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第六届中国公共考古论坛的成功举办，考古工作者、公众及有关部门共同见证了公共考古的快速发展。这与国家层面的以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为根基坚定“文化自信”，以及对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利用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让博物馆里面的文物活起来”的号召对公共考古无疑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前，公众对考古发现的热情持续上升。例如，今年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江口沉银遗址”和“大汶口文化焦家遗址”两项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展览就引发了公众的参观热情。长长的等候参观博物馆的队伍已经成为常态。同时，各主流媒体对文物和考古的热情也持续上升。如大型系列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引爆空前的收视热情，“考古进行时”等已有相当观众基础的电视节目，其收视率持续攀升。虽然这些节目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由此引发的公众对考古工作的兴趣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是值得肯定的。此外，重要纸媒上的公共考古和文化遗产版面继续长期跟踪、关注考古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事件。各考古文博单位和大学的新媒体平台也日益活跃，以各种创意满满的形式介绍重要考古发现，宣传文物保护知识。

　　公共考古的本意不仅是向公众宣传考古知识，还包括把考古工作当作社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因此，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也是公共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公共考古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各级政府对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

　　长期以来，考古工作者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来自于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如果以建设为名肆意破坏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不仅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也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墟遗址遭到破坏就是一个给人深刻教训的例子。

　　本届论坛把考古与城市现代化发展作为主题。例如，洞穴考古本是专业性很强的研究领域。这些洞穴多是上万年之前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先民遮风挡雨之地，学术意义重大，但很少会出土夺人眼球的“宝贝”和令人赞叹的遗迹。洞穴遗址这种似乎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文化遗产，在有巨大经济利益驱动的城市建设面前，往往处于“螳臂当车”的劣势。

　　但同处喀斯特地区、洞穴遗址遍布的桂林市和贵州贵安新区则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独特文化遗产的价值，将洞穴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桂林甑皮岩遗址公园已经成为人文与自然融合的典范，与之相关的原始洞穴主题旅游项目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为遗址环境保护进行的地下水污染调查，给现代城市水源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多学科结合的洞穴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桂林市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规划洞穴遗址资源的整体综合保护和利用。

　　贵州贵安新区在建设之初，就制定了以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为本的方针，为洞穴遗址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贵安新区牛坡洞和招果洞遗址发掘收获丰硕，为复原低维度高原喀斯特山区古人类的独特生业形态提供了丰富资料，牛坡洞发掘还获得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荣誉。这些考古工作一直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考古成果也为新区建设提供持久的文化支撑。

　　由此可见，考古发掘和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发展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考古成果展示着城市丰厚的文化底蕴，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难以替代的文化能量。

　　雄安新区建设是全国瞩目的世纪工程，在规划阶段就把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摆在了重要位置，对考古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划。在整体设计阶段，考古工作也积极跟进，开展了先期全覆盖式调查。在建设阶段开始后，配合基建项目的考古发掘也得以有序展开。整个新区建设因此成为公共考古工作展开的重要基地。可以预期的是，考古工作成果一定会为这座未来之城提供穿越时空的经历史长河流淌而来的独特意蕴。

　　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同样万众关注，副中心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为地下文物发掘和保护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但因为北京市政府的重视和文物考古部门出色的工作，整个项目达到了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与利用协调开展的良好效果。例如，汉代路县故城的发掘和勘探取得重要成果，赋予了城市副中心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路县故城保护规划的制定、遗址保护和展示方案的编制和考古遗址公园先期绿化工程的开展，使得遗址保护和利用成为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更是酝酿出了以大运河文化带、路县故城、通州古城、张家湾古城和漷县古城为中心的“一带四城”文化保护和城市发展宏大布局，让文化遗产为城市发展提供持续滋养。

　　洛阳是著名古都，也是最早开展古代都城考古的城市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目前考古发现的都邑包括夏代晚期的二里头遗址、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各遗址的保存状况和保护模式各不相同，也各有优劣：有的偏重休闲娱乐而忽视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展示；有的投入资金多却忽视了可持续运营。这应该是目前城市中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面临的普遍问题。

　　本届论坛将考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高度，相信在接下来的实践中，考古工作者和有关部门会不断探索出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新模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