政党社会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唯一政党，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所处的国内环境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代表它无需对自身进行调整。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当政时面临的最大的国内环境，它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也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对这些新课题作出创新性回答的过程中形成的。

　　1、对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回答。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道路进行了系统阐述，但是，受时代的限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如何领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虽然有所预见，但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系统理论。列宁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存在，并以之为依据在俄国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是，好景不长，斯大林对于商品经济的否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俄国没能形成气候。对此，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改革开放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2]（P17）。

　　2、对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组织建设的回答。政党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成员组成的，为了提高自身的凝聚力、战斗力，政党总会千方百计提高成员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在党的建设中，组织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利益，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原来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私营企业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人物。如何看待他们，中国共产党是否应当将他们吸收入党组织，成为党的建设无法回避的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江泽民提出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建设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江泽民看来：“他们（私营企业主）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3]（P286）他们的财富如何，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表现，重要的是要考察财产的起点和终点，即“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3]（P287）。基于这一论断，“七一”讲话作出了允许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决定，成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突破。

　　3、对如何应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的回答。意识形态是政党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也是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顺利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后，马克思主义也相应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遇到了严峻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源于开放过程中与西方的先进思想、技术、资金经验相伴随而来的腐朽思想、文化，另一方面源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趋利性等在人们思想中衍生出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左的成分。这种状况的存在，既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也给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挑战。为了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确保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中国共产党给马克思主义增加了新的元素。一方面，强调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多次强调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全党同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3]（P283）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其过程符合江泽民的论断：“看我们是否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键看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推进党的事业发展。”[3]（P339）从本质上来说，按照这一原则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空间维度促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间维度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4]（P382）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时代的转换，要求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于是，便有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列宁说：“只有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5]（P123-124）正是国际格局和时代特征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客观依据。

　　1、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错误地把“战争与革命”当作时代主题，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吸取教训，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对时代特征作出了科学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解决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是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围绕时代主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论断。在发展问题上，他将发展提到“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的高度来看待；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合作为核心的新的安全观；主张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2、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凸显。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相比之下，中国仍然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应对之策的话将会十分被动。虽然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但是诞生于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应对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策略，于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再次面临时代化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提醒人们注意经济全球化问题，既要正视经济全球化这一发展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又要加紧研究应对之策，尤其是研究化解风险的对策，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3、国际社会主义发展转入低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改变了欧洲格局，也引起了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由原来的15个迅速减少到5个，国内外不少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有的甚至失去信心，西方国家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国外反华势力也趁机向中国发动进攻，狂妄地叫嚣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乱得差不多了，中国也只要推一下就会倒。国内也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现出忧虑和担心，一些党员、干部甚至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信仰危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国际国内环境使中国共产党提高了警惕，发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告诫。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苏共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覆辙，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肩负着重要使命。江泽民一再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3]（P290），苏东剧变“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总结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有新的发展”[6]（P410）。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走向低潮时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主张，它从党的性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为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指明了方向。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3]（P537）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具有时代特色的一系列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客体维度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P9）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提醒人们要重视理论的力量；二是说明理论只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掌握群众，发挥自身的力量，从理论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政党是民众利益表达的工具，政党要想执政，就必须首先获得足够多的民众的支持。也就是说，民众是否支持，以及支持力度的大小直接决定政党能否执政。那么，政党通过什么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呢？一般而言，主要有两大因素：政党的执政绩效和意识形态。按照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的观点，任何政党都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不仅是政党，普通民众同样有意识形态的选择。当某一部分民众与某一政党的意识形态相同或相近时，政党制定出的方针政策与民众的利益需求具有一致性，更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政党的指导思想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发挥它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必须具备符合民众利益的内容和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形式。从政党与民众关系的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化大众”的任务也就在这样的逻辑中成为必须。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共产党宣言》有一个着名论断：“共产党人不是与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7]（P285）论断阐明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并将此作为对共产党利益表达的根本要求。

　　民众的利益具有丰富的内涵，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组成的复杂体系。但是，物质是根本，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首先要发展生产力。因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生产力发展予以高度重视。1989年12月29日，在中央党校党建理论研讨班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坚持党的性质不变，是因为工人阶级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8]（P90）1991年4月27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再次指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中，江泽民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进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伟大革命力量。最终，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提到了党的性质的高度予以强调。

　　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人们的物质需求逐渐得到了满足，随之，精神领域需求和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于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出发，要求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实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目标。同时，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角度对党的利益表达功能和内容作出了全面的规定，符合人们的利益需求，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2、全国掀起的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需要在与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的交锋、对比中获得。”[9]而对比、交锋的实质，就是通过宣传、学习等途径获得民众的认同。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充分肯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全党一切工作中的指导地位，自觉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部署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编辑出版《江泽民文选》，中共中央宣传部还印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好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在中央的领导和推动下，地方各级积极响应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学界、政界、企业界纷纷行动，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对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体现。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从空间、时间和客体三大维度，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回答，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回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提供了思想理论保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论党的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林国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的宏观视野[J].湖湘论坛，2011,（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