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福建商人陈紫绶因发明纺纱机器，灵便实用，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由即将回国的福州海关税务司爱尔格顺道带往京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推荐。总理衙门经审查批准，给予十五年专利，并咨文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刘氏随即札饬所属官员发布公告，晓谕民众，如有能创制新机新器，堪以利民便用者，均准申请专利，官府考验合格之后，发给凭证，以资鼓励。《申报》编者有感于此，发表专评《论创造新器给札专利之善》，颇富意涵，其文如下：

　　执笔人阅前、昨两日报章，知有福建人陈紫绶者，能制纺纱机器，极为灵便，曾经格致名家考验，此项机器实足以省民力，而为当世合用之新法。前任闽海关税务司爱尔格请假回国，绕道京师，因挈之入都，代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为给照专利。总署查光绪二十一年北洋大臣奏招商试办酿酒一摺，请给执照，准与专利十五年，经总署会同户部议奏，奉旨允准，爰即照此成案，给发执照，准予陈紫绶亦专利十五年，移咨南洋通商大臣刘岘帅。岘帅当即札饬苏松太兵备道蔡和甫观察出示晓谕，并言以后如有绅商、军民人等能自出心裁制造一器一具，堪以利便民用者，均准报送考验，照章给照，以资鼓励，云云。乃为之缀论于其后曰：

　　泰西之立国也，以商务，以工艺。惟其工艺之精，是以能商务之旺。若第知讲求商务，而不知讲求工艺，则懋迁有无，虽亦足以获利，而不能开物成务、创造日精，则诸事因人，获利亦终有限。故人但知泰西之富以商，而不知其原实本于工艺。以商务为用，以工艺为体，如是则制作流行日广。富国以此，强国亦以此。

　　虽然，欲求工艺之精，其始在人之用力于格致之学，而其后在予以获利之权。夫思一新法、成一精器，为之甚难，非可骤致。有积祖孙父子之创述，穷年累月之功能，而后能为亘古开一绝艺，则用力也何如其难；有竭尽一己之私财、借贷众人之巨债，而后能为斯民兴一美利，则费用也又何如其巨。倘既成之后，无法焉以使之独享其利，则既无以偿其辛苦之工，而又无以复其资本之所失，恐聪明材智之士皆将嗒然废弃，而当世遂无精研绝学之人。是以泰西国家有给予凭单，专享利益之例：凡有能自出机杼、创成一物一器者，经国家勘验如果合用，即酌予年限，给发专利执照。用是工、商二事随时有格致家到处游历，殚精竭虑，用新法制造机器，以便民用而收利权。或有身本贫窭而思得一法，顿成为国中巨富者；或有家财素裕，因攻新法而致贫困，俄复富拟王侯者。其君若臣必以从而宾异之，旌以显爵，利既独得，名又兼收，此所以泰西各国工艺之精日新月异，而考求制造者虽竭智耗财而有所不惮也。

　　中国则初无专利之令，故每有此兴一艺，未经获利也，而效之者已八九矣；此营一业，尚未有成也，而夺之者已千百矣。于是缔造者大受亏折，而摹袭者转获利无穷。即使缔造者得足以偿其所失，未致有折阅之虞，而此后之接踵而起者，其人必多，利权既分，创始者何从大得其益？坐是中国之人皆喜因人成事，不肯阐微研精，为斯民扩一美利、辟一妙用，惟思攘取他人之利以为利，而心思遂日以窒，而智创巧述之事遂日以不兴。此非中国之人智慧之不西人若也，政权不足以鼓舞之，则人亦遂无崛然以兴者耳。

　　今既仿照西例，有能创造新机器给札专利，以中国四万万众，聪明材智之士当必不少，各出其心思，以求格致之学，则创一新法、成一精器当亦不难，闻风兴起者想可接迹于天下，他日制造之精，何独让西人专美乎？

　　且吾闻西俗，又有创一良法，鬻于他人者，必先报其法于官，官为核定其价，卖者获价后，概不訾省，买者鸠资经营，专享其息。今亦拟略师其法，如有能至外洋各国考求机器有合于中国之用者，或述其法，或运至华，果省物力而足便民用，则虽非所创造，而亦当常给以原价之利，俾皆知研求机器，而制造日多，未始非鼓舞兴起之道而致富之术也。未识当轴者亦以斯言为有当否？(《申报》1898年8月28日，第1版)

　　专利者，专有发明创新之保护权是也。发明创新是有其所有权的，这种所有权受政府法律保护和社会承认，发明人可以藉此获得各项收益，尤以经济收益为主。

　　西方之所以日臻富强，原因固有多端，但专利政策的作用不可低估。受此政策保护与激励，民众发明创新积极性大增，开物成务，精益求精，国家工艺技术与物质生产不断改进，进而支撑并推动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所以西方表面上看似因商而富，其实则是因工而富，其商业之本在于工艺。“以商务为用，以工艺为体”，既是西方的强国策略，也是西方的富国经验。

　　日益完善的专利保护制度，使从事发明创造在西方不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而且成为一种远期投资，从而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即使投入较大的精力与财力，也心甘情愿，坚持不懈，甚至“竭智耗财而有所不惮”。因为一旦发明成功，不仅前期投入可得回报，而且能获得更大收益，乃至名利双收。正因专利制度使发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泰西各国工艺之精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快，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力因之日益增强。

　　相形之下，传统中国并无保护专利的制度与文化，每有所创新，己未获利，人已仿效；己未大成，人已夺之。结果，专事发明创新者大受亏折，而模仿、抄袭者反获利无穷。“即使缔造者得足以偿其所失，未致有折阅之虞，而此后之接踵而起者，其人必多，利权既分，创始者何从大得其益？”久而久之，国人发明创新的积极性减弱，“因人成法”、“攘人之利”的习尚渐增，驯至国内创新动力严重不足，生产与技术水平难以得到提升。

　　评论人直截了当地指出，国人发明创新之所以不若西方，“非中国之人智慧之不西人若也，政权不足以鼓舞之，即政府没有制定创新驱动的政策与法律。所以强烈建议政府尽早确立专利保护政策与法律。诚能如是，则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亚于西人，中国“他日制造之精”，必当超越西方。事实上，在推行专利制度方面，晚清政府也有所行动。李鸿章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时就表示，为了“敌洋产而保利源”，对于华商设厂制造火柴的申请，“自应批准，并照西国通例，准其限年造运，俾得稍沾利益”。当时的媒体记载，天津商人吴懋鼎、杨宗濂等人创办的天津自来火公司在缴纳了五千两的报效银两后，便获得了在直隶境内制造火柴的十五年专利权。后来，天津举人陈镶拟在天津永丰屯设立化学公司，制造铅粉等品，天津海关道经对该商所呈送的铅粉样品查验后，证实“均极精细，实与洋货相等”。北洋大臣李鸿章便批准“其专办二十年，限内他人不得在本埠仿造”。光绪二十一年(1895)，侨商张振勋创办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由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准专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限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搀夺”。总理衙门此次批准福建商人陈紫绶的发明专利，援引的就是此案。

　　随着晚清维新思潮的高涨，“准专利以劝百工”，渐成为官方广泛关注的决策之一。直隶总督荣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所拟定的振兴地方经济的纲领中，均提到对华商精制新器，可以抵制洋货、夺外洋利权者，应给予执照，定明专利年限，不准他商仿造。

　　总理衙门在批准陈紫绶纺纱机器发明专利的同期，正在根据光绪皇帝的意旨，制颁鼓励创新、保障专利的法规，这部名为《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的法规，声明对华商能创制船、械、枪、炮以及各式日用器具者，将依据成效，分别给予五十年、三十年、十年的专利权。这是官方首次将专利措施见诸政府法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