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达尔与萨托利

　　在比较达尔和萨托利的思想之前，必须先提及在西方民主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人--熊彼特。他以在经济领域的成就闻名于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而在民主理论方面他则被视为精英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在政治领域内延续了其在经济理论中实用主义的一贯作风，所以他在研究民主理论时1是用来产生领导者的一种工具而已。和其他精英理论者一样，熊彼特将精英置于民主大厦的最顶端，认为普通大众是平庸的，大众的行为更多的是来自于个人喜好，他们对于政治一无所知。而精英们才是应该被寄予厚望的。所以，不管民主的过程是怎样的，民主程序只是给精英们提供一个竞争的平台，权力始终只能是在精英之间流动。人们对于民主过程的参与，只是为其提供了合法性，甚至这种参与也是可有可无的。看来，熊彼特无疑是将经济理论带入到了政治领域。他认为经济理论是有效的实用的，他认为西方研究了几百年的古典民主是空洞的，所谓的人民主权只是一个梦想罢了。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最主要法宝就是选举，只有选举才能有效的体现出民主的价值。熊彼特的民主思想在西方现代民主发展史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对民主的定义是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分水岭，并且对后面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达尔和萨托利都继承了熊彼特的精英民主思想，萨托利力挺精英民主理论，强调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而达尔的理论分析也是以熊彼特的终点为起点的，他的重大贡献正是把竞争引入多头统治之中，使民主与多头统治相结合，建立起了“选举式多头统治”.

　　在萨托利看来，达尔与自己都是熊彼特民主思想的继承者，并且使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也许是因为精英主义者们面对的是同样的批判，也或者是因为达尔与萨托利都推崇美国式的民主，所以萨托利很欣赏达尔的思想。但是在面对理想与现实的问题上，达尔并不是萨托利的“忠实”战友。

　　萨托利致力于在民主理想与现实中寻找平衡点，他继承了熊彼特在理想问题上的一些悲观思想。在民主理想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放弃了理想，将精英理论视为救命稻草。萨托利试图重建的自由主义民主是自由主义中的民主，所以自由才是他理论中的核心，民主只是实现自由的制度保障。虽然萨托利自己也承认这并不是完美的理论，但是至少目前没有出现更好的方法。达尔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那么悲观，他认为应该首先改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二者必须相互做出适当妥协，对于什么是理想中的民主，达尔列出了五个标准：1、有效的参与；2、投票的平等；3、充分的知情；4、对议程的最终控制；5、成年人的公民资格。

　　当然，这些标准只是理想的标准，在具体实践中，很难全部达到，那达尔为何明知这些标准不现实仍然要坚持呢达尔在构建民主理论中主要用到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以理想为基准的最大化方法，也就是以如同“人民主权”一样的伦理道德为目标，不去追求其可能性与合理性。而在涉及到现实问题的时候，则用到第二种方法，即以现实世界为基础以理想道德为参照，寻找尽可能让目标实现的道路。这种方法是以经验理论为核心，所以也可称为描述性方法。达尔认为人们经常会将民主中的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在民主中，既有理性也有现实，这两者并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根本不在一个概念范围内。理想本是一种基于道德和价值的判断，而现实则是一种经验判断。例如我们在道德上的信仰决定了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而具体如何实现民主就要靠我们来自实践中的经验了。

　　在西方选举制度中又该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呢在熊彼特及萨托利看来，民主在现实中的有效形式就是精英主义，达尔也是支持精英主义的，但是熊彼特及萨托利将竞争只限制与精英之间，而达尔则将之扩大到整个社会。熊彼特与萨托利认为大众的作用只体现在选举中，只要选举出了领导者，那些有关政策、法规、决策的问题就与大众无关了。达尔并没有站在藐视大众的一方，虽然他承认精英主义的有效性，但是并没有否认大众的作用。虽然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下直接民主已经不具备可能性，但是因此就将大众彻底排除在政治之外是与民主精神相悖的。达尔试图在大众与精英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这座桥梁就是产生于大众的各种团体组织。达尔并不相信一个固定的精英阶层的存在，他认为这些团体组织与精英之间的竞争可以补充精英们的不足同时可以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这些组织被视为民意的代表，它给民主程序的实践加上了民主理想的外衣，达尔将这种形式称为多元主义民主。它的出现是为了弥补自由主义民主过度现实缺乏理想的缺陷，并且在大规模的政治体系中，独立的社会团体是重要的制衡力量，它在保障人们权利和平衡权力分布上的作用真正体现了民主的内涵。

　　在平等与自由的问题上，萨托利一直强调的是自由的主体性。他将民主分为自由主义之外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而平等也只能是自由之中的平等。他认为平等可以贯彻自由也可以毁灭自由，平等只能以自由为前提。如果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

　　达尔则认为平等问题也是民主理论的核心，自由与平等并不能顾此失彼，平等是自由的重要推手。达尔与萨托利都认为实现政治平等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因为政治权力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与萨托利不同，达尔偏向于对这种不平等的批判。在达尔看来，平等从来就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人与人之间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各种不平等，所以平等才是人们努力达到的道德目标。与萨托利只追求机会上的平等不同，达尔认为首先应该达到的是政治资源的分配平等。如果政治资源只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那么政治平等就无从谈起。政治资源的分配不公会直接导致经济资源的分配，而人们在经济实力上的不平等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政治平等呢达尔认为在还未找到实现平等的方法前，可以先找出减少不平等的方法，民主国家可以积极地寻求减少公民有效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与机会的严重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资源、地位和机会以及知识、信息和认知能力造成的。

　　当把这些导致不平等的因素一一找出并清除后，我们离平等的最终目标就不远了。除了平等问题外，在民主问题上，萨托利也将其局限在政治生活中，他认为政治与法律上的民主才是真正现实可行的民主。其他如同社会民主与经济民主很可能成为压制自由的黑手。尤其是谈到经济民主，经济民主追求的财富平等让萨托利联想到了社会主义。在他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干预是无益的。政府只需要保障选举的民主和提供一个法治的社会环境就足够了，如果一个社会的领袖不是由普选产生，那这个社会的制度就不是民主的，无论这个社会的其他方面是否做到民主。萨托利相当于给一个社会体系设定了一个民主的围墙。宪政就是这个围墙的唯一入口。正是因为萨托利对政治民主的极度推崇并蔑视其他形式的民主，所以他的理论同熊彼特一样也被归类为鼓吹消极自由的新保守主义民主理论。

　　达尔看到了西方民主存在的这些问题，他并没有将政治民主与其他民主区分的泾渭分明。他认为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等所谓的次要民主会直接影响到政治民主，马克思就曾说过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例如在美国，经济资源主要掌握在一些大财团手中，美国总统都是靠这些财团的支持才能赢得权力。所以总统做出的决策必然要考虑到这些财团的利益。与之相比，占选民多数的普通民众对政策的真正影响力就微乎其微了。所以萨托利等人将民主限制在政治生活之中，无非是满足于现状并且站在了维护现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方罢了。萨托利认为民主只是体现在选举程序上，这本质上还是放弃了民主中的理想，既然我们在选举中追求民主，那么在其他方面为何不可达尔曾说过“在选择经济方案的时候，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一体制是社会主义和还是非社会主义的，企业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而是经济企业被赋予多少自治，内部和外部控制的性质如何”可以看的出，达尔对民主信念的追求是执着的，他看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并且致力于弥补当代自由主义民主的种种缺陷，相比萨托利等人在民主理论上的固步自封，达尔的思想离真正的民主更近了一步。

　　（二）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行不通

　　民主在古代中国的发展是很滞后的，在漫长的封建时期，只有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百姓一旦对民主与自由提出要求，一般都会被扣上谋反的帽子。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温饱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当政者相对开明，就是太平盛世了，所谓的民主与自由离他们太遥远。直到清末民初，中国被西洋的大炮打开了国门，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思想才被国人逐渐知晓，一些仁人志士试图以西方的进步思想开启国人之民智，反抗封建权贵的压迫，其中严复就曾说过人贵在自由，国家贵在自主，中国要想强大，人民首先要得到自由。梁启超也提倡过“人权”和“民权”,虽然他们都不算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中国的民主发展都有推动作用。

　　胡适对自由民主的研究更加深入，他早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后期则着重研究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在胡适看来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一种信仰，一种争取广大人民权益的使命。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得到迅速发展，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但是这已经比西方的文艺复兴落后了几百年，由于没有形成有效的公民自治团体，中国的自由主义民主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胡适等人迫于政治权力的压力，索性抛开政治，只谈思想，试图重新建立国人的思想体系，期盼以提高国人素质来最终达到西方民主政治的目的。这种试图以道德基础来产生一个善的统治者的想法其实是与自由主义哲学背道而驰的。在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人民的政治参与是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胡适等人事实上是站在精英者的角度来看待民主问题，这种缺少反抗性的思想也决定了早期中国的自由主义民主注定是失败的。所以孙中山先生试图以西方民主思想建立民主中国的努力终究没有成功，中国反而陷入更加混乱的境地。

　　民主、自由等对于中国来说都是舶来品，“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果只谈理论不谈实情，那么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就如达尔所言，民主即是理想也是现实。近代一百多年中国都是充满了内忧外患，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国家的主权被肆意践踏，在这种情形下幻想建立西方列强实行的民主政治是幼稚的。所以，当时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更多的是国家的自由，免受列强欺凌的自由。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首要目标就是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一面与帝国主义及大资产阶级军阀做斗争，一面分田地保民生，建国后，中国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思想，致力于消除剥削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

　　二战后，随着东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加剧，有关于“主义”的问题变得十分敏感。自由主义民主作为西方的主流民主理论，是以自然法、社会契约论等为哲学基础的，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高于一切，而社会主义民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着重强调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等，马克思主义是将人分为几个阶级，以人群为单位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追求消除阶级压迫，达到人人平等。所以说，社会主义民主中的集体主义色彩较浓，个人主义被视为贬义词。东西方阵营理论基础的巨大差异主要是因为不同的国情与社会文化背景导致了在发展道路上目标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并且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异，自由主义民主显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所以中国共产党决定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政权组织形式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建国后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国开始从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但是这种过度以集体为主的制度忽视了个人的自由和观点的表达，导致了集体膨胀，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盲目自大等错误。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民主问题被再次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成为了新的目标。这一时期，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又开始在中国出现，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自由主义民主，同时出现了众多与其相关的著作。一些学者认为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在20世纪上半页完全陷入混乱，所以自由主义注定会失败，学者胡伟希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传到中国后失去了其本质，自由主义被更多的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信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学者刘军宁就对自由主义民主大加赞赏，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一切主义的前提，是所有思想成长的土壤，虽然自由主义民主在西方的发展也不是一路畅通，但是，自由主义小错不断，大错不犯，在自由主义民主的保障下，中国在发展中走过的一些弯路完全可以避免。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人的基本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只有宪政的、法治的、共和的的体制才是民主体制。

　　一些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们对自由主义民主抱有极大的希望，将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归结为自由主义民主的缺失。他们认为只有大力发展自由主义民主，中国才能有更好的未来。可惜这种将自由主义民主视为完美民主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认同。他们的这种想法似乎只是在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而问题是西方国家自身的民主发展也陷入了困境。一些西方大国一直试图推广其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却接连遇到失败。

　　再看一看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在亚洲，一直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而自诩的印度，深陷政治腐败和民主宗教对立的泥潭；而泰国，以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产生的领导人却屡屡被政变推翻；还有阿富汗、伊拉克，一直试图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民主制度，却被恐怖主义破坏的千疮百孔。再看看欧洲，冷战结束后，众多前苏联加盟国以及华约组织成员国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走上了民主的道路，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政局不稳。例如乌克兰，这个欧洲粮仓曾经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现在却经济面临奔溃，甚至国土都被分裂。其实放眼全世界，以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为榜样建立自己政治体制的国家数不胜数，可是在此制度下达到国富民强的国家少之又少。总结下来，主要也就是欧美那几个发达国家而已。

　　而这些国家本身都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发源地。那些鼓吹自由主义民主的人们，似乎对这些现实视而不见，想当然的认为这些西方理论就是建设民主中国的法宝。

　　他们或许并没有看清自由主义民主的实质，或者说是混肴了民主的实质。民主是理想也是现实，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西方国家历经几百年的实践发展而逐渐完善的，这个实践是西方国家的实践，并不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实践。妄图跳过实践，直接走拿来主义的捷径，再高明完美的理论也必定会水土不服。

　　（三）中国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一个人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生。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关键问题上的选择就更为重要了，它不仅会决定这个国家未来几十年、几百年的发展，甚至对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芝曾提出过一个关于气象学的词：“蝴蝶效应”.意思是小事也有可能引发大后果。这个词如今早已不局限于气象学，在很多领域都被提及。尤其在政治领域，比如几年前的突尼斯，一个小镇里发生的小冲突最后引发了震惊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还有在乌克兰，本来是国内的矛盾，最后影响到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在政治领域，很多看似平淡的问题事实上都具有潜在的爆发性，因为政治生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更会牵扯到理想、信念、意识形态等思想上的选择与判断。所以当我们讨论关于民主、自由等问题的时候，不能脱离国情、民情等实际情况，理论是从现实中提取的精华，它具有知识的纯粹性，当人们谈到自由主义民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将之分为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或者是日本的，人们最多的是将其分为几个不同的派系，人们往往以理论的角度区分这些派系，却经常忽略这些派系及其代表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过这理论所能到达的范围，而这些理论的信仰者们总是将其视为万能钥匙，试图打开自己的理想之门。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想法大多都是以失败告终。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在一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由封建主义过度到资本主义又迅速进入社会主义，人民思想的爆发性发展超过了过去几千年之和。在寻求国家富强的路途中，有人曾寄希望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失败了，我们也曾照搬苏联模式来建设国家，但是遇到了很多挫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直是在探索中前进，有成果也有教训，但是总体上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在革命成功后根据当时的国情确定了以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为目标，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国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第二代领导人在其基础上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国家发展方向做出新的调整，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发展是与国家的建设相同步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的民主发展必须要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西方的民主理论虽然有其先进的一面，但是不一定适合中国。当然我们也应该抱着一颗谦虚的心去学习他们的长处，比如在中国的传统中，家族意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都占有重要位置，而对个人的权力容易忽视。这很容易导致我们的民主变的形式主义，集体经常会损害到个人的利益。人们对自由的渴求是一直存在的，如果长期被压制，一旦爆发，就很容易失去控制，并对民主制度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必须要保障人民自由的权力，使人民能够相对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愿，自由是民主的重要推动力，民主则是自由的外在保障，只有两者的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民主制度才能得到良性发展。

　　那么，中国的民主制度发展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呢上文已经谈及了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中国近代民主的发展史一系列问题，其实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已经指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我们都知道，那么何为“中国特色”邓小平曾说过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也许这句话就可以隐约地说明什么是中国特色。

　　那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虽然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主要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我们一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民主等理论势不两立。自由主义民主中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是对我国集体主义本位观的重要补充，而自由主义民主中有关于自由与民主的关系的内容也是我们构建自己民主理论体系的重要参考。在我国民主程序的实践中，自由主义民主所倡导的选举民主，程序民主和宪法至上等思想，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寻求国家民主富强的道路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做井底之蛙，也应该看到自身的优势，不能妄自菲薄，不该因他人的指指点点就乱了阵脚，对于我们的理论、道路和制度要充满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