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由于国内外学者对其出土文献及敦煌石窟的争相研究,形成了一门具有国际性的新兴学科——敦煌学。此后，经过多年的奋斗历程，到八十年代，敦煌学成了一门国际显学。九十年代以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今天，随着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成果不断涌现，具有相关文化知识的学者较深入全面地知晓敦煌学成为学术研究的必要。在二十一世纪就敦煌学研究如何继续的拓展深入,如何继续发扬优良的传统学术精神，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样，在国内外学术界举行敦煌学百年回顾之后，我们读到了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先生的《敦煌学十八讲》。

　　荣新江先生是当今国际学术界颇为活跃和知名的中国学者,与各国敦煌学者保持密切联系。他为搜集敦煌学资料,自1984年起,先后赴日本、英国、法国、俄国、荷兰、德国、美国、丹麦、芬兰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基本掌握了各国敦煌文物保存情况及各国学者研究的动态,“可以说在国际敦煌学界中,荣新江是看到各地藏卷最多的人之一”。《十八讲》就是从总体上回顾和查检了百年以来(尤其最近十几年)国内外的敦煌学研究,讨论了新世纪敦煌学研究的思路与方向。

　　《十八讲》的特点和优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体系新颖、纲举目张、条理分明。因为丰富资料的占有和准确的辨别使用,为《十八讲》整体结构的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以讲义形式是其编纂的显著特点。十八个专题讲座,在章节的编排上也显得灵活而又不失内容体系的完整,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纪传、编年、政书和纪事本末——的综合运用。敦煌学主要是围绕敦煌历史和文献进行学术研究的。《十八讲》以敦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文化遗存为主轴,纵横结合,使得宏观整体认识和微观缜密论述显得浑然一体。

　　《十八讲》从结构内容上看,分别是由“目录”、“图版目录”、“地图目录”、“绪论”、“基本内容(十八个专题讲座)”、“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等部分组成。其中,“图版目录”和“地图目录”是各讲座所引用图版和地图的索引,非常便于读者按需检索。“基本内容”的十八个专题讲座分六个方面：1、“敦煌简史(第一、二讲)”;2、“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八讲)”;3、“敦煌材料的史学问题(第九至十一讲)”;4、“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5、“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6、“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上述诸方面基本包括了敦煌史地、遗书、石窟艺术和理论等主要内容。“后论”就众多新材料的不断公布整理,展望了新世纪敦煌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方向：“1、中古时代的宗教史;2、唐朝各阶层的社会和文化;3、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与汉藏文化交流;4、用本民族的史料研究西北民族史”。“参考文献”则对主要参考文献作了简要解说,而非简单地罗列书目;同时,也向感兴趣的读者介绍了一般参考文献。

　　其二,博览约取,提供了大量的学术信息。无论在学科体系上还是在内容广度和深度上,都集中反映了当前敦煌学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最新水平及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准确地把握了学术动态和发展趋势(这在各讲中有充分体现)。而尤为突出的是对国外重要学术资料的介绍,填补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明显不足。如第五讲至第七讲有关国外敦煌学研究的述评:(一)概述了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及其他收集整理材料;(二)论述了二十世纪初的“西域古物争夺战”和考古资料在国外百年多以来的学术收获;(三)“从中国学术界的视角”“审视”敦煌学材料对欧美东方学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影响,其中如俄国的孟列夫、丘古耶夫斯基、戈尔巴切娃与克恰诺夫,英国的魏礼、崔维泽、麦大维,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童丕、苏远鸣、戴仁,德国的梯娄,美国的梅维恒,日本的石滨纯太郎、池田温、藤枝晃、土肥义和、“Young Tong”(“青年敦煌学者协会”的简称)等等的汉学成就。

　　其三，观点鲜明、论证谨严、评述公允。如(一)综合利用各种资料,论述了从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原王朝、归义军、吐蕃、回鹘和其他西北少数民族曾经统治或影响下的敦煌,以及敦煌地区历史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了敦煌文化形成的史地原因;(二)依据种种可靠材料,认为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是“盗卖敦煌宝藏的历史罪人”,藏经洞的封闭“不是废弃而是为了保存”;(三)考竟了敦煌吐鲁番文物和文献的早期流散情况(包括廷栋、叶昌炽、端方、苏子培、陆季良等人的旧藏及其它文献),阐述了中国敦煌学在众多著名学者关怀下的百年历程,总结其特征为:“开拓与创新”、“兼收并蓄和自由研究”及“超越国界的学术研究”;(四)就敦煌伪本问题,以李盛铎所藏真伪写卷为例,提出了关于辨伪问题的几点原则:“1、要明了清末民国的历史和相关人物的事迹;2、要弄清藏卷的来历;3、要弄清文书的格式。”

　　其四，根据百年以来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评述了敦煌学材料在各学术课题中的重要价值和贡献,如对“隋唐五代政治、经济史研究”、“中古社会史研究”、“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敦煌学与科技史研究”以及敦煌石窟艺术等领域的详论(第九讲至十六讲)。

　　最后，综观《十八讲》,(一)具有综合性、启发性、开放性、工具性和专业性较强等特点,既涵盖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又贯穿了学术研究方面的丰富知识,指出了敦煌学研究需要知晓的基本知识。(二)语言平实流畅、注释详备、图文并茂、装帧精美,进一步增强了其可参阅性。

　　总之，《十八讲》是一部综述、研究和普及并重的著作,深度和难度适中,很符合当今各学科一般学者的求知心理。它不但给被敦煌学的博大精深强烈吸引、却深感其“难点”如雾里看花的初学者和爱好者指点迷津,而且为一些从事相关专业研究的学者,对其成果及时客观地作出某种学术判断提供了方便,还为某些虚心上进的学者重新起步予以启示。正如荣新江先生在“绪论”中的开宗明义地说道:“敦煌学的丰富内容可以使我们得到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的学术训练,你可以通过这一课程了解敦煌学的内涵,在丰富历史知识之余,增进对宗教、艺术、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了解,或者进而利用敦煌文献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这就是本课程的目的。”

　　此外,就如何打破学术界还存在的学科壁垒和某种学术偏见,摆脱传统学科划分过细的影响,跟上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步伐,拓宽敦煌学研究领域等问题,荣新江先生强调:“我们切不可把敦煌学孤立起来,而应当利用各个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敦煌吐鲁番材料,用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敦煌的问题,这样往往可以在自己所研治的对象之外获得更多的知识”(“绪论”,第2页);“只有具备着较为广阔的学术根基,才能抓住新材料,开拓新学问”“,敦煌学研究要是把路子拓宽,就要兼容并蓄,尽量促成敦煌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影响”(“第八讲,中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第182、183页)。敦煌学既是一门特定的独立学科,有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研究理论与方法;又是一门内容丰富,与其它学科密切交叉联系的学科。先进的科研理论与方法也是领导学术潮流的另一重要因素。今天面对交叉科学纵横整体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对敦煌学这类社会科学重新认识和定位,在跨学科交流中寻求新的生长点,以推进其在新世纪的深入发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荣新江先生的《十八讲》作为一部抛砖引玉之作,对提高读者学术修养和培养众多高素质的敦煌学人才，对人们多角度地体会和全方位地了解敦煌学研究的学术魅力和时代价值,对开阔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都将在新世纪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尽管不可讳言《十八讲》仍有不足和粗疏之处,然仍不失为一部了解或从事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和入门书,其基本的学术关怀将在新世纪被保持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