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迄今有2300年的历史。自春秋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置云中、雁门、代郡以来，以一代京华、两朝陪都、九边重镇而闻名华夏，历史上几经辉煌。特别是鲜卑拓跋氏缔造了从公元398年到494年的魏都平城（今大同）时期，历经六帝七世，凡96年，使平城一跃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盛极一时。

　　彼时的平城，人口已达百万，是一座商贸发达、兼容并蓄、外交频繁的城市，是大同历史上最为辉煌和值得骄傲的繁荣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穴位，还是世界上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成功范例，也是我国历史进入中古时期后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更是人类历史上城市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北魏时期的历史文化影响到中华民族发展的走向，中国正是从北魏平城迈向大唐盛世的。凡此，都成为大同能够被国务院于1982年未经申报就确立为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87年北魏帝都平城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010年9月又被中国古都学会确定为中国第九大古都最为关键的因素。

　　平城，作为当时北中国的一个具有皇皇历史的北魏都城，其宫城的具体位置究竟在何处？据近30年考古发掘所获得的丰富资料考证，结论至目前基本沉淀。可以确定，北魏平城是在汉朝平城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它包括宫城、外城和郭城三个组成部分。最核心的宫城在今大同市区北部的操场城，周回8里，其间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外城周回20里，每面3门，共12门，门内楼堂馆所林立，寺庙百所；南郭城周回32里。东西南北两向各门相对，各有三条大道，三三相重在城内形成九衢十六坊。衢即十字路口，坊即居民区，而且衢衢相似，坊坊等同，建筑学称之为棋盘形。每坊还都有名号，如华严寺所在地为舍利坊。明代徐达修建大同城时，在北魏外城基础上，“截南之半”，即去掉外城南边一部分，建成延至今天的大同城。其南城墙完全为新筑，东西北三面是在北魏外城城墙上加厚包砖。所以砖内土墙分两层，里层深色的土墙是北魏外城城墙，外层浅色黄土墙为明代所筑，2008年至2016年期间修复城墙全部用砖包了起来。每面城墙只开一门，城内南北向原来的三条大道未变，即四牌楼南北一线，太平街南北一线，钟楼南北一线。东西三条街道北移，坊里格局虽有变更，但仍是北魏平城的棋盘形格局。

　　2002年时，全长900余米的操场城东西街翻修拓宽马路，犹如给北魏宫城考古调查提供了天赐良机。其间，我特别关注了当时大同考古学界和媒体对板瓦、筒瓦、瓦当、砖、兽骨等出土遗物的报道，并开始收集相关资料。当时的考古发掘资料揭示，大同城北的操场城东西街地表下依次叠压着的是辽金、北魏、两汉文化层。其中，操场城西街云龙苑小区门前和小区西，特别是小区东的四中和少体校一带，出土北魏建筑构件最为集中。所见主要有磨光瓦件、带字片瓦、莲花纹瓦当等，尤为珍贵的是有完整的柱础和刻有北魏时期“皇魏万岁”“皇年万岁”和“寿贵”字样的瓦当。

　　2003年3月17日，大同四中北门后一处建筑工地开挖地基，呈现出瓦石夯层。经山西省和大同市联合考古队发掘，暴露出一处东西长44.4米，南北宽31.8米，面阔9间的双斜坡踏道宫殿遗址，随即被命名为“操场城一号北魏遗址”，是大型皇家建筑遗址。2007年，省、市联合考古队相继在一号北魏遗址东北150米处的翰林别院工地发掘了一处大型仓储，清理出50多个柱础和5个圆缸形粮窖遗迹，被命名为“操场城二号北魏遗址”。2008年又抢救发掘了一号北魏遗址后的北魏粮仓遗址、复式宫殿以及建筑遗迹和灰坑，被命名为“操场城三号北魏遗址”，其中北魏粮仓遗址尤为重要。从考古学的角度讲，这3处实证遗址的确定，就完全能够坐实北魏宫城的位置了。

　　北魏宫城城墙的位置另有现存的实物佐证。今大同城北的上皇庄村、白马城村和安家小村一带有断断续续板筑夯打的土墙遗址，高的有5米多，低的有1米或2米，底部宽约10余米，这正是北魏宫城外城之北墙。北魏宫城的东城墙则在御河西岸，南城墙在操场城一带，西城墙在上皇庄村以南。此东西南北城墙圈起来的面积约有30多平方公里。另外，大同火车站东北处曾经出土有排列整齐的覆盆础石，这些遗迹也可以佐证北魏宫城和官府衙署之范围。

　　北魏平城宫城遗址可以由明堂遗址倒推和佐证。

　　北魏平城明堂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建造的唯一明堂，北魏平城明堂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年），是当时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典的殿堂。当时明堂附近还有太庙、太学、灵台、祭天圜丘、藉田、药圃等建筑，是一处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皇家建筑群。这座明堂建造的时间地点说明，它是中世纪中华民族夷夏交融的产物。那么，北魏平城明堂究竟在哪里呢？《魏书》记载的是“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东南）”，实际对否，尚待考古发掘。

　　1995年5月，在大同城东南1.5公里处的向阳东街一带工地上偶然发现古建筑遗址，经过考古部门1996年初次科学发掘和2015年再次进行验证性科学发掘，探明此处圆形的遗址直径约为290米左右，占地面积达百亩。遗址中央的方形夯土台基边长约43米，主体建筑应是北魏礼制建筑——明堂遗址。北魏平城明堂出土，为北魏前期首都平城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准确的坐标，也给北魏宫城位置的确定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古建筑的位置正符合《魏书》所记载的方位和距离：该古建筑在大同城东南，正是丙巳之地；从明堂遗址到明清大同城墙是三里半，正是“三里之外”。既然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得到了证实，那么倒推“七里之内”就应是北魏的宫城。具体测量，明堂至明清南城墙的直线距离是三里半，再加上明清南城墙到北魏平城南城门的距离不足四里，正好七里多一点，那无疑就是现武定门（原北门）外的操场城街了。换言之，北魏平城明堂的考古位置确定，恰恰证实了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巳之地”的古礼成制，也说明《魏书》中关于明堂的记载是可信的。

　　明堂是定位平城中轴线的关键因素，此发现也意味着北魏平城的中轴线就是现在的南关到玄冬门一线。大同市的中轴线从北魏至今始终未变，当时的建筑沿古城南北大街延伸而左右对称，充分体现了儒家昭穆、中正、尊卑、上下、孝道等思想。2008年，明堂遗址公园的建设被列入大同历史文化名城复兴工程。2010年5月在向阳东街原址开工建设，历时6年圆满竣工，并于2016年12月24日正式对外开放。

　　北魏平城明堂的主要历史价值和宏观意义有两点：

　　首先，它是北魏平城时代盛世气象的标志。营造明堂的决定是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提出的，而最终完成却是在五年之后的太和十五年（491年）。此时文明太后（即冯太后）刚刚故去（太和十四年，即490年，此与方山永固陵碑刻所记一致），而由太后与皇帝共同主持的班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改革已经完成且收到实效，国家进入了鼎盛时期。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成就了明堂，明堂便也成了北魏国力的炫耀和时代的标志。

　　其次，明堂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和华夏多民族融合的产物。随着封建化的推进，鲜卑拓跋氏与魏孝文帝拓跋宏“始服衮冕，朝飨万国”，并“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大臣们也“始制五等公服”。其代北各部族、融入北魏政权的中原士族和周边新加盟的少数民族的交融日益深广。太和十年（486年）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标志着鲜卑少数民族政权的成熟，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实施的包括服饰改革在内的华夏文化政策的前奏。（记者 李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