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进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新时代，我国跨界民族既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如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归纳和总结跨界民族和跨国主义理论研究的经验和基础，探讨和思索跨界民族的未来发展，进一步推动跨界民族研究的理论创新，深化跨界民族研究热点问题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学术支撑，是相关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担当。10月16日，以“新时代跨界民族发展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第六届跨界民族论坛在吉林省延吉市召开。会议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跨界民族研究专业委员会、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和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来自全国各地3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并围绕“新时代跨界民族理论研究与田野经验”“‘一带一路’建设与跨界民族”“跨界民族的流动、边界与认同”“乡村振兴战略与跨界民族”“人口较少民族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等议题展开研讨。

　　如何立足新时代开展跨界民族理论研究

　　党的十九大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在这重要转折点，立足新时代开展跨界民族理论研究尤其重要和必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金炳镐阐释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地位、在新时代民族理论中的地位、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的地位、在新时代跨界民族研究中的地位，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战略任务，还是我国56个民族的重要战略任务，尤其对跨界民族来说是更有意义和更有重要性的战略任务。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刘荣指出，新时代民族工作发展向学科体系科学化、治理经验政策化、团结进步示范化、中国智慧国际化转型的新趋势，是对中国乃至世界民族问题研究新视野、新领域的新扩展。要通过对新时代民族工作新转型、新趋势的研究，构建新时代民族工作理论与科学体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祁进玉对“亚洲共同体意识”进行了阐释和展望，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分发挥亚洲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历史传统的作用，增进区域内族群/民族间彼此的接触和交流，增强跨国文化认同的感召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红杰梳理了我国跨界民族研究的历程，指出了我国跨界民族研究领域面临的困难，并强调，在新时代更好地开展跨界民族研究，首先要转变理念，即从对抗、竞争转向合作、共赢；其次要把握国家关系的转变，以推动周边关系睦邻友好为己任；最后要由强调“民族”转向“民族”与“地区”因素相结合。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研究五处处长刘丽丽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有自信拿出一份跨界民族治理的“中国方案”：首先，跨界民族作为客观存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共识；其次，国际上多数跨界民族带来的挑战只是历史的局限；再次，中国有统一多民族国家跨界民族治理的历史优势；第四，国家实力提升为跨界民族治理提供了基础条件。新时代真正做好跨界民族研究，还要将其置入一个更大的场域，找到实际需求，以问题导向来进行研究。

　　跨界民族的跨国流动与认同问题值得关注

　　跨界民族的存在与流动，使得边境地区成为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种族、宗教等的交汇点，无疑对国家安全、边疆稳定和国家关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云南大学教授何明将跨界民族形象地比喻为“块茎”，阐释了跨界民族的生存逻辑：跨国流动是跨界民族的特殊生活方式，其动力源于互补与比较，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跨界民族跨国流动的条件。跨界民族的生活理性是资源的跨国获取，即当居住国的资源不足以满足其需求时，跨国民族借助其跨国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取邻国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延边大学教授朴今海以在韩中国朝鲜族为例，探讨了跨国流动中少数民族流动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她指出，在韩中国朝鲜族由于受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方面的制约以及韩国结构性的社会、文化排斥，在适应和融入韩国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挑战。破解这些困境，首先需要在韩中国朝鲜族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其次需要在韩中国朝鲜族对跨国流动作出理性选择，最后需要在政府层面强化政策支撑，引导和鼓励在韩中国朝鲜族流动人口返乡创业。云南大学副教授张亮通过田野调查，对边境管理制度、边境居民跨境流动实践的结构能动性和边疆民族社会的多元性加以充分挖掘，提出了边境居民跨境流动实践中的“显性结构”与“隐形结构”的概念。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杨宝康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当前中缅跨界民族的人口流动犹如一把“双刃剑”，客观上对促进中缅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中缅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推动中缅双边文化交流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中缅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郑信哲分析了朝鲜族历史与现实发展中的移民性因素，认为朝鲜族社会要实现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首先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增强主人翁意识；其次，必须更加注重“根基”意识的培育，增强对民族、对家乡的责任感；第三，要积极发挥其移民性中的正能量，努力克服移民性中的消极因素。

　　伴随着大量的跨国人口流动，尤其是流动人口日趋“漂泊化”、成为“失根的群体”，而引发的“认同危机”“认同困境”现象不容忽视，跨界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也成为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南开大学教授郝亚明以“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共生”为题，进行了理论评述与探讨。他认为，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两者关系上，当前国内学界大致形成了冲突论与共生论两种相互对垒的基本认识。国内学者对共生论理论基础的探寻基本上遵循求同存异的逻辑，一方面通过寻找共性来论证两种认同本质相通，另一方面则通过区分差异来论证两种认同性能互补。而国外学者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适应与认同调适、认同威胁与群际关系、双元认同能力建设等领域的相关研究，也从不同角度为共生论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副教授王燕以缅甸不同民族历史叙述的研究为出发点，认为缅甸国家典范历史的书写主要体现了缅族创造缅甸历史的主体性作用，而淡化了包括佤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而缅甸不同民族自下而上的历史叙述则通过强调缅甸佤族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来不断凸现其在缅甸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如何让共同的历史意识成为两者共有的文化想象，仍是缅甸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大连民族大学教授朴婷姬通过对《我的人生自述——一个朝鲜族家族变迁史录》和《原色记忆——朝鲜族一家人在东北》两部家族史文学作品的分析，追逐朝鲜族在中国散居地区的生活场景以及移住地的风土人情，再现朝鲜族历经千辛万苦从漂泊到生根、从陌生到归属，在移住地成功定居、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生命体验，认为他们的国家观、中华民族观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此过程中不断清晰和牢固。延边大学教师方美花通过对在韩中国朝鲜族民族认同的重构过程的考察，探讨了在韩中国朝鲜族在国家、民族、团体等层面的归属意识。

　　边疆地区如何实现善治，实现乡村振兴

　　边疆地区地处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确保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何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维护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奋斗目标，是一项重大课题。云南大学教授马翀炜以“知识谱系的构建与人类智慧的分享”为题，探讨了我国边境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作地方性的民众知识，而非遗制度是一种国家主导的知识谱系构建，通过国家主导的赋权制度，差异性存在的地方知识获得了同样的身份，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内地与边疆在文化发展中存在的差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吴楚克通过史实分析认为，需要从中国边疆的角度分析台湾问题，这是因为：首先，台湾的战略地位是从中国国家整体利益中获得的，随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动而变动；其次，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台湾也逐渐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其三，台湾作为中国大陆海疆的一部分，与钓鱼岛、南海争端的战略均势直接相关；其四，台湾民主制度、香港特区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大陆边疆范围都存在发展，这是大陆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包容性的体现，从根本上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底蕴提供的共生基础；最后，边疆区域特征会强化民族特性。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曹萌阐释了东北跨界民族的形成及发展历史，认为探究和创新跨界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对建设和平、稳定、合作的周边环境意义重大。大连民族大学教师王艳以黑龙江省重要生态功能区内的边疆民族社会为研究对象，针对该区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乡村发展、民生、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推动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拓宽民族乡村融资渠道、加强民族地区基层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改善民族乡村生存发展环境等一系列对策建议。

　　边疆地区乡村占比大，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地区。兰州大学教授徐黎丽以“论牧场牧业牧民在边疆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为题，论述了牧场牧业牧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占国土面积2/5且为现有耕地3倍的牧场，发挥着保护边疆国土生态环境和边境安全的作用；牧业则发挥着支撑各类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作用；牧民则不仅在生活中传承保护传统文化知识，而且还与党政军警一起，发挥着合力强边固防的作用。延边大学教授沈万根介绍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贫困农村的基本情况，并阐述了发展休闲农业的必要性和实施路径。延边大学副教授刘焕庆针对延边州朝鲜族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从融合高校创新创业及传统文化教育、共同服务乡村振兴的角度，提出了研学实践基地建设、民俗村共建、文创基地建设、朝鲜族红色文化基地建设等4种乡村振兴模式。大连民族大学副教授朱军、延边大学教授李梅花以黑龙江省的黑河以及吉林省的和龙、图们三市为例，分析其人口外流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并重点围绕发展经济、人才支持、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基层党建等方面，针对边境民族地区人口止损回流与乡村振兴提出了建议。

　　如何看待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

　　人口较少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组成部分，人口较少民族研究在当前和今后都是跨界民族研究的重要部分。与会专家强调，研究人口较少民族要有全球意识、当代意识、中国意识、民主意识、问题意识、发展意识等6种意识。要充分把握人口较少民族的战略意义，发掘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宗教价值，引导其为国家开发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服务。

　　云南财经大学教授陈刚以云南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首先介绍了泸沽湖地区自然和文化环境和旅游业发展，然后从物质文化（房屋结构、饮食方式）和非物质文化（家庭、婚姻、性别角色、宗教信仰、价值观）两个方面，介绍了旅游发展导致的社会转型给摩梭文化带来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晓春以鄂伦春自治旗区域经济为背景，以鄂伦春族经济转型和文化可持续发展为主线，对狩猎民族的文化变迁进行了反思，并探讨了鄂伦春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秘书长关红英则从物质文化、服饰、传统饮食、居住习俗、交通习俗、精神文化、信仰习俗等方面，阐述了鄂伦春族的文化变迁及其原因。齐齐哈尔大学教师常乐梳理了鄂温克族的发展历史，并结合现状，对鄂温克族未来发展道路作了展望。牡丹江师范学院教授王丙珍以何世环口述《阴间嚓玛》为例，以宗教信仰与道德风尚、生态伦理和审美意识为切入点，从文化记忆、认同和传承的维度，多层面解析了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萨满神话的审美文化内涵。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红彬从非物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角度，对满族富察氏与达斡尔族沃勒哈拉满族说部的遗存、说唱形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学会理事长敖景峰分析了达斡尔族族称、族源、迁徙与分布及其历史贡献。莫旗达斡尔学会副秘书长敖金富以“论人口较少跨界民族聚居区乡村振兴”为题，提出了作为跨界民族的人口较少民族的聚居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对策建议。

　　除上述之外，还有部分专家学者围绕原住民问题、跨界治理的历史借鉴、法庭上的朝鲜语使用问题、民族地区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问题、跨界民族的艺术特点及功能、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历史贡献及文化功能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论坛首次特设了“博士生专场”，为优秀青年学者的成长搭建了广阔平台。“博士生专场”共发表论文12篇，内容涉及广、问题意识强、田野资料充足，具有丰富的文献解读理念，为新时代跨界民族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