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生产过剩论”

　　马克思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批判地发展了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思路,强调了有限消费需求所造成的实现困难。他的目的是用危机理论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和谐论。在《1861 -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继续用消费不足的观点来解释危机的必然性,指出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是造成生产过剩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马克思开始用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来解释经济危机。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开始深入到资本之间的内部关系来寻找危机原因。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从对流通过程的分析出发,最终回到了生产过程内部。

　　在《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述中,商品生产过剩现象总是作为形成或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而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大规模的或普遍的生产过剩时期,正是经济危机的前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特有的经济危机现象,主要是每隔数年定期重演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现象,是普遍经济危机或普遍危机现象,是由生产过剩产生的。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商品的生产过剩会在整个市场上引起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发生在某一种商品或某一个生产部门的局部的生产过剩,而是发生在大多数商品或许多生产部门的普遍的生产过剩。

　　马克思认为,生产过剩趋势不是对市场界限的无知或判断失误的结果,生产过剩的基础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积累资本和占有利润。资本积累并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需要,而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消费者需求的限制不过是资本家必须克服的障碍而已。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不仅仅是资本家主观动机的表现,而且是通过竞争压力强加到资本家身上,这种压力不是别的,正是那种内在的、自我复制的生产过剩趋势的压力。它迫使资本家不顾市场的界限,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扩大生产。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在限制与想要突破限制的冲动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同时,进行大规模生产即大量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1]

　　随后马克思便提出了关于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论断:“构成现代生产过剩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

　　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1]马克思认为,形成生产过剩或普遍生产过剩基础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生产力的不可遏制的发展;二是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又遇到了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即工人群众的贫困;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即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利润量的限制。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资本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

　　马克思指出:“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2]

　　这段话来自马克思1878年的一个笔记本,直接表现出对消费不足论的批评。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他关于危机理论的分析包含在对其他问题的探讨中。在马克思看来,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高潮,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最浅显的表现。因此,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应该作为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力这一更广阔的论述的一部分,是为了更加深刻地分析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二、恩格斯对拉萨尔、杜林的“消费不足论”的批判

　　恩格斯的危机理论是直接而鲜明的生产过剩理论,他驳斥了拉萨尔和杜林的消费不足论。从表面上看,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之间区别不大。但实际上,拉萨尔等所提倡的消费不足论和恩格斯的生产过剩论根本不同。拉萨尔的消费不足论建立在“铁的工资规律”的基础上。“铁的工资规律”认为平均工资停留在一个国家中根据习惯未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限度上。拉萨尔指出:“工资不能经常超过这个平均数,否则由于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就会增加结婚和出生率,增加工人人口,从而增加了又把工资降低到从前的水平,甚至降低到那个水平以下的人手的供给。工资也不能长期落在必要的生活费用下面,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产生移民、不结婚、节育,最后由于贫困产生工人人数的减少,因而又减少人手的供给,又使工资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因此真正的平均工资处于变动之中,经常在它必须不断地落灰的重心周围旋转,有时比它高些(所有或个别劳动部门的繁荣时期),有时比它低些(多少带有普遍性的困难和危机时期)。”[3]

　　拉萨尔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劳动的价格(工资)也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完全正确。但是每一种商品在任何时候的市场价格或者某种物品的平均的供求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的必要的生产费用决定的。”[4]

　　拉萨尔指出,工人的贫困造成了消费不足。“工资或劳动的价格和在物品的价格中偿付给资本的劳动量之间的差别,必然使得所有制造出产品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不可能用他们总共的工资重新购买他们自己劳动的产品。……在工人们的生活费用保持不变时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愈高,他们就愈不能买回他们自己劳动的这些产品。”[4]

　　拉萨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只要在国家的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再把分散的合作社联合到全国所有合作社的统一组织中,由一个管理合作社业务的“中央委员会”来调节生产,就可以消除生产过剩的危机。“难道您就看不到,根据所有这些合作社的业务簿籍,并通过为了了解这些业务簿籍而设立的中央委员会,就会给生产需要的科学统计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而很快就会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吗?而且及时暂且还不能完全做到这点,由于合作社拥有强大的手段而不必进行竞争却推销产品,生产过剩就会变成单纯的预先生产。……解脱社会的生产过剩和危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将会是怎样一种得福和致富的源泉啊?”[4]这就是拉萨尔设想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看来,危机不过是对于事物常态的偶然背离。“货物贮藏和销售之间的鸿沟,其最后所以大得如此严重,并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落后,……因为人为地造成消费水平低,……因为人民需要在其自然增长上遇到了障碍。”[5]

　　恩格斯论述危机的理论基础不是工人的贫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形式,这一矛盾形式使积累不断超过需求的增长。恩格斯指出,消费不足是“存在了几千年”的“老现象”,而危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才出现。因此,“虽然群众的消费水平低也是危机的先决条件之一,并且在危机中,起着早已被承认的作用,可是这丝毫不能给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也不能给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这种危机的原因。”[5]

　　恩格斯认为,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一般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五十年来才有的现象。“只有杜林先生那样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不用新的生产过剩的现象,而用旧的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水平低的事实,来解释新的冲突。”[5]消费不足是任何建立于剥削之上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因此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可是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使经济状况达到了危机的地步。“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都是从经济危机的现象开始研究的,但是,一旦真正涉及到危机的本质问题时,两者就分道扬镳了。

　　恩格斯力图证明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私有制不但将社会建立在利益对抗的基础上,而且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永久性失衡。“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长期以来,英国就处于这种荒诞的状况中,处于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波动得更加厉害———这是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6]在恩格斯看来,供给和需求的失衡是系统性的,其根源在于经常性的生产过剩趋势。

　　三、考茨基关于危机的“原始凯恩斯主义”解释

　　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把恩格斯危机理论的两个方面分离开来,提出一个长期生产过剩趋势理论和一个建立在市场无政府状态基础上的危机理论,两者相互联系。考茨基将生产过剩理论改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理论。他说:“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生产过剩又是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7]

　　恩格斯认为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各由不同的规律所支配,所以两者之间的背离也就是系统性的。考茨基并未像恩格斯一样,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结合起来,而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这样,生产的周期性扩张便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的表现,而是由市场的发展所驱动的。

　　虽然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工业危机的讨论中,考茨基并未提及消费不足问题,而只是强调生产过剩,但其理论所隐含的基础却是消费不足论。考茨基指出:“生产量超过需要量的这种生产过剩,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可能发生。但是,如果生产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生产的,那末,这种生产过剩当然不会带来危害……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商品生产(在它的发达形式下)的前提是任何人都不是为自己生产,每一个人都是为他人而生产。每个人都必须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但是,社会的全部生产却不是按照计划布置的。恰恰相反,每一个生产者都要自行估计社会上对他所生产的商品的需要量有多大。

　　另一方面,在商品生产之下,生产一超过物物交换的买卖这个低级阶段,除了货币商品和贵金属的生产者意外,谁也不能在售出自己的商品之前预先购进任何商品。这就是危机所由产生的两个根源。”[7]考茨基认为,当商品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由于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为他人的需要而生产成为主导,因此对他人需求的预测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危机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考茨基对经济危机的这一解释实质上是市场供求的比例失调论,仍然局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之内。这种“原始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已经和恩格斯的生产过剩理论相去甚远。

　　虽然考茨基把危机的根源归因于市场的无政府状况,但是他认为卡特尔不能消除经济危机。这一观点与伯恩斯坦针锋相对。伯恩斯坦把卡特尔、信用制度、交通工具的完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提高等等当作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认为这些现象缓和甚至消除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消除危机。考茨基认为卡特尔不能消除经济危机,原因有二:一是利用卡特尔来调节生产,前提是卡特尔必须控制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并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但国际卡特尔是不容易组成的,而且也难于彻底维持下去;二是如果普遍组织卡特尔,结果是每一个卡特尔都力求尽量少生产商品,以提高其价格。每个卡特尔一方面尽量少生产商品,另一方面又竭力迫使生产它所需要的原料的其他卡特尔生产过剩,结果还是要发生危机。他举例指出:“假如几个铜矿组成了一个卡特尔,缩小铜的生产,把铜的价格提高。这样作的结果将会怎样呢?这时,在炼铜企业的工业家中,有一些人将停止自己的生产,等待良好的时机;另一些人就会竭力用其他金属来代替铜;其余一些人则购置或自办铜矿,以摆脱对铜矿卡特尔的依赖。到了最后,铜矿卡特尔就要瓦解或破产,结果就出现危机。”[7]

　　但是,考茨基又说:“只有把所有的卡特尔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卡特尔,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生产资料都集中在这个卡特尔手里,换句话说,只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确实废除,成立卡特尔才能消除危机。相反地,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一天,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7]考茨基认为危机的产生直接源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造成市场无政府状态的原因,因此只有消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从根本消除危机。那么,考茨基的这一观点与恩格斯把危机看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趋势的观点完全一致吗?后来考茨基把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卡特尔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的思想,发展成为他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这种理论造成一种幻想,似乎只要把一切国际卡特尔结合成唯一“超卡特尔”,就可能使各国的资本家达成协议,调和他们的利益,并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危机。列宁曾指出“超帝国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危险性,指出考茨基只抓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趋势,即垄断的发展和垄断之间联系的加强,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四、杜冈经济周期理论中的“生产过剩论”

　　杜冈在信仰上经历了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转变。他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而言是值得重视的。杜冈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他指出了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但他把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了起来,并因此而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向。

　　杜冈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西斯蒙第的“消费不足论”进行了批判。杜冈认为,西斯蒙第的市场理论同时也是危机理论。从西斯蒙第危机理论的观点来看,危机产生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了由于人民大众的贫困而不能被社会消费掉的过剩产品。按照这个理论,资本主义工业产品市场,对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全部生产力来说过于狭小了。杜冈肯定了西斯蒙地的消费不足论“含有几分真理”,因为它从现象上部分地解释了危机的成因。但是,杜冈指出,西斯蒙第的理论同危机的过程有明显的矛盾。“这个理论认为,危机之后必然出现工业高涨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危机和工业萧条使人民大众不是更加富裕,而是更加贫困;怎么能连续几年的工业萧条之后出现工业高涨,又怎么能使市场容纳下比危机前多得多的商品呢?”[8]

　　要是消费不足论是正确的,那么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工业完全停滞不前。杜冈指出:“危机问题只有依据正确的市场理论才有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正因为现代的经济科学及其大批代表人物坚持错误的市场理论,所以,它无力解决危机问题是毫不奇怪的。”[8]在杜冈看来,这种错误的市场理论认为生产过剩只能是局部的,可是在危机时期生产过剩总是带有普遍性。那么,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产生的呢?杜冈把资本主义经济同比较原始的经济体进行比较后指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调节着社会生产,资本积累不是目的本身,因此在简单商品经济制度下社会生产也和社会消费一样保守,当需求稳定时社会生产很容易做到按比例分配。而偶尔的比例失调总是由于外部原因如歉收等造成的。但是,在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情况则不同。“不是居民的需要,而是资本积累决定社会生产的规模。”[8]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积累造成经常不断的扩大生产的趋势。在社会生产无组织状态的条件下,社会生产由于资本的积累而不断扩大,从而造成长期生产过剩的趋势。当商品销售困难变本加厉时,资本主义生产就会陷入似乎是普遍瘫痪的状态,从而爆发所谓的工业危机。考茨基的观点曾经非常接近这一观点。他认为,当商品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由于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为他人的需要而生产成为主导,因此对他人需求的预测变得非常困难,所以危机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但是他并未看到“为他人的需求而生产”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积累的目的,因而也未能把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联系起来。信用是加剧危机的一种因素:“信用容易膨胀,也容易收缩;在顺利时期它能使社会购买力增长好多倍,而在困难时期它会在一瞬间垮台。”[8]

　　杜冈进一步指出,“信用只不过是加剧危机的一个条件,而绝不是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扎得要深些,它寓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中。危机的必然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特征,即:1、资本主义经济是对抗性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人是资本主义企业领导者的简单生产手段;2、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对抗性经济不同,生产有无限扩大(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的趋势;3、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是无组织的经济,各个不同劳动部门之间缺乏有计划地分配社会生产。”[8]在这里,杜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统,其危机理论是原初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论”。在杜冈看来,长期以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解决危机问题,是因为经济学家们只是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领域———生产、交换或分配领域中去寻找危机的原因。实际上,危机是在社会经济各现象总体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不能把危机只局限于社会经济的某一个别的领域。

　　杜冈认为人民大众的相对贫困是工业危机的必要条件,但认为民众消费水平低并且提高得慢、以致产品不能销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消费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因素之一,并不当然地决定生产。归根结底,杜冈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下国民经济生产缺乏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即使工厂科学地组织生产、重视技术改革、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能避免工业危机的发生。而危机呈现出的周期性则源于货币资本在创造新的固定资本时表现出来的周期性。

　　在杜冈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是适用的,但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理论观点,却是缺乏系统性的和不充足的。他甚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同西斯蒙第等人的消费不足论相提并论。在杜冈看来,马克思认为总有一天商品的普遍过剩会成为经常性的现象,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不能继续销售而崩溃。他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这种理解,的确是非常肤浅的。

　　五、卢森堡对剩余价值实现问题的关注

　　面对伯恩斯坦等的挑战,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将危机理论建立在更有力的基础上。针对伯恩斯坦的观点,罗莎·卢森堡指出,信用制度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都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信用把生产的扩展能力提高到极大程度,造成使生产不断超越市场界限的内在动力。但它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如果它一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召来了生产过剩,那么,在危机过程中,它又作为流通手段把自己唤起的生产力更加彻底地摧毁了。”[9]

　　这是因为,危机时期的信用紧缩,使得产品的销售进一步恶化。所以,“在它不可缺少的地方却抛弃了交换,在它还存在的地方却证明自己不起作用和没有用处,因而在危机过程中,把消费能力缩减到最低限度。”[9]在伯恩斯坦看来,企业主联合组织通过对生产进行调整可以结束无政府状态,防止危机。对此,卢森堡指出:“只有当卡特尔、托拉斯等变成近乎包罗一切、居于支配生产地位的生产形式的时候,才说得上通过企业主联合组织防止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

　　但是,卡特尔本身的性质排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主联合组织的最终经济目的和作用,就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消灭在分配世界市场利润方面的竞争,以便提高这个工业部门在世界市场上所得的份额。而这种组织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因此,它恰恰不能成为普遍性的组织。如果它扩展到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它的作用也就消失了。”同考茨基一样,卢森堡从卡特尔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出发驳斥了伯恩斯坦的观点。那么,为什么“二十年以来没有发生普遍的商业危机呢”?对此,卢森堡指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虽然揭示了一切危机的内在结构和它们的深刻的一般原因,但更加适合于世界市场已经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成熟阶段。而卢森堡认为她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达到象马克思的图式中所设想的那种发生周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成熟阶段。”[9]

　　她认为当时已经摆脱了“年青的危机”———周期性出现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经济新领域进行的突然的、跳跃式的开拓及随之而来的危机,也还没有发生“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世界市场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同市场的框架发生致命性、周期性的冲撞。在《资本积累论》中,卢森堡从正面论述过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即从剩余价值实现的角度谈到了消费不足问题。有学者将卢森堡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分析及从资本积累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论证,看作是“消费不足”思想的阐发。关于消费不足产生的原因,卢森堡认为,工人和资本家只能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中被消耗掉的部分,以及剩余价值的可消费部分。至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就不可能由工人和资本家来实现。卢森堡认为,这正是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克思等人的经济理论的不足,因为他们都把这一不能解决的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卢森堡指出:“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存而不论,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者阶层。我们说是购买者而不是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点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10]

　　例如,在19世纪最初六十年间,英国的棉业将棉织品供应给欧洲大陆的农民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就为英国棉业的繁荣扩大建立了基础。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一书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自己独立存在的,要以另一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作为它存在的前提条件。布哈林曾经批评卢森堡,指出她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和剥削问题割裂开了。

　　卢森堡认为,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非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交换关系,不仅可以实现剩余价值,而且能够通过扩大再生产瓦解非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来获得新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与非资本主义生产之间交换关系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得以扩张。卢森堡指出,参加寻求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多,仍然对资本扩张开放的非资本主义地方就变得越少,竞争就越厉害。通过这个过程,资本准备了自己的毁灭。当它接近到人类只是由资本家和无产者所组成这一点时,进一步的积累将变得不可能了。有学者指出,卢森堡是在企图回避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直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客观历史界限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的。这无疑是错误的。[11]

　　她以资本主义对非资本主义的侵蚀来描述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认为这是一种本质的联系,因而构成了世界体系。这一观点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继起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从前一种形态中产生以后就独自存在,不以其他的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的存在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克拉克对卢森堡的消费不足论进行评价时指出:“卢森堡理论核心的谬误不是她对再生产图式的误解,而是她假设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必须来自于消费需求的增加,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不是额外的需求、而是不顾市场限制扩大生产的趋势这一事实,这种趋势由竞争的压力强加到每一个资本家身上,又因生产力日益革命化而加剧。”[12]

　　六、结    语

　　“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之间的争论,其焦点在于:危机究竟只是偏离市场均衡常态的现象,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趋势。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危机解释为偶然现象,否认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因此任何危机自然都被视为偏离常态的意外结果。时至今日,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危机所作的解释,尽管在数学上越来越精巧,却和19世纪初提出的解释没有本质区别。凯恩斯对古典宏观经济调整机制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但除此之外他的理论基本上仍局限在古典框架之内。凯恩斯提出质疑的意义在于,为了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政府必须更加积极的干预,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平衡。然而,凯恩斯的解释不过是表明,危机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相反,它可以通过政府适当的政策得到调节。以上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总有一种巨大的外部冲击,例如战争、歉收或是金融管制的缺失,加剧了各生产部门之间关系的暂时失衡。危机发生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正常的市场调节过程会很快使稳定得到恢复。除了外部冲击之外,危机的主要原因有时还被归结为政府的过度干预。

　　危机理论不是描述危机的现象,而是要探究危机的原因。一些人认为是原因的,可能被另一些人认为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的结果,各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理论也就应运而起。“经济学家们对危机的解释,有如这样一位科学家,他试图否认四季更替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将每年春天的回归解释为某种超自然力量偶然作用的结果。实际上,科学家应该做的,不是解释某一年的春天会准确地在哪一天来临。同样,真正的理论问题也不是要解释这一次或那一次危机的特定原因。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趋势一个正常的组成部分,才是理论真正的任务。”[12]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担的正是这一任务,他们所要证明的是,危机不是供给和需求的暂时失衡,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种趋势。马克思指出:“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暂时解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危机问题的主线。马克思把自己的着作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危机理论之所以出现争论、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学者们试图将其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忽视并背离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放在当代经济学的语境下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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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弗·梅林.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Ⅲ)[M]. 北京:三联书店,1973: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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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3.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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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罗莎·卢森堡. 卢森堡文选(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罗莎·卢森堡. 资本积累论[M]. 北京:三联书店,1959:276-277.

　　[11]张雷声. 罗莎·卢森堡资本主义理论述评[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5).

　　[12]克拉克. 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