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践行“三个代表”的进程-学术中心-学术资讯网,学术论文库,职称论文发表网

　　摘要：从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历史进程，以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分析其经验与教训，说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全面统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各项实践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进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协调并举，清除传统专制政治文化的影响，才能切实贯彻好“三个代表”,实现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三个代表”; 民主革命与建设；历史周期率；科学发展观

　　“三个代表”这一概念始创于2000年，虽然此前未之有，但其内涵的理论原则一直随着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实践过程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于世纪交替的历史时刻，站在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高度，对一百多年来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的理论创新成果。正如2000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克服困难、战胜强敌，夺取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一些挫折和失误，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三个代表'.”[1]在这方面，党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误的教训。如果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都做到了“三个代表”,那就是误解了这一重要思想，并且误解了历史，并不利于汲取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理论宝库中的珍贵财富。本文拟从中国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共产党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历史进程，就其中得失及其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兹略抒管见，以期有助于理性认识历史，积极面向未来。

　　一

　　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古代曾起过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的积极作用。到了近代，由于时势的发展变化，这种积极作用已随风流云散。面对西方列强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蛮侵略，许多志士仁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从传统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理论的武器库中拿起或搬来种种可能有用的思想武器，以动员民众抵御强敌，或英勇或悲壮，固惊天地而泣鬼神，但终于还是败下阵来。因这种种旧武器虽能激发民气轰烈于一时，却无法形成广泛而持久的民族凝聚。“中国如一盘散沙”,令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扼腕不已。五四时期，经过认真实验、比较和鉴别，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先进分子从西方近代文化系统中选择了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中国的指导思想。正是在共产国际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国共合作，努力体现中国近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广泛地代表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擎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大旗，推进革命武力与民众的紧密结合，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广阔而坚实的基础，使“国民革命”、“平民革命”的宗旨在更深刻更广泛的层次上得到切实的体现。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建立起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反对民主，镇压人民革命，屠杀了无数为争取民主而英勇斗争的中华优秀儿女，延续了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极大地背离了近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背离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时的国统区，在一片尊孔读经和法西斯蒂的鼓噪声中，依旧四分五裂，如散沙一盘。美国历届政府的大力扶植，并不能改写蒋介石政权于 1949 年在中国大陆覆灭的历史。

　　20世纪20 - 30年代之间，在血泊中奋起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避艰险，继承孙中山未竟的事业，继续高举民主主义革命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由此而呈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即强调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2]65据报告文学奠基人、着名外国记者基希在对近代中国社会进行深入的观察分析之后，于《秘密的中国》一书中明确记载：在1930年代的中国革命根据地中，“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封建统治，没有外国流氓，没有鸦片烟，没有私人银行，没有儿童劳动，没有贩卖儿童，没有传教师，没有内地税，没有土匪将军，没有贿赂”.[3]在这里，百年来中华优秀儿女前仆后继进行民主革命斗争所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已开始萌芽。这一鲜丽的历史画卷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根据地呈现，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奋发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领导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的必然结果。可见，近代中国社会里只有努力体现“三个代表”,推进民主革命，才能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打倒封建势力，根本扭转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得到健康发展。有学者经仔细比较研究后指出，当年江西中央苏区颁布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婚姻法》等法律文件，在发展民主、尊重人权和维护人权方面的内容非常先进，规定得非常细，领先于许多同处于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国家当时所达到的法律水平[4].

　　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光辉旗帜，牢牢把握民族革命是特殊的民主革命这一中心认识，始终明确“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因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为民主即是为抗日”,[2]274坚持通过发展民主以奠定抗日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为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致力于发展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同时更致力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当时中共所领导的根据地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的政府称为“抗日民主政府”.而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普遍举行的民主选举，则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实现民主的普选，为人类民主发展进程留下了“豆选”等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佳话。这说明，即使在人民文化水平落后的地区，也完全可以实现民主的普选。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民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原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就真切地表达了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积极发展民主，广泛动员民众，努力实践并切实体现“三个代表”,才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外患消弭，因民族革命战争而凝聚的统一战线终告破裂，国共两党重开内战。中国共产党要将民族抗战的胜利引向人民的胜利，最终引向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企图将民族抗战的胜利引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国再次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两个命运的决战。美国政府选择了蒋介石，中国人民则选择了共产党。最终体现为历史的选择的恰恰是人民的选择。而人民的选择正是对民主的选择，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忠实于“三个代表”的选择。

　　在整个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民主，最集中地体现了近代以来发展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反映了深受专制统治危害的广大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热切愿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潮流，因而也就能更集中更切实地体现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民主发展的实际状况与“三个代表”的实践成效息息相关；而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归根到底也就是追求人民民主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努力实践并切实体现“三个代表”要求的胜利。

　　二

　　发生在毛泽东与黄炎培之间的“窑洞对”,首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历史周期率。几十年来，这一问题，每每引人深思，津津乐道。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诤友黄炎培应邀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促膝长谈。黄炎培担心中共会照样重复走历史上王朝更迭的老路，乃与毛泽东着重讨论如何摆脱封建制度下“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的制约。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深表赞同，他认为：“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5]在这里，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热诚和智慧撞击出耀眼的理性的光芒，至今读来犹令人感怀不已。其后的历史进程，如果窑洞对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够转化为发展民主政治的革命实践，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那么，发生在20世纪50 ~ 70年代整整20年的极左路线统治这种长期性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就可以避免。

　　世纪沧桑，人事代谢，但窑洞对治国方略的光芒却穿透历史时空，灿烂依然。60多年过去了的今天，我们能不能说已经完全摆脱了这一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力呢？走进新世纪以来，人们喜欢回顾过去，喜欢展望未来，这一问题，应是特别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新中国政权确立以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订的宪法都无一例外地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照宪法规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应经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2005年10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长达3万多字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文告。它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和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6]诚然，只要始终一贯地坚持民主，发展民主，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能够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的。

　　但是，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三个代表”的实践上并非一路坦途，总是阳光灿烂；而是几度曲折，曾经雨骤风狂。比照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历史进程，“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其实还是远不够的。至少于20年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而言，这“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一说，实际上更多类似人们耳熟能详的理想化表述。早在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封建主义文化传统极为深厚的古老国家的基础上，在显形的封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被铲除以后，隐形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7]39历史事实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的可靠性曾经经受了严峻的挑战与考验，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并没有应有的权威”,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曾经暗礁激荡形成巨大的历史漩涡。其中曲折的历史波澜，应有恰当的记叙；而深刻之历史教训，尤宜认真记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久又顺利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此以后，一方面，党的领袖逐渐骄傲，虽然主观上不断努力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但实践上却越来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专断作风日益发展，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被削弱、破坏，“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而实际上，建国后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对重大问题的决策选择都存在不同意见，也即存在明智选择、正确决策的可能性。但因高度集权的领导方式和决策方式而造成的第一把手的个人专断，往往排除了最佳的决策选择，以致对党和国家对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家长制式的高度集权妨碍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导致宪政文明和民主法治变成空中楼阁，这是造成失误并长期得不到纠正的重要原因。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8]330 - 332家长制现象、特权现象的不断出现，极大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实施。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过渡任务的完成，党的领导人在当时认为这便标志着中国封建主义统治的终结，因而在国家战略指导方针上规定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进而在致力于反对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假想敌的斗争中，人们不但轻易地放弃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入批判，而且更多是在自觉不自觉中保护和引纳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东西，不但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没能拿来为我所用，甚而竟用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去反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实践中，就曾经把一些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陈年旧货拿来，直接贴上“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神圣标签，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曾经一波三折，步履维艰。许多教训深刻的历史事实表明，一些干部和晚年毛泽东以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所以曾经犯严重错误，同现实权力结构中缺乏强有力的民主制约机制密切相关，也同深厚的专制政治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就是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所以在那一时期能够形成大气候，一路恶性发展，也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实际存在严重的家长制作风分不开。

　　为了避免“文革”这一类历史悲剧的重演，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1980年夏，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光辉文献中郑重提出，只有对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深刻揭露了中国现代政治体制存在的五种主要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和终身制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8]327弊端的形成，固然与人们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误区、实行计划管理体制需要高度集权以及共产国际和苏联模式的负面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长期浸润的结果。这种种弊端，实质上是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这一类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是阻滞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无形而沉重的障碍，绝不是多年来“封建主义残余”这一习语中的“残余”二字所能概括的[9].

　　无须讳言，背负传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使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人未能充分把握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的历史契机，“没有重视”“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根本任务，[8]65因而在主观上努力体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中国人民利益的同时，实践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以至失误，客观上不同程度地背离了“三个代表”,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的历史浩劫，致使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三

　　中国传统的专制集权政治文化，既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深厚土壤，又紧紧攀附在民族特色和民族感情的大树上，历经悠久丰厚的积淀，潜移默化，沦肌浃髓，逐渐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内化于民族主体，与民族的心理、性格、习惯浑然一体，不同程度地渗透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支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成为人们立身处世时自觉不自觉的价值坐标，实际上影响着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存选择和实践精神。而“浸润日久，习焉而不察，在儒家孝道伦理血亲面纱的温情笼罩之下，远不是每一个被支配者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被支配。”[10]尽管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前后曾以科学和民主精神予狠狠打击，传统封建专制主义头上的神圣光环已然失去，但它与进入近代以后仍然普遍存在的传统的小农经济这一落后的社会生产形式纽结在一起，因此犹如东方不死的“精灵”,总是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江河中出没。“许多叱咤风云的反封建战士到后来却成了封建的俘虏，做了俘虏他们自己还没有觉察到。”[11]近代史上，中国民主政治的先驱者们，无论是近代的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同样缺乏大工业生产这一坚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往往围绕着政治改良与革命的目的，一般都具有很突出的实用性和难以避免的片面性，相对缺乏理性的、系统的、更深层次的剖析。由于文化上精华与糟粕的难以区分，先驱者们在向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寻找依托和支持的同时，“客观上便不自觉地与封建伦常联袂而行，使封建文化披上了一件新鲜光艳的迷彩服，为封建文化的继续生存和滋长乃至泛滥提供了有效的庇护。”[12]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未有足够的清醒去识破它的迷惑，反而为其披上“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外衣而联袂登台。继阶级斗争扩大化之后，接踵而至的则是长期人为大规模地制造“阶级斗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举世瞩目。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深化改革，不断清除封建主义与各种陈腐的思想因子的影响，进而正确代表并凝聚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然而，中国的民主与科学传统毕竟根基浅、底子薄，而封建专制迷信传统却是树大根深，源远流长。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较诸经济体制改革困难更大，步履更为艰难。改革力度轻重失衡，严重影响着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并阻滞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30多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与此密切相关。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分析现阶段社会政治存在问题时曾着重指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这是自1949年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封建主义”放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之前提出来。对此，任仲夷曾在《炎黄春秋》发表《十五大在观念上的新突破》一文，做了精辟的分析。[9]11诚然，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调整，而是有意识地突出了对封建主义危害的批判，体现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上的深化。这样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半个世纪建国实践基础上深刻反思的重大理论成果。的确来之不易。而推进这一理论认识的实践，改革政制，发展民主，根除专制政治传统文化的积弊，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显然就更为艰巨。当前，人们在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更清醒地认识到，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的状况还存在许多突出问题，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现象仍在蔓延滋长，而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等等问题，更直接阻碍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影响着党和群众的关系。凡此种种，说明时至今日，现行具体制度中体现传统专制政治文化消极影响和习惯势力的诸多弊端，仍远未得到彻底的革除，在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中仍阻碍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迟滞了我们前进的历史步伐。正如任仲夷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推进各项改革所遇到的最大阻力，仍来自封建主义。[9]13

　　2012年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任期内最后一次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13]温家宝总理的这一深刻论断，明确揭示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发展进程中的痼疾所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改革发展民主的深切认识，吹响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号角。

　　约言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现实生活中仍然延续着的渊源久远而积淀深厚的中国传统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遗毒，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增强现代社会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大敌。因此，根除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征途上继续坚持实践“三个代表”的必然要求，任重而道远。

　　要真正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需要切实把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各项工作全局的新的行动指南。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推陈出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在主观努力推进发展，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则在注重主观努力发展的基础上更强调客观上的科学、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既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深刻汲取了历次失误的经验教训，吸纳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有益成果，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科学内涵，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关于发展的思想，是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更具现实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行动指南。胡锦涛在将“和谐社会”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时，一是特别明确把一直相对薄弱而发展滞后的“民主法治”列在首位，二是注重全面协调发展的关系。这是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当代宏伟而科学理性的目标战略。从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经验出发，要减少、避免以往反复出现的种种弊端，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特别是统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各项实践活动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这样，才能使中国从深沉积淀的专制主义遗毒所形成的社会历史潜网中彻底解脱出来，顺利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成功转型，把中国建设成为真正文明和谐的幸福家园。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首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1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而中国共产党人在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时，仍需深切注意的是，历史事实已经表明，并不是谁说“代表”就一定能够代表，也不是谁想“代表”就一定可以代表。到底能不能做到“三个代表”,最终仍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要接受历史的评判。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最近30多年来是切实体现了“三个代表”的，因而能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认真反思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也曾对“三个代表”有所背离，原因或有许多，而其中密切相关的则是，我们一直未能充分重视科学发展，未能把握统筹协调全局的科学发展，尤其是对所处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专制政治传统的深沉惰性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

　　以史为鉴，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将是长期的历史任务，理所当然要贯穿于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同理，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因此，坚持深入持久地批判封建主义，也必须贯穿于同一过程。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已是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并逐渐凝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精神的主要内容。我们相信，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伟大旗帜，不但要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而且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努力加强党的建设，在巩固安定团结大局的基础上，有步骤有秩序地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彻底根除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危害。只有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协调并举，才能切实贯彻好“三个代表”,才能真正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社。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N].人民日报，2000 - 05 - 22（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德）基希。秘密的中国[M].周立波，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159.

　　[4]喻权域。中共党史的主体应该是什么[J].当代思潮，1998（2） :55 - 56.

　　[5]黄炎培。延安归来[M]/ /黄炎倍。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8 - 149.

　　[6]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N].光明日报，2005 - 10 - 20（7）[7]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2）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任仲夷。十五大在观念上的新突破[J].炎黄春秋，1998（11） :9 - 13.

　　[10] 王垒。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困局的伦理透视[J].学术研究，2007（5） :110 - 115.

　　[11]陈旭麓。陈旭麓文集（2）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74.

　　[12]王垒。传统儒学与孙中山对民族文化素质的认识[J].社会科学研究，1995（3） :87 -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