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下午，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元老院”讨论会暨《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译著讨论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刘津瑜教授主持，斯坦福大学古典系Eitner讲座的主讲、《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原作者理查德·J·A·塔尔伯特(Richard J.A.Talbert)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图书的倪为国及责任编辑徐海晴代表中译本出版方发言。

　　来自南开大学叶民教授、复旦大学赵立行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王献华教授、上海大学郭长刚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冯定雄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教授、复旦大学副教授陈玉聃、华东师范大学王悦博士、复旦大学王忠孝博士、上海大学王冬妮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隽旸副研究员、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肖馨瑶、青年翻译家王晨等与会进行了学术交流，上海师范大学的副教授康凯、讲师熊莹、李腾博士等10多位硕士、博士生与会参与研讨。

　　十年专心著书，《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终获殊荣

　　《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1987年获北美古典学会Goodwin书奖之殊荣。《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原作者塔尔伯特为世界著名的罗马史专家。

　　在研讨会上，塔尔伯特介绍了该专著，这是一部极为细致的著作，长达606页，所覆盖的具体问题包括帝制时期元老院的结构与规模，成员的遴选方式、议事的场所与决策程序、元老发言的方式、元老院会议记录的产生及功能、元老院在选举、行政管理及司法方面所出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等等。在丰富的史料和坚实而细腻的分析之上，作为群体的元老院以及元老院成员作为个体之间的关系、元老与皇帝的关系，以及帝国的运作这些更大的问题的答案呈现出清晰的轮廓。这部著作大量的附录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价值巨大的参考资料。

　　塔尔伯特教授还分享了许多这本书十年研究与写作过程中的经历。20世纪70年代时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元老院在罗马帝国时期无足轻重。然而，古代史料特别是塔西佗史作中所提到的元老院会议中的激烈讨论，让塔尔伯特对主流观点心存怀疑。他很庆幸自己的第一份教职在贝尔法斯特，远离牛津及剑桥等古典学术中心，也少了许多学术路径方面的约束。那个时代，在牛津影响深远的罗纳德·塞姆教授将制度史边缘化，因为塞姆认为制度只是一些表象，而个人及其关系网才是了解罗马史的关键所在。在这种理念和研究方法之下，元老院作为制度的存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正是塔尔伯特教授所要纠正的偏差和填补的空缺。塔尔伯特并未回到蒙森的“元首”与“元老院”双头制的理论，但认为元老院绝不仅仅是一个处理鸡毛蒜皮事物的象征性机构，而在帝国的运作中有着其重要的一席之地，尤其它在众多事务决策过程中的职能不可轻易贬低。元老院的权威一部分来源于它背靠皇帝，另一方面它也是可以下派权力的机构。他同时也用动态的眼光审视元老院，二世纪时已经可以察觉出元老院的地位、功能与象征意义的衰落，到三世纪晚期这种衰落更加显著。

　　塔尔伯特表示，耗时十年，在写作过程中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焦虑，担心这个题目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在整本书完成之前不零散地分享阶段性研究成果或进展。任教时，女王大学给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由此可以潜心以十年的时间完成这部巨著。这部著作受到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Edward Chaplin以及多伦多大学Christopher Jones(后在哈佛任教)在内许多同行的赞许，从而促成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出版。

　　当代学术经典，《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历史重现

　　塔尔伯特认为，《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第一次列出了所覆盖时段中所有元老院决议的史料清单。这部专著出版之前，对于元老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史料的丰富不但使他觉得研究元老院有意义、有必要，而且也从中得到享受，因为毕竟作为史学家，资料是生命线。

　　倪为国代表出版社方面解答了为何在众多的罗马史著作中选择了这部学术著作作为翻译对象，出版社在挑选学术著作及译者方面的决策机制如何，又有哪些保证译著质量的机制。他表示，华东师范大学一直都很重视古典学著作在国内的出版。倪先生认为，之所以选择古典学丛书，是因为尽管传统的古典学自上个世纪以来便受到了西方现代学派包括女性主义、人类学思潮的挑战而显得一蹶不振，我们需要追根溯源，理解古典学的思维，而非简单地迎合当代的学术潮流。所以特别要翻译西方人对西方研究的经典著作，要回到源头抓住问题。而塔尔伯特这部著作正是这样一种学术作品。他认为，在19世纪以前，罗马历史的地位在西方是远远高于希腊的，而希腊则在19世纪以后真正得以盛行。在古典学译介中不断地推出罗马的相关研究，更贴近于中国的情境与文明形态。

　　徐海晴表示，译者所提交的译稿质量还是较高的，从语言的通顺和表达来说都是比较好的，而一些专业名称也在商议和讨论中得以敲定。该译稿在一开始也存在着一些注释问题，但是经过作者与原书出版社的一些沟通，从而形成了定稿。对于一些罗马历史术语的理解，得到很多研究罗马历史的帮助，从而确保翻译的准确性。

　　刘津瑜认为，通过出版社、编辑以及译者三方合力，这部原文长达606页的著作的中译本得以面世。专著原文中有着大量的外国语言，涉及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因而对译者是相当大的挑战。

　　探索学术进展，《罗马帝国的元老院》时空对话

　　《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迄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塔尔伯特的观点是否有变迁，这30年间学界对帝制下的元老院的理解有何进展，还有哪些研究角度仍然亟待探讨，近年来的新发现和这本书里面的观点是吻合还是行成挑战等问题，与会学者从亚述学、古典学、中世纪史、法学、国际关系、政治学等不同领域进行了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对话。

　　陈玉聃认为，原书似乎指向元老院在外交事务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塔尔伯特表示，新发现的资料进一步证实了元老院在外交事务中并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一书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间，罗马史的研究日新月异，尤其是若干重要的元老院决议铭文相继问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西班牙发现的公元20年《审判老皮索的元老院决议》(Senatus Consultum de Cn. Pisone Patre)铭文，它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存世副本数量最多的一篇元老院决议铭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为人们重新审视和评价元首制初期的立法来源、公职选举、司法程序、元首、元老院与罗马民众三者各自的角色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以这篇铭文为研究对象的熊莹介绍了该铭文对于研究罗马帝国元老院的重要意义与启示。她指出，帝国时期元老院的角色是学者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早在塔尔伯特这本专著问世以前，英国著名的罗马史学家彼得?布伦特(Peter Brunt)便在《罗马研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重量级的论文，指出元老院在帝国政治中的角色被大大低估了。如果说布伦特松动了之前对于帝国早期政治的一种简单而又武断的认识框架，在元首制的政权体系中恢复了元老院应有的地位。那么弗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的贡献则在于，他进一步指出了民众大会的延续与作用。帝国早期政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罗马民众在法律通过和官职权力的授予方面所持续发挥的重要性。然而，米拉对形式上“民众主权”的片面与机械式强调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而此时新发现的《审判皮索的元老院决议》则给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曙光。正是以该决议为根据，英国学者格雷格?罗(Greg Rowe)在其2002年的新书《储君与政治文化：新发现的提比略时期的元老院决议》中指出，新铭文证实了，帝国早期在元首的支持下，元老院同时实现了职权范围(立法、选举与司法)的扩大与威望的提升，元首大多通过元老院行使个人统治，元老院反过来成为元首意志的代言人，两者构成了一种相辅共生的关系。对此，塔尔伯特不认为民众大会在帝国时期有什么实质作用，因为这些大会所受到的控制比元老院所受到的更多。换言之，民众大会更容易受到皇帝的控制和摆布。

　　郭长刚认为，《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的研究时段定为公元前30年至公元238年，但读者不会满足于这个时间上的局限。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和罗马的元老院之间究竟关系是部分搬迁还是彻底重建？塔尔伯特教授认为，元老院作为一个机构，长期存在于罗马历史当中，而且程序性方面没有太大变化，具有持久性。而且，元老院作为一个顾问团的地位不曾变化，基本职能(即领军、管理行省)也没有发生变化。从元老院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共和时代还是帝国时代一直都是持续维持的机构。而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则在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之后逐步与罗马的元老院形成了并行结构。

　　叶民阐述了元老和骑士之间的关系，以及出身行省之人进入罗马元老院的情况。塔尔伯特诠释了行省之人进入元老院，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元老院的传统和荣誉感，而非弱化。因为行省之人有机会受此殊荣，会尽力维护其声誉，更加在乎传统。他认为，元老院到了帝国时代的骑士的问题，传统的两条信条一直被维持着，一条是统领军队，还有一个是管理行省，这两条从来没有消失过。骑士阶层有其他的职能，也可担任一些行省(特别是边疆行省)的总督，但元老与骑士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并不是替换性的关系。

　　王忠孝表示，元老院需要在皇帝、元老和军队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来考量。塔尔伯特认为，首先很多战败的元老身死他处，不待回到罗马城面对皇帝，但元老战败归来后甚至得到皇帝宽慰的例子并不鲜见。所以战败的元老本身所受的损害并不是很明显。

　　裔昭印提出，元老院在整个帝国运作中究竟是什么位置，与皇帝之间到底是合伙人还是从属关系？赵立行教授的问题则是“为什么元老院还要继续存在？”元老院是否有平衡贵族与平民的作用，它的存在是不是有助于达成一种平衡关系？塔尔伯特认为，元老院与皇帝之间既有从属关系，又有合伙人关系，因为罗马皇帝清楚地认识到他是不能独自来运作整个帝国的。对于元老院这个机构，在奥古斯都之前，苏拉和恺撒也对它做出各种各样的利用和改变，其效力造成元老院要么太强，要么太弱，但到奥古斯都时就成了比较折中的机构。他觉得帝国的历史其实是在罗马皇帝和元老院的冲突与平衡中向前推进的。这种关系里民众(大会)的因素已被排除。他认为我们应当认识到罗马的民众大会从来都是一种投票机制，而非辩论机制。

　　针对王冬妮博士所提出的是否元老院可以界定为官僚机构这个问题，塔尔伯特教授认为元老院不是一个官僚机构，因为罗马的运作方式不用官僚机构这种方式来管理。

　　王献华提到，因为华东师范大学在选择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是放到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发展的动态趋势里来考量的，所以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之后，我们的本地学界肯定会对它做出回应，但这个回应究竟如何我们很难预测，在现在的中国甚至有可能被误读，虽然现在也很难预见误读的方向会是什么。塔尔伯特表示，这本书出版于三十多年前，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完成的，现在翻译过来是中国三十年后的语境，换了一个语境，换了一个时代。他认为回应总是按照当代的观点来进行。对中文学界对这个议题以及这部著作的回应充满了期待。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30年间，《罗马帝国的元老院》作为这一专题核心专著的地位并未发生动摇，其结论不但未受到动摇性的挑战，而且进一步得到证实。这就使得在今日重读这部前瞻性的著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罗马帝国的元老院》原作者介绍，塔尔伯特教授于1968年及1972年分别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及博士学位，曾受业于在古代史研究领域影响巨大的摩西·芬利。曾任教于英国贝尔法斯特的女王大学以及加拿大McMaster University，自1988年以来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塔尔伯特教授著作等身，所获得的学术荣誉难以胜数。塔尔伯特教授在古罗马制度史以及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地理、地图研究方面贡献卓著。他所创立并主持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古代世界地图中心(Ancient World Mapping Center)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地理与制图资源。由他主编的《巴林顿古希腊罗马地图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为古希腊罗马地理标准参考工具。其他近期代表作包括：《罗马的世界：重考波伊廷格地图》(Rome’s World: The Peutinger Map Reconsidered，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罗马便携式日晷：掌中帝国》(Roman Portable Sundials: The Empire in Your Hand,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等等。他所参与主编的教科书《罗马人：从村落到帝国》(The Romans from Village to Empire,牛津大学出版社)已多次再版。塔尔伯特教授曾被选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等的研究员，曾获古根海姆基金奖，并多次入选美国国家人文基金(NEH)。 2017年为斯坦福大学古典系Eitner讲座的主讲。(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郝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