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全球经济失衡并非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自二战以来，至少发生了五次类似的失衡，而美国始终处于失衡的中心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经常账户顺差国和债权国;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贸易逆差逐渐扩大，并以 “尼克松冲击”为转折点，美元大幅度贬值，由此爆发了持续多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李扬，2014)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80 年代，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占 GDP 的比重都比较小，峰值约 3.4%。当时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来自日本，并最终以 “广场协议”的签署和日元的升值得到解决。本轮全球经济失衡始于20 世纪 90 年代，突出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和净对外债务余额的不断攀升，带来贸易和金融的双重失衡。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之所以引发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其持续多年的庞大的规模是重要原因。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比重在2006 年达到峰值，约为6.6%，全球金融危机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约占 GDP 的3%。随着危机的爆发，对全球经济失衡同金融危机关系的讨论，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再平衡压力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响应，都加深了对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性、成因和趋势的认识，本文对此展开综述。

　　二、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经济体的国际收支普遍存在顺差和逆差，失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常态，因此对失衡问题讨论的焦点首要就在于其是否可以持续。可持续论者以德意志银行的三位经济学家 Dooley、Folkerts －Landau 和 Garber (2003) 为代表。他们提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说法，认为同原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相类似，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运作机制也可以用 “中心—外围”模式来解释。外围国家主要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需要盯住中心国家的货币，造成本币低估，形成对中心国的贸易顺差，进而再通过持有中心国的债券使外围国的外汇储备流回中心国。中心国主要指美国，拥有资本市场优势，借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通过发行债券吸引外围国家的资金流入。Hausmann and Sturzengger (2005) 大胆提出 “暗物质”假说，综合考虑流入美国的主要是短期资本，而美国对外输出的主要是长期资本，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收益差异，加上美元流出所带来的铸币税收益和美国企业在东道国较低的借款成本，权衡之下，美国事实上是债权国，而非通常意义上认为的债务国。

　　只要上述循环机制不发生逆转，全球经济失衡就将得以维持，但如果资金流向突然改变，美国就将面临类似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各经济体的情形，资金恐慌性流出和货币崩溃式贬值，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不稳定(Caballero，2010) 。随着危机前失衡规模的持续扩大，持悲观论的机构和个人越来越多。悲观论的观点包括: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强制的汇率安排，外围国家的货币同美元之间没有稳定的兑换关系，加上欧元、日元等货币的上升不断挑战着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美元储备持续扩大的重要支撑来自外围国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推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宏观环境的变化有可能引发这些国家调整货币政策，进而影响美元流出的渠道; 美国逆差规模的持续扩大也不断考验国际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元资产的信心; 美国国内维持贸易逆差的意愿也值得考虑 (李向阳，2006) 。悲观论认为，如果不加调整，全球经济有可能发生硬着陆，突出表现为资金大量流出美国。

　　有意思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最终爆发虽然超过了经济学家们最初预期的程度，但却无助于争议的解决。由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没有带来流入美国的资金的骤然停止，相反，各国资金的避险需求和跨国公司减少海外投资以救母公司的行为更增加了美国的资金流入。当然，Obstfeld (2012) 发现，危机中国外投资者停止了对美国金融市场上多种私人投资产品的投资，表明危机前预测的资金流入的突然中止还是发生了。

　　对全球经济失衡同金融危机的关系的研究在危机之后成为重要话题。Bernanke (2008) 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基于世界储蓄充足的假定，他指出当储蓄从贸易顺差国流向发达国家时，降低了发达国家的融资成本，进而推高了当地的风险偏好，而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改变直接诱发了金融危机的爆发。Johnson (2009) 强调，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经常账户的余额总是对应着资本与金融账户中资金的流动，因此资金在逆差国和顺差国之间的流动是正常现象，需要配置的仅仅是全球金融体系中资本的总流量，而美元的超发是导致全球流动性充裕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2009) 也认为全球失衡是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指出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及美元霸权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然 也 存 在 反 对 的 声 音。Jordà，Schularick et al.(2011) 对 14 个国家 140 年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外部失衡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失衡的影响在二战之后大幅降低。不论全球经济失衡是否诱发金融危机，贸易渠道都是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的重要渠道。次贷危机爆发之初，脱钩论一度盛行，用以解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未受发达国家的影响，经济保持良好运行。但不可否认，美国是亚太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其在 2000 年和 2012 年从亚太地区进口的消费品占亚太地区全部消费品进口的比重分别达到 49. 5% 和 41. 9%，远超过同期中国 1. 5% 和 5. 3% 的比重 (赵江林，2014) 。

　　因此，发达国家进口需求的降低，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的减少，危机的影响面通过贸易渠道在全球扩展。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所采取的经济再平衡政策将可能影响失衡的未来发展。Obstfeld(2012) 认为，鉴于同经常账户余额相联系的全球资金流动的规模巨大，危机之后，持续关注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于此相关的全球资产和流动性的结构的变化对学 术 界 和 理 论 界 都 有 着 重 要 的 意 义。Chinn，Eichengreen et al.(2014) 等考察了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发现尽管降低财政赤字的努力有助于美国平衡国际收支赤字，但顺差国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经济失衡规模的短暂缩减更多的是由于美国金融系统遭受损失而顺差国金融系统表现良好，但金融的相对优势将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而再次逆转，因此，未来大规模的全球经济失衡将再次出现。

　　三、全球经济失衡原因分析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理论和实务界曾经详细综述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可以从盈余国、赤字国和全球经济三个视角概括。

　　(一) 以美国为代表的赤字国的视角

　　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现象，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从储蓄—投资恒等式出发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Eichengreen and Park (2006) 将全球经济失衡归结为美国的低储蓄率、高投资率以及亚洲的高储蓄率。2000 年之前，美国经常账户恶化主要源于私人投资率太高，但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投资率下降，经常账户恶化更多反映了储蓄率的降低。这一观点遇到的主要挑战来自于美国名义长期低利率。如果储蓄率过低，实际和名义的长期利率都应该较高，但事实是，同期美国的名义和实际长期利率都较低。此外，即便储蓄率能够解释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原因，其解释力也相对有限，因为同期储蓄占 GDP 的比重的变化远小于逆差占 GDP 比重的变化。除居民储蓄率以外，美国财政赤字的长期存在也被认为是导致经常账户逆差的重要原因。按照国民收入核算公式，在考虑储蓄—投资恒等式之后，财政余额和贸易余额之间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尽管不是一一对应。

　　但是，来自经验数据的检验却在财政赤字影响经常项目的规模上产生了分歧 (王栋贵，2013) 。其次，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Bernanke (2005)基于世界储蓄充足的假定，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导向战略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不断增加的官方储备，加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储蓄的增加，共同构成了世界充足的储蓄环境。与此同时，美国居民超前消费的观念、持续多年的财政赤字和因发达金融市场而减少的市场的不完全，造成美国国内的低储蓄率。由于东亚国家的金融部门不健全，而美国拥有世界最完善的金融市场以及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从而吸引世界范围内充足的储蓄流向美国，并将储蓄转化为美国的投资，推高了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资产市场的价格，由此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的储蓄率，导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率攀升。Mendoza and Quadrini (2010) 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和企业倾向于将金融财富转移至发达国家，以获得稳定的储蓄收益，因此出现资本净流出，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回报率较高，发达国家在获得金融资本净流入之后，又主要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将资本重新投放至发展中国家，从而提供一条国际资本双向流动的思路。类似地，在发展中国家存在产权保护滞后和公司治理能力脆弱的情况下，金融资本会首先流向发达国家，然后借助发达国家高效的金融服务重新流回本国 (Ju and Wei，2011) 。当以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为基础数据展开实证检验时，上述分析得到了证实，但是，当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数据为基础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时，以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来解释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就遇到了挑战。

　　此外，美国的出口管制也制约了美国比较优势的发挥。在过去 20 年中，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其他制造业产品。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实力尤其雄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 1/3 以上。但是，来自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始终存在逆差，这同两国的比较优势明显相违背。Bin and Xiao (2013) 的文章研究了美国出口管制对美国出口中国产品的影响，特别是对同时可以用于军用和民用产品的出口影响，发现如果美国大幅放宽出口管制将有利于美国产品的对华出口，缓解中美贸易失衡。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美国重返亚洲的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美国的对华出口限制。

　　(二) 以东亚为代表的盈余国的视角

　　东亚各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和官方储备的积累。这一观点认为，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经济体为了应对可能的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汇率的稳定，纷纷加强了出口导向战略和官方储备的积累，因此全球经济失衡是这些经济体推行扩大出口，并进一步利用积累的官方储备购买美国国债的结果。官方储备购买美元资产是货币干预的常见形式，极端情况下，官方储备每干预一美元，经常账户差额将增加 60 －100 美分 (Gagnon，2013) 。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盛行，但林毅夫 (2012) 反驳了这一观点: 东亚各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即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而各国贸易顺差的大幅增长是本轮金融危机前十年的事情，同时，如果这一原因成立，与东亚各经济体存在竞争关系的各国将出现贸易顺差和官方储备的减少，但数据显示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在同期也在增长。林毅夫认为美国流动性的增加才是根本原因。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监管带来的金融创新和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推行的低利率政策带来了美国国内流动性的增加，而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美元将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进而带来其他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入，形成其他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美国发行了大量债券，作为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其他国家大量购进了美国的债券，从而使美元重新流回美国。

　　汇率问题是被反复提及的因素之一。传统经济理论中，汇率被认为是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国货币的升值将带来出口的减少和进口的增加，从而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Yamamoto( 2 0 1 3 ) 发 现 在 1 9 9 7 年 亚 洲 金 融 危 机 之 后 ，南 亚 国 家 货 币 出 现 大 幅 贬 值 ， 带 动 国际收支从逆差转为顺差。Bhattarai and Mallick (2013)实证了劳动力成本、利率差、实际有效汇率和实际GDP 之间的关系，认为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缓解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但这一变化将影响中国家庭的福利水平。但正如麦金农和施纳布尔(2014) 指出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金流动已经影响了上述机制的传导，因为一国货币的升值将降低本国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导致国际投资的减少，同时，由于国内居民持有美元资产的价值下降，将对消费产生负的财富效应，因此一国货币的升值也可能带来出口和进口的双双下降，导致汇率和国际收支相互关系变得模糊。有不少学者 (黄志刚，2011) 认为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至少将有助于短期内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但人民币升值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失衡问题。Jacob and Peersman (2013) 发现汇率是未预期的利率差和出口品价格波动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途径，但这一影响更多的在短期发生作用。

　　(三) 全球经济的视角

　　全球生产网络的不同分工。Barattieri (2014) 指出由于比较优势的不同，不同经济体之间形成了专业化分工，部分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多的从事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而美国则更多从事服务业的生产和出口。自 20 世纪中叶开始的贸易自由化是非对称的，服务领域的开放和自由化程度较低，导致专注于服务业出口的美国在服务出口上的盈余不足以弥补其在制成品进口上的赤字，而日本、德国和中国的情况则刚好相反。Wang and Walters (2013)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不同是形成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之一，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东亚发展的引擎和地区融合的促进力量，东亚地区已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环节的贸易与资本交流网络，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将继续对美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而同时对东亚经济体保持逆差。中国从东亚进口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对欧盟和美国出口消费品的投入，中国对美国和欧盟每加工出口 100 美元的产品，就有大约 35 － 40 美元来源于东亚经济体的增长 ( 张蕴岭，2010) 。Ahn，Khandelwal et al. (2011) 指出，中国作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额中由国有企业实现的部分一直在下降，而外资企业才是中国一半以上出口额的实现者。在华美资企业虽并不以出口为主要导向，但它们有很大可能间接地增加中国对美出口，即向中国本土企业及非美外资企业销售机器设备、中间投入品，而这些企业都是中国对美的出口商。

　　国际货币体系。杨盼盼和徐建炜 (2014) 整理了1885 － 2008 年世界各国的经常账户数据，发现全球经济失衡同国际货币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金本位和浮动汇率制下的全球经济失衡规模较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失衡规模明显偏低。李平和宫旭红(2013) 指出，相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下 “中心—外围”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但美元仍然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特里芬两难仍未解决。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各国需要积累美元用于储备，这种储备需求只能通过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或者资本与金融账户逆差满足，因而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为主要特点的全球经济失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主权货币，美元需要首先服务美国国内经济，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取消了美元和黄金的挂钩，美元的发行约束缺失，导致美国倾向于多发美元。为了维持本币汇率稳定，各主要国家不得不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政策在调节一国国际收支均衡时部分失效。同时，浮动汇率制下国际游资的冲击，也促使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增加外汇储备以应对随时到来的冲击。

　　统计方法。以中美经常账户为例，统计方法在三个方面影响经常账户差额: 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从华进口，但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 美国作为最大的服务业出口国，其竞争力远远超过中国，但由于服务贸易不便于海关监控，大部分没有纳入海关统计范围; 现有统计体系基于贸易总值而非增加值测算国际贸易差额，而加工贸易占据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由此夸大了中国的贸易收益 (Maurer and Degain，2013) 。以统计方法解释全球经济失衡可以从既定的角度降低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并影响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分析，辅助分析造成失衡的结构性因素。在剔除经由香港转口的贸易后重新审视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差额，可以发现，劳动力成本仍是影响顺差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外商投资，但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收支盈余的影响大幅削减 (Gu，Zhou et al. ，2014) 。

　　四、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和调整策略

　　(一) 全球经济失衡的趋势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全球经济失衡，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弹。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提出 “重振制造业”以避免产业空心化，提出 “出口倍增”计划以减少贸易赤字; 欧元区普遍减少政府转移支付和增加税收以减少财政赤字，应对欧债危机; 中国主动降低经济增速，大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失衡、中美贸易失衡和美国国际收支都有所改善。从全球经济失衡的深度来看，经常账户差额占 GDP 的比重在危机后出现小幅下降，降到约4% (Sheets N，E et al. ，2012) ，并在2010 年开始反弹，现阶段总体规模仍略低于危机前的水平，但高于 3%的公认警戒线; 从全球经济失衡的分散度来看，危机前，经常账户盈余国的分散程度较高，赤字国相对集中，危机带来盈余国数量的减少和赤字国数量的增加。处于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中心位置的中美贸易失衡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从深度上看，危机导致的被动调整带来中美贸易失衡的规模缩减; 从分散度上看，美国仍将扮演主要的贸易逆差国，中国仍将是主要的贸易顺差国之一 (王年咏和张甜迪，2013) 。

　　美国方面，经常账户差额的规模较危机前的峰值已经有所下降，但绝对数值和占 GDP 的比重都保持高位运行; 对各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差额在增长的绝对数量和年增长率方面都出现了下滑; 美国经济分析局2012 年公布的数字显示，除持有的美国国债外，外国在美拥有的净资本额在 2008 年达到低谷的 993 亿美元，此后开始缓慢增加，尽管现在的总体规模和增速仍低于危机前，但总体规模已经接近 2004 年的水平，而在考虑美国国债规模之后，外国在美拥有的净资本额在危机中变化不大 (刘威，李同稳等，2013) 。

　　可以看出，危机后，主要国家的国际收支有再平衡的倾向，表现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中国和日本的经常账户盈余都在一定程度上收窄。学术界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上述缓和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存在较大争议。多数经济学家质疑发达国家平衡经济结构中制造业相对金融业的比重的措施，或者认为这一调整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认为即便有必要，政府上述政策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当然，也有少数经济学家 (Westlake，2013) 认为危机后发达国家采取的措施将重振国内制造业，降低金融业的风险，并提升制成品的产量，有利于国际收支的再平衡。

　　一般认为，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性原因尚未得到解决。储蓄率方面，伦敦 Lombard Street Ｒesearch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 Dumas 认为，危机中储蓄国并未下功夫降低储蓄率，支出国则被迫增加储蓄，以降低债务。赵伟 (2014) 指出，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国民储蓄率开始小幅上升，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开始小幅下调; 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回升也带来了家庭储蓄率的小幅上升; 但是，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财政负债都在明显增加，表现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的几次危机。与此同时，东亚各国继续推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而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推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保持了全球流动性的充足供应，并不断增加各国的外汇储备。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角度，主要顺差国对美国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的依赖也没有发生改变，且美国转向发展制造业的努力可能降低其金融业的比较优势，并进一步加剧美国的的贸易失衡 (廖泽芳和彭刚，2013) 。中国从东南亚经济体进口零部件，加工组装后再出口至美国等传统市场，但在通过国际分工惠及贸易伙伴的同时，中国的进口贸易中制成品所占的份额正逐渐超过零部件。这表明，中国作为消费者的角色正在逐渐显现(Park and Shin，2009)。

　　金融市场上，美国继续保持其比较优势。全球经济失衡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世界各国对安全资本的需求，次贷危机是金融机构为了减少金融产品的风险而进行的金融创新，代价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增加，其本质也是追逐安全资产，但危机之后，美国仍然扮演着安全资本的主要供给方，其他经济体对安全资本的需求远远超过提供安全资本的能力 (Caballero，Far-hi et al.，2008)。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地位也没有动摇，目前尚不存在同美元相抗衡的国际货币、美元在特别提款权中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的主要标价货币，美国仍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 (廖泽芳和彭刚，2013) 。

　　(二) 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策略

　　学术界从贸易、金融和国际合作等多重角度提出了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措施，但无论是一国经济内部结构的调整还是国与国之间合作机制的协调都将是痛苦和长期的过程。贸易方面，继续推行贸易自由化，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贸易的自由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影响是相反的: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将带来资金的流出，而发达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将带来资金的流入，因此充足的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再平衡 (Ju，Shi et al. ，2013) 。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高新技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而现行 WTO 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主要集中在制成品领域，因此，全球和多边的贸易谈判可以通过拓宽贸易自由化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顺差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升级的必然结果，这一现象只能在发展中解决，重点在提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向产业链生产的高端环节转移。

　　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对称的，美元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外汇交易货币，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利率和资产价格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他国家却无法约束美元的发行机制，这构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必须加以调节。阙澄宇和李丹捷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约束机制的缺失、国际收支失衡调节机制的失灵和浮动汇率制度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认为失衡态势将进一步加剧，而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是矫正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途径 (阙澄宇和李丹捷，2014) 。未来多元化的主权货币，而非超主权货币，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各主要货币将在外汇储备、贸易结算和外汇交易中占据大量份额，并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锚。

　　Eichengreen(2012) 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欧元、人民币和 SDＲ 将共同构成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美元区、欧元区已经成型，但亚元区迟迟不见进展。随着中国周边外交的推进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后人民币在金砖国家中战略地位的上升，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正备受关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将有效解决货币错配问题，并通过其他国家的货币选择对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形成约束，避免货币超发。

　　中国经济的调整需要非常谨慎。无论按照何种标准衡量，中国经济都需要调整经常账户余额，而且中国对东亚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调整将对东亚产生重要影响。麦金农和施纳布尔指出在全球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中国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外汇管制和由利率的非市场化带来的金融抑制防止了热钱的大规模流入，因此，为了鼓励国内自然的工资上涨以平衡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货币当局需要维持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这将拖延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及上海自贸区进程，直到中国的利率水平同国际利率水平相等 (麦金农和施纳布尔，2014) 。中国政府反对人民币的单方向迅速升值，但支持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并承担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全球责任 (Wang，2012) 。从国内经济来看，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就是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拉动。投资拉动一方面影响了投资的效率，导致大量重复投资和低效率投资存在，也影响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投资和储蓄之间存在内在的线性联系，投资过高制约了国内消费的增长。

　　中国国际收支调整要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就必须切断投资增长同经常账户余额之间的关系，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升投资效率，同时着力改善民生，降低国内储蓄率。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将不可避免影响到国际收支。在调整过程中避免出口的大幅波动是对中国经济负责，也是中国作为大国需要承担的国际义务。

　　上述措施无一例外都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协调，这就需要建立一定的合作机制，鼓励各国展开调整，包括在 WTO 框架下对未调整国进行贸易报复或征税(Williamson，2012) 。茅锐、徐建炜等 (2012)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全球经济失衡实质是各国间贸易规模的失衡，缺乏国际协调的国际分工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因此，合理的建议是提高国际合作水平，调整国家间不合理的结构性差异，在不损害任何国家福利的前提下协商解决全球经济失衡。

　　五、结语

　　全球经济失衡是二战以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而非新近出现的现象。本轮全球经济失衡因其持续时间长、规模大而受到广泛关注。尽管最终爆发的金融危机同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失衡带来的全球经济的硬着陆有着一定的偏离，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经济失衡同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关系。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所采取的调整政策暂时缓解了全球经济失衡的规模，但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始终存在。美国的消费者相对其他国家的消费者而言似乎对进口有着更大的兴趣，美国又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有着超发美元的特权，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流通，正好迎合了东亚各国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东亚各国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远逊于美国，继而将美元又重新投入美国国债市场。这一机制是结构性的，无论是货币流向还是货物流向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没有发生本质改变。可以预期，未来全球经济将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既然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相应的调整策略也将是结构性的，涉及各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国际间合作。为此，各国需要在贸易、金融、汇率等问题上加强合作，通过建立一定的合作机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平衡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