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清人认识汉宋、处理汉宋的取径与立意，见其同异，疏证清学本相、本意与后来论说、叙述的差异，可谓是深入认识清学以至民国学术的一大关键。”事实上，以汉宋之争为主线脉络，或全部以汉宋眼光理解清学，大多是阮元以下历代学人的看法。本文为新书《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绪论。作者于梅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治中国固有学问，若以“保全本来”为温故知新之基，以获知全局、感知本民族的地位与精神为宗旨，以推陈出新为归宿，那么且慢一步——不妨斤斤计较具体而微且可操作的立脚开端处。

　　前辈学人的论述，是后进的高塔航灯，他们早已揭示理解中国固有文化的最佳入手处在清儒之学。从此入易得头绪，可事半功倍。

　　张之洞《轩语》言：

　　无论何门学问，国朝先正皆有极精之书。前人是者证明之，误者辨析之，难考者考出之（参校考证），不可见之书采集之……且诸公最好著为后人省精力之书，一搜补（或从群书中搜出，或补完，或缀辑）；一校订（讹、脱、同、异）；一考证（据本书，据注，据他书）；一谱录（提要及纪元、地理各种表谱）。此皆积毕生之精力，踵曩代之成书而后成者。故同此一书，古人十年方通者，今人三年可矣！

　　此处强调清人对历代文献的辑佚、精校、疏释，为后学进入中国固有学问扫清无数荆棘障碍，使得有书可读且能读。相较于此，更为紧要的是，清儒治学偏重考据一路，循宋儒门径而有所超迈，对历代学问皆考辨、表章，后学不仅可从中了解全局线索，也可确立治学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基本规矩。诚如《书目答问》所言：

　　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大抵征实之学，今胜于古，（经史小学，天算地舆，金石校勘之属皆然，理学、经济、词章，虽不能过古人，然考辨最明确，说最详，法最备，仍须读今人书，方可执以为学古之权衡耳。）……知国朝人学术之流别，便知历代学术之流别，胸有绳尺，自不为野言谬说所误，其为良师，不已多乎。

　　清儒此类特质，使得清学虽非治学极境，甚如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综论，谓有清一代学术，史学“远不逮宋人”，经学虽号称极盛，也“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故“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然断难否定清儒在扫清治学障碍与确立基本规矩方面皆给予后人帮助与启示。民国学界大家名著迭出，形成宋代后又一高峰，与承袭清学余荫关系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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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学本身存在复杂的学术论争与分歧，随着时势的推进，加之民国学人的派分眼光与诸如科学与人文的西方论争因素的掺入，汉宋问题越发成为贯穿清学诸多争议的关节。或借古诗人“诗眼”、“文眼”之喻，可将之称为“学眼”。

　　《书目答问》所谓“国朝人学术之流别”，实际上便是从汉宋眼光着手，按当时人宗尚汉宋学取向为标准，分为汉学专门经学家、汉宋兼采经学家，别列理学家一类，对应治宋学者。《书目答问》流传极广，其本意或别有所在，普遍却被视为治学门径，由此可见以汉宋区分清学的论述，不仅可代表晚清学人的一般看法，且这种看法经由教学扩张，深入人心，已成不言而喻的论学通识和基点。

　　事实上，若不能把握清代学术中汉宋问题及其叙述的发生、流变，也难以深入理解民国以来学术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1955年，钱穆作《新亚学报发刊词》，总结民国以来数十年学术，开宗明义便道：“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故而，探究清人认识汉宋、处理汉宋的取径与立意，见其同异，疏证清学本相、本意与后来论说、叙述的差异，可谓是深入认识清学以至民国学术的一大关键，也是追踪前贤探究中国固有文化的入径。

　　此事难度不小而不可回避。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虚实兼顾，循序渐进，是治学的守则。沈曾植谓：“学力深能专精数书，乃得扎老营以为安宅，以后耕猎所得，积渐灌输老营内，根愈深，柢愈固，然后群籍之菁英，乃能为吾所有。否则如流寇野掠，虽日破一城，亦不为吾有。故必用功深者，收名乃远。”黄侃同有此论，谓：“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亦必如此，方有真知灼见。韩非有言：‘变业无成功’，此可为吾人讲学之鉴。”循整体脉络，把握历史演进的关键，迎难而上，不仅可增加对于历史事实及学理的揭示发明，还能以此为基，扎根筑营，以免流寇之讥。拙稿立足于清学的关键枢纽——汉宋问题，具因在此。

　　然从根本上说，今人所说清代学术的汉宋之争，经晚清民国学人的不断申说，看似历史上发生的实事，实际上很大程度已是历来学人认识层累叠加的产物，视作清学叙述及其演进则可，若完全视为清学演进的本真则不可。

　　“汉宋”成为一大问题，有生发、演变的历程。将汉代学术与宋代学术对谈，起于宋人本身。晚明学人的言说中，此事成为常谈，只是并非如后来标立汉学。区分汉、宋门户，乃较后事。明末清初学人治经，如皮锡瑞观察，乃“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若在汉、宋门户已分的来者看去，当作“汉、宋兼采一派”。实际上“在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

　　纵观有清一代，明确标举汉学的自惠栋开始。然他发明两汉专门之学，主要落实于《易》学，其立论与命意都与宋儒颇有渊源。当然惠栋也不拘于此，而是自成一说。他在钩沉两汉专门之学后，阐发《易》理，以此统贯诸经，借汉儒古义发明微言大义，以与宋儒学术高峰程、朱竞争，暗用宋儒道统之说而又意欲修正道统论，为汉儒正名，以此独得之契构筑汉学系统。

　　其学说中虽讲“汉学”，而处处见“宋学”。故惠栋一直强调：“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而其独得之契式的发挥义理，或与其说是立汉学，更不如说是建一种新的理学。此与顾炎武“古之经学即理学”意趣相当接近。实即藏理学于经学之中。

　　不可否认，惠栋标举汉学大旗，加剧了原先的汉代学术与宋代学术的对谈趋势，而又加入了新的因素。然在学问的专门化过程中，明显可看到高悬的兼通之境。卢文弨观察到当时“为理学者宗程、朱，为经学者师贾、孔”，学问专门而治，究其原因，大概由于“人之力固有所不能兼”。学术的走向专门，反凸显治学超越门户、兼采各端的高明。故卢文弨论断：“其能有所兼者，尤足贵也。”

　　他如治学似针锋相对的戴震与桐城学人，至少在论说的角度，于求通一道也贴合无间。戴震所谓：“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其中“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至于理义与制数，“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必须兼之者方能知得圣人微言大义。桐城派标举“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何尝非此意？

　　后世学人的清学史述，多称纪昀尊汉学斥宋学，四库馆臣论学为汉宋之争一大要事。然据叶德辉考察：“《四库全书提要》一书，无论为汉为宋，其学之有流弊者，类皆一一辨别其是非，而其立词则曰‘讲学家’，又曰‘其末流’如何，皆沿《班志》、《隋书》、《崇文总目》之例，其于汉学亦然，并不斥其初祖。乾嘉以后之人，读《提要》不通，致有河间尊汉抑宋之论。”未必如持汉宋门户分争者所述，旨在严格分立汉宋，反是在纪昀本人论述中，处处见平衡汉宋的语调。

　　举一特例，所谓偏汉、偏宋的异时歧见，并非单纯学问的分歧，而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化与不同立意。如清学史叙述中，毛奇龄往往被描述为清代汉学的开山或前导，这更多是后世学人认识层累叠加的产物，而非实情。毛氏治学博杂多方，而以阳明良知学为根本，这与同时学人将其视作王学护法之见相符。其后尤其是乾隆时学人，一边倒地倾向其经学，却多从负面角度立论，毫无引其为渊源前导之意。至嘉庆时，阮元、焦循联袂推重毛氏，一反惠、戴视毛为贼经害道之教，而尊其为清代经学开始的功臣。阮元尤其是焦循之所以尊毛，乃是从以经还经角度，纠正由惠栋所辟而风靡一时“惟汉是从”的汉学习气。此举在当时鲜有同道，倒是论敌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从反向角度树立毛奇龄攻宋学（本意乃从王学立场攻宋）的汉学开山形象，不仅影响后人追溯汉学开始的事实，亦替汉宋之争这一后见助力。可见毛氏学说之本意及后世认识的迁转。

　　故汉宋分别的论说实非当时常调，或者说当时的实情本相远较简单的汉宋之争的口号式论断复杂得多。清学以江、浙、皖三地为重，“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其治学内容、方式为宇内学人尊仰，为风气所发源处。乾隆末年，在江、浙、皖三地学人中，虽治学标举汉学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然多以惠栋一系为主，而此一脉学人的所谓汉学极为具体，如恢复《易》汉学之类，且秉承“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之训，并非截然区分汉宋门户。

　　谈汉学者反以浅学跟风、以之为尚的人为多。凌廷堪便道：“所云近之学者，多知崇尚汉学，庶几古训复申，空言渐绌。是固然已。第目前侈谈康成、高言叔重者，皆风气使然，容有缘之以饰陋，借之以窃名，岂如足下真知而笃好之乎？且宋以前学术屡变，非汉学一语遂可尽其源流。即如今所存之《十三经注疏》，亦不皆汉学也。”事实上，当时各家学人真正尊崇者无非惠栋、戴震二学。晚清名儒陈澧直言：“宋儒贵周程而贱汉儒，近儒又贵惠戴而贱宋儒，吾未见贵远而贱近者也。”

　　当时反而对墨守汉学多弹反调。如王念孙主张：“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若“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

　　故如顾千里《壤室读书图序》称：“汉学者，正心诚意而读书者是也；宋学者，正心诚意而往往不读书者是也；俗学者，不正心诚意而尚读书者是也。是故汉人未尝无俗学，宋人未尝无汉学也，论学之分，不出斯三途而已矣。”戏谑而实通透。此与钱锺书论诗分唐宋相通，谓：“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事实上，考据、义理、词章或有偏重，绝不可强分，也不能强分。而汉学与宋学的相互渊源（宋儒学问本与汉儒多有关系，而清代“汉学”亦与宋儒牵连不断）实纠结不能断分，亦见汉宋的不可截然区分。张佩纶：“余向持论，以为国朝人之汉学，大抵皆宋黄氏《日钞》、王氏《困学纪闻》两派而加详耳。”

　　事实上，以汉宋之争为主线脉络，或全部以汉宋眼光理解清学，大多是阮元以下历代学人依据后来生成的观念逐渐系统化的看法，而非乾嘉以来复杂的实情。在此过程中，学海堂的地位相当关键。因此，厘清学海堂以来历代学人以“汉宋”叙述清学架构的形成、演变，揭示清代学术本相与近代学人解读的距离，对于认识清学本身极具正本清源之效，对理解民国以来学术的演变也大有裨益，更是上探中国固有文化的要径。

　　汉宋分争是清代学术的结穴，也制约着民国学术的流变，可谓晚近中国思想学术演化的主干大节。对此前贤多所论述，同时也使来者误将其见识认作本事，形成倒看清学的成见。本书以重新梳理清代汉宋关系为主旨，在尽量占据文献的基础上转变研究思路，将清季以来尤其是民国学人名著中广为流传的观点作为前贤见识，而非清学的本事；进而在整体的观照下，选取汉宋叙述形成的关键环节，即阮元——学海堂——陈澧的大事因缘，抛开成见，使条理人事关系与解读文献本意相辅相成，揭示史事、观念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重现清中叶所谓汉宋分争的本相，寓解构于重构之中。由此起点，可以破除已成前提的种种误断，贯通清代、民国的学术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