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蚁族”概念的提出

　　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不被关注的群体，他们虽然“光鲜”地生活在人人向往的大都市，但却过着聚居在城市边缘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的日子； 他们虽然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但却也属于工作不理想的低收入弱势群体； 他们虽然被现实的艰难所打击，但却依然在与命运进行抗争，为生活打拼，为梦想奋斗。这就是近几年出现在社会中一个新的、特殊的群体---“蚁族”.随着2009年9月我国青年学者廉思主编的《蚁族： 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的出版，“蚁族”这一新概念也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其群体的生存状况也被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蚁族”顾名思义，即像蚂蚁一样的族群，它是对毕业后聚居在大城市边缘地带奋斗的大学生群体的形象概括，是继我国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三大弱势群体之后出现的第四大弱势群体。[1]1廉思还根据其聚居地域的不同把他们分别称为京蚁（ 北京）、穗蚁（ 广州）、沪蚁（ 上海）、江蚁（ 武汉） 和秦蚁（ 西安） 等。继廉思之后，更多的学者对“蚁族”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如韩晗认为，“蚁族”是指大学毕业10年内，个人来自非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贫困家庭，在拿着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一线城市从事合同、聘用职业的低收入群体，其“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2]还有学者则认为，应该弃用“蚁族”的概念，而用“智力型民工”来指称“漂在城市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3]但是，无论社会各界怎样定义“蚁族”这个群体，它都有着共同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一系列特征： 其一，“蚁族”群体大都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大多数是典型的“80后”群体，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作为我国新时代开启的一代，他们心怀理想，敢于拼搏。其二，“蚁族”队伍十分庞大，根据廉思课题组调查研究结果的保守估计，仅北京地区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也指出，“蚁族”人数在百万以上，而且大多聚居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如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都大规模地存在这一群体，他们被迫游离于城市的边缘，过着简朴甚至拮据的生活。其三，大学生“蚁族”群体大都来自贫困或偏远地区，而父辈状况不佳是“蚁族”所具有的普遍特点。“该群体以中下等阶层家庭为主组成，其现状似乎是父辈的再现”,来自农村及县级市的“蚁族”达到了总调查数量的3 /4.[1]13其四，这一群体与其他弱势群体的最本质区别就是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却在毕业后从事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临时性工作，月收入通常在2 000-3 000元左右，有的甚至还处于失业的状态。

　　二、“蚁族”形成的主要原因

　　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中阶层之间的分化与互动过程，是各个阶级或阶层内部以及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个人或者群体的社会地位升降与职业转换现象。[4]它既表现为个人社会阶层背景的变动，也表现为个人社会角色的转换，实质上是个人社会关系的改变。[5]3社会流动有许多种类，而这里所讲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流动则是垂直流动，它使社会中固有的各个层级进行新陈代谢，使社会这个大血管中的各部分血液流顺通畅。在社会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在毕业后都想获得如此的机会。他们为了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而毅然决然地选择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打拼，但由于现行的经济状况、严峻的就业形势、房价过高等原因只能被迫沦为弱小的中国流民。他们无法进行有效的就业，只好选择聚居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扮演着“蚁族”这一社会角色。目前，我国社会正经历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市场转型、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在这些因素以及人的趋利性特征的综合作用下，在我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必然出现大学毕业生滞留现象。

　　（ 一） 大学生就业观念的偏差

　　恰如劳伦斯·米德所说：“底层的贫困与其说源于缺乏机会，不如说源自无能或不愿利用机会。”①因此，蚁族群体所面临的不佳生活现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其自身的抉择。②根据近几年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调查显示，多数会以“经济发达、工资收入高、发展潜力大”等作为自己选择工作地区的标准，正是由于这些较为偏差的就业观念才导致了这些大学生在寻求自己向上流动的道路上受到阻碍。

　　大学生“蚁族”这一群体基本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已独自走上了求学之路，他们并不像自己的父辈那样深切地眷恋着故乡。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这一背景，让他们深知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差别所在，而且片面地认为大城市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才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发展的可能，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拥有和大城市孩子一样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愿回到原本闭塞的家乡，不愿再重复父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所以有学者强调，“蚁族”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主观抉择失误所造成的。他们盲目地奔向大城市，特别是以京、沪、穗为代表的一线城市。这些城市的竞争十分激烈，对求职者的人力资本要求很高，普遍毕业于非知名高校而且专业往往处于劣势的“蚁族”群体在竞争中自然不占优势。[6]社会学家芒福德曾说过：“大城市就像是一个磁体，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人才和各种资源汇集到一起，特别是大城市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城市的魅力和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7]就是这种吸引力让他们产生了“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荒唐想法，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来完成他们向京、沪、穗过渡的执拗心理迫使他们选择留下来成为“蚁族”.大学生的这种不成熟就业观念让背井离乡的他们独自承受着生活带来的压力、融入异乡的困难与距离感以及孤身奋斗的孤独感等后果，最后被迫聚居在大城市边缘地带充当“蚁族”的角色。

　　（ 二） 盲目扩招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

　　伴随着我国1999年刮起的高等院校扩招之风后，各高等院校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陆续实行扩招政策。“高校入学率目前已经达到了21%,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的目标，按国际标准，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也就是说，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与此同时，也使得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进入了普通劳动者的行列”[1]50.所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的同时，高等院校毕业生与社会就业的尖锐矛盾也随之显现。

　　虽然高等院校每年都在向社会及时地输送大学毕业生，但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量已经远远赶不上毕业学生的数量，尤其是社会计划招聘的岗位正在逐年下降。据有关数据显示：“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2009年达611万人，2010年达631万人，2011年达660万人，2012年达680万人，2013年达700万人左右，”[8]逐年递增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必定会造成高校的人才输送与社会对人才需求之间矛盾的加剧。就在前不久公布的由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指出： 从2012年10月29日至2013年4月10日，被调查的2013届硕士毕业生签约率为26%,低于2012届同期11个百分点； 本科毕业生为35%,低于2012届同期12个百分点； 高职、高专毕业生为32%,低于2012届同期13个百分点，低就业率已经成为大众无法回避的难题。高等教育的持续性规模化扩张与市场需求增长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造成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远大于需求数量。[9]人力资本如果还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势必会造成大学生自身价值的严重贬值，“僧多粥少”的就业局面会让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无法承受住社会的压力，更不用说顺利地进行自下而上的流动而获得向往的身份与地位了。

　　（ 三）“半成品”的高校输送模式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数量提升的同时质量问题则被忽视。21世纪是知识与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社会需要的是能够适应这种高速运转的高素质人才，但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的矛盾造成现今大学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 应用知识能力、沟通协作能力欠缺，工作责任感、职业操守不足，把握社会需求的能力、适应职业需要的能力缺乏，直接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和蔓延。[10]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重科研轻教学、重知识轻技能等一系列缺点造成大学生质量严重的滑坡。在现实中，相当一部分高校不顾实际走高、大、全式的发展道路，即高校贪大求全，盲目攀比，不切实际地搞“高”（ 办学上层次）、“大”（ 招生扩规模）、“全”（ 学科全覆盖）。[11]这种随之而来的产业化输送半成品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对人才结构的需求；“市场需要的是蛋糕，学校送出的却是包子”,这句话形象地说明高校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这一社会对人才的高要求与毕业生的低素质之间的矛盾，使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蚁族”就是高校扩招后累积效应的直接体现，也是高校课程设置与社会对人力资源需求脱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12]整个社会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让教育未能幸免于难，成千上万的学子被“忽悠”进了高校，也不管学校是否满意、专业是否适合，三四年的青春换来的却是毫无实质意义的教育结果，自身的不足和巨大的竞争让他们继续经历着就业的压力和生活的艰辛，一心指望读完大学而能改变命运，毕业后却仍维持着原有的生活状态，到最后被打回原形，输得一败涂地。

　　三、“蚁族”乃社会流动受阻的产物

　　（ 一） 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

　　一定时期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必然决定了处在不同层级的社会成员在财富、权力和声望等方面的高低差异之分：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社会成员社会地位高、占有权力多、成员数量少，他们比较容易实现自己的要求与愿望； 而处在金字塔底端的则社会地位较低、占有权力少、成员数量多，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向往着顶层的生活。这种结构造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及其等级观念的形成，而正是底层与上层的鲜明对比决定了此种结构的不确定性，激励着人们向金字塔顶层努力，所以“人往高处走”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奋斗目标。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转变，从而成功地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

　　法国着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将影响社会流动的资本因素具体划分为3个形态：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他尤为关注文化资本对现实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阶级的差异。布迪厄认为文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并跃居于影响社会生活的首位因素，所以文化资本在3种资本中所占的地位最高，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文化资本还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而转换的过程则是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教育这个话题已经在不经意间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它在当今知识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已经成为决定个体发展的主要因素，也是衡量个体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 它可以培养人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有时候是否有良好的教育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简而言之，一个人所接受的教育越多、越高，其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完善与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就越高，在社会中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教育系统作为当代社会中控制社会阶层与社会特权地位的主要机构，其中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更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单就我国一年一度的高考来说，它究竟承载了多少学子、家庭和社会大众的期望，是绝不能低估的； 自从接受教育的那一刻起，所有人的目标就是在高考中拔得头筹，考取一个理想的大学，从而改变自己的一生； 大学毕业后的众多学子的求职之路也让人们看到了学历对职位高低的影响，看到了教育对职业选择与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文凭，而现代社会也已经在不经意间变成了文凭与学历的社会。对于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处于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有的只是十五六年的受教育背景。在这种状况下，教育是他们首先所能想到进行社会流动的路径，也是他们获得社会地位的唯一可能的有效途径。这样一来，教育就变成他们对改变自己现状期待最多的因素。社会学家哈维格斯特曾经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将成为个体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缺乏教育、教育失败将成为个体向下流动的基本原因”①。

　　（ 二） 教育对社会流动角色的局限性

　　原以为可以通过“教育-职业-社会阶层的流动-身份的获得”这条途径实现自身的价值，可现实的残酷性俨然让“蚁族”这一大学生群体滞留在这条道路的初始地点。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教育的确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动力，但并不是受教育之后就能实现社会阶层的顺畅流动，也并不是区区一个教育就能解决社会流动的根本问题。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何种原因导致在大学生这些高知群体中诞生了一部分渺小、无奈的“蚁族”,经过十五六年的教育投资以后却没有享受到所谓的高等教育带给他们的福利，让他们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之路受阻？ 布迪厄早在1970年撰写的《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再生产》一书中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曾经对教育的看法。他指出： 过去人们将教育看成是传授知识和颁发文凭的机构，同时这种教育机构也是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之合法化的方式，是现代社会中阶级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机制。[13]6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但它本身却是在执行一种排他性的以及推动某些个人利益的功能。[14]34也就是说，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固化了社会既有的不平等，其功能更多地表现为复制大于流动，是社会成员身份与地位的复制载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保罗·威利斯在1977年出版的《学做工： 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试图论述这样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的孩子只能得到工人阶级的工作，他们不能实现社会流动。作者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不同家庭背景所塑造出来的孩子的不同表现： 中产阶级的孩子会在学校用功读书，遵守学校规定； 而工人阶级的孩子则在反对学校权威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反学校文化”的行为，他们不愿意学习，认为文凭对他们找工作毫无用处，排斥脑力劳动，最终放弃了向中产阶级流动的机会。[15]45由此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教育者的受教育状况，同时也是影响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首先，不同的家庭环境造成学生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如今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毕业于非重点本科与专科的学生。事实上就读于这些学校的学生大都来自于农村。一方面，偏远贫穷地区经济与教育的恶性循环造成这些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供给力严重不足，大多数家庭支付不起高昂的学费或生活费供孩子到优质教育资源学校就读，于是放弃了入学的机会，使就读好学校的入学率处于很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读书无用论”的烙印让大多数家长并不愿意把孩子置于教育的氛围之中，孩子也只能重复着他们父辈的人生轨迹。

　　其次，不同的家庭环境造成了学生受教育结果的不同。存在已久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城市中心”的主流价值取向早已固化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也频繁地反映在教育之中。如作为教育中介的教科书的制定往往会忽视贫困或偏远地区学生的受教育需求，书中内容的选取甚至是随书所附的插图无不体现着城市价值取向。大学生“蚁族”早在最初的教育过程中就对这些偏城市化的知识和场景不熟悉，也就适应不了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再者他们没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优良的学习环境与充足的教育经费，所以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更不用说后续的教育过程。在高考中的失利又造成了他们实现不了“鲤鱼跃龙门”的积极效果，因而也就无法在高考这一独木桥上超越城市孩子，继而完成不了所谓的社会流动。

　　第三，高等教育扩招之后各高校出现了明显的学生分层现象。城市学生主要集中于重点大学，而农村学生更多地集中在较为薄弱的地方大学，因为太高的录取分数使他们进不了重点大学，太高的学费又让他们进不起民办大学。[16]我国着名的高等教育专家闵维方等人的研究就表明，学校声望对学生求职有明显影响，是否是“211”工程重点大学毕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单位的性质。[17]毕业于一些层次较低大学的农村学生十年磨一剑的奋发努力，只换来了从大学生到大学生“蚁族”的社会角色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并不属于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的范畴，沦为“蚁族”的他们即使压力再大也要留在承载自己梦想的地方而决不后悔。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农民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与城市居民子女相比明显处于劣势，特别是现行高考招生体制和高等教育收费制，无疑提高了农村学生跨入公立大学深造的门槛，其结果是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少足够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适当向上流动的机会。[18]87

　　第四，不同的家庭环境形成了大学毕业生的赞助性流动方式。文化资本有利于当前社会等级的确立，教育在现代社会也确实是保障一个人稳定甚至是完成社会流动的可靠因素，但文化资本最主要的累积与传承方式是通过家庭，而文化资本通过家庭这个中介促进社会流动的方式也只能是赞助性流动。英国学者拉尔夫·H﹒特纳在《赞助性流动、竞争性流动和学校教育》一文中论述了两种重要的升迁流动方式，即赞助性流动与竞争性流动。赞助性流动是以占有社会资源为推动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它注重的是社会成员的地位或身份，在这种社会的流动方式中职业世袭率较高； 而竞争性流动则是社会成员在公正的环境下以个人的努力为主而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19]92现今社会是“拼爹”“拼钱”的时代，太多的“富二代”与“官二代”成为阻滞社会流动进程的障碍，这种状况决定了只有赞助性流动才能成为最主要的流动方式。特纳指出：“在赞助性流动中，英才新成员由公认的英才或其代理人挑选，英才地位是依据某些假定的德行标准而授予，它不可能靠努力或策略来获得。”[19]92社会成员在其完成流动的过程中先赋性资源的作用远远要大于自致性资源。这里的先赋性资源主要是指靠继承父辈而获得的资源。

　　不同的家庭环境熏陶会让学生养成不一样的言行举止，甚至对以后认知与技能的培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来自家庭环境较好的孩子因为在良好的氛围下生活与学习，从小占有更多与更好的有形或无形的资源，所以在学业上更容易成功；而家庭环境差的学生则要在各种方面落后于他们，这种资源占有的差异最主要还是由早先文化资本的持有者---父母决定的。父辈在把既有资源传递给他们子女时，教育扮演的则是使这种传递过程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角色，而且这种合法化也早已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教育就是帮助早先就是精英的孩子进一步垄断他们的特权从而保持自己的“精英”地位，然后成为拥有更多资本的统治阶层。高等教育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其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限，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了出来，而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却被巧妙地掩饰起来。[20]可见，高等教育作为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在变窄，而作为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助推器的作用在变强。[21]

　　（ 三） 教育不是社会成员完成社会流动的唯一中介

　　布迪厄认为，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并不仅仅只有文化资本在起作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地位同样是不可替代的。上文论述了文化资本的主要传递方式是通过家庭，而事实上其他两种资本亦是如此。对刚进入社会白手起家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家庭在其背后的助推力确实很重要。拥有着父辈积累的丰富资源的学生可以轻松地保持原本的地位或是向更高一层进行流动，而对于那些毫无背景、缺少各种经济、社会资源的人来说仅靠努力未必就能实现由下向上的社会流动。一些普通大学生努力考上大学，虽然肩负着家庭的殷切希望，但却无法与那些“富二代”“官二代”相抗衡，不停地努力奋斗也抵消不了在大城市就业的巨大成本，无奈的他们只好加入巨大而又渺小的“蚁族”大军，继续着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存的生活。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道路是拥挤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顺利地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而教育也绝不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唯一因素，相对处于弱势的“蚁族”则成为这条道路上的“牺牲品”与“失败者”.

　　四、削减“蚁族”社会流动受阻的措施

　　造成“蚁族”在社会层级结构上合理流动受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于现实社会现有的人群分层所造成的起点不公平的因素，又有来自于高等学校内部专业和课程设置不能适应社会就业需求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大学生自身的社会认知方面的问题。为此，对这一社会客观现实进行改进，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从多个角度进行调整。

　　（ 一） 建设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流动体系

　　在社会层面需要营造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流动体系，以确保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发挥良性作用。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个体从一个社会群体流向另外一个社会群体。从社会流动的方向上来看，社会流动的基本趋势是“趋利避害”.任何一个群体都希望通过适当的奋斗和努力改变其所在群体的社会层次，向较高层级的社会迈进。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上来看，社会流动包括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所出现的“蚁族”现象凸显的是纵向流动的问题。在不同社会群体成员发生社会流动的多种方式中，教育是实现不同层级成员相互流动的一种有效、简便、合理的方式，然而不良的社会流动又限制了教育应当发挥的促进社会流动合理发生的功能。在传统社会中，教育领域中的精英主义观点就体现了不良社会流动对教育促进社会应然、良性社会流动功能的限制。持精英主义教育观的学者认为，在社会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必须选择那些最为优秀、最为努力上进的学生，使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分子和领导阶层。这一基本观点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是在公平竞争的外衣下，一般社会成员在与主流社会群体竞争的过程中很难体现出自己应然的社会价值，这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对立，更加坚固了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阶层堡垒。时至今日，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同层级、结构的群体由于在金钱、权力等方面资源的占有量不同，决定了较高层级的社会流动的发生只存在于社会优质资源占有量较高的群体成员之间，这就限制了教育促进社会合理、良性流动功能的发挥。正如同教育领域的平等主义教育观的主张者所认为的，个体自然因素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所造成的社会流动事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由于个体的社会背景、社会层级等个体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是不能被认可的。要改变这种现实状况，需要在日益体现开放性特征的社会形态中，努力建构一种具有开放性特征的社会流动体系。在开放性社会结构中，个体不因为其所在群体既有的社会阶层状况决定其一生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其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弱化个体社会差异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影响，凸显大学生自身的努力水平和努力程度。

　　（ 二） 提升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高等学校体系内部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使高校毕业生符合社会对人才素养结构的基本诉求。教育活动能否有效促进社会流动的发生，除了社会宏观背景影响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内部要素，即教育活动所培养出的受教育者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高等教育与社会对人才素养结构的要求联系最为紧密，其所培养的高校毕业生如果能够符合社会对人才素养结构的基本要求，受教育者个体所期望的社会流动就能较好地实现，反之则不能实现这一良好的社会流动功能。这就需要在高等学校体系内部进行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首先，以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为指导进行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在专业设置方面，需要以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为基本指向，既考虑到高等学校内部专业发展的稳定性特征，同时又要考虑到社会对某些紧缺专业的需求状况。在人才培养质量方案调整方面，既要注重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但与此同时需要将本专业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人才培养中。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融合模式。其次，以素质教育为基本指向，增强高校毕业生对社会各行各业的适应能力。在文凭本位的社会中，文凭是社会选择人才的唯一依据，通过应试教育就能够实现社会层级结构的基本需求，但是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社会形态的出现，使得文凭不仅成为社会选拔人才的一个标准，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水平。这就需要高等学校在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方面，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切实提高不同个体的整体素养水平。

　　（ 三） 正确认识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客观现实

　　高校毕业生要正确认识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客观实际，对社会就业现实有一个符合自身发展的合理预测。由于个体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社会分层现象还将长期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高校毕业生要树立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社会不同层级结构的合理流动，在既有的工作岗位上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素养结构，完善自身多元化竞争的能力。克服盲从、攀比、享乐等错误观念，真正学到一技之长，达到精确定位，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最后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切实际的观念和认识容易造成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认为天之骄子、祖国栋梁身份的大学生毕业后就可以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的观念需要改变，就大学生就业率逐年下降的现实情况来看，部分群体依然无法在大城市找到既高薪又稳定的工作，不具有本地户籍的他们只能飘荡在陌生大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一个特定的群体---“蚁族”.很显然他们是一个尴尬的群体，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特殊产物。阶层本身是社会非常正常的现象，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沦为“蚁族”的同时不得不让我们考虑社会流动与阶层固化的问题。而更为可怕的是“蚁族”群体的学历也在逐渐升高，在我国“211工程”重点院校毕业生“蚁族”硕士比例增大，占到接近3成的比例。[22]3所以，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不断构建和完善与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的社会流动机制，为更多的人创造上升流动的机会[23].一个社会如果能给它的成员创造足够多的机会而进行流动，那就足以代表着它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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