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百年来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诞生;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在各个不同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时代主题的变换、人们知识结构的变化等原因,使得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在研究的领域、深度、方法、指导思想等方面既存在延续、继承,又体现出时代特征和创新性。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今天,对百年来清代政治思想研究进行反思,探寻中华民族政治思想源远流长的基因所在,为人们提供有益的思想智慧,既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思想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清代;政治思想;唯物史观;现代学术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的标志,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萌生的揭橥。所谓现代学术,在中国主要指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研究体系。[1]现代学术诞生以后,几经风雨、饱受挫折,但它终究是代表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未来和方向,逐渐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作为现代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也在艰难中成长壮大,体系不断完备,研究深度、广度不断拓展,成为清史研究中颇具特色的重要领域之一,至今已将近百年历史。百年来风雨兼程,几多生聚,几多教训。这份学术遗产是今天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未来还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高翔指出,“人们对学术现状的正确认识,进而对学术演变规律的正确把握,通常是从对学术历史的反思开始的。”[1]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们拟对百年来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状况做一梳理和反思,以期起“鉴往知来”之效。

　　一、政治思想史的内涵

　　什么是政治思想史?这是研究清代政治思想史,亦或是中国政治思想史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从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价值、以经学和史学为主干的传统学术,向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为核心的近代学术的转变;第二次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从近代学术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文社会研究体系的现代学术的转变。[1]这种转变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始终存在着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和互动。在不同思想价值观念指导下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必然会对政治思想史的内涵,以及研究方法、内容有不同的理解和判断。学者们又往往根据研究需要,对政治思想史的内涵或定义有所强调、有所侧重。

　　吕振羽认为政治思想“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2]谢庆奎等人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通过对政治思想“诸方面进行历史的研究,从而阐明中国政治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阐明各种不同政治思想的性质和意义,作出科学的、正确的评价。”[3]2

　　前苏联学者莫基切夫认为:“政治学说史作为一门科学,要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的积累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思想派别的斗争中进行的。”[4]受前苏联学者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影响,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看法,徐大同等人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5]在上述认识和观点基础上,刘泽华等人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6]

　　上述学者的认识和观点,从比较单纯强调“国家和法”等政治构成因素,到对政治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影响的重视;从单方面强调国家政治制度对人和社会的作用和影响,到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认识不断加深、不断全面客观的过程。说明对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不断地走向成熟、走向深入。

　　二、百年来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成就

　　史学研究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运动前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史学研究艰难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有了革命性的飞跃,抛弃了传统学术、近代学术理论的影响,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更加科学、理性的时代。然而,受“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影响,史学研究在曲折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以此为发展线索,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诞生(1919-1949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49-1976年);改革开放以来(1976年以来,包括两年的徘徊期)。每个时期的史学研究都被打上了历史和时代的烙印,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尽管风雨兼程,但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不断地成长、成熟,逐渐成为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诞生

　　这一时期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继承了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基础,并由于新理论学说的引进,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编纂体例等方面呈现出了中学与西学互动、传统与现代并存的鲜明特色。进化论观点、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章节体的编纂方法、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被或多或少地引入到清史研究中。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有陈怀《清史要略》(北京大学印行,1910年)、吴曾祺等《清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13年)、汪荣宝和许国英合编《清史讲义》(商务印书馆,1913年)、刘法曾《清史纂要》(中华书局,1914年)等著作,大概算是这一时期最早的一批清史著作。就研究水平来看,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著作中,也不乏经典之作,如孟森《清史讲义》(北京大学印行,1934年)、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0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民志书店,1929年)、以及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这一时期关于清代政治思想史的专门著作并不多见,或通史著作中稍有论及,或清代思想学术中略有提及。但正是这些人的开创之功、奠基之力,为此后研究打下了基础,直到今天,有些著作依然被广大清史研究者所重视,视为清史研究的必读书目。纵观这一时期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

　　1.政治思想与时代环境关系的研究。

　　梁启超认为思想文化(政治思想)的发展,是“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7]。萧一山也认为清代学术思想(政治思想)与社会环境有重要关系,“皆有其相当之时势与环境以促成之,决非无故而发生者”[8]933。钱穆认为清初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的兴起,是由于“遗民不世袭”,明朝士大夫进入清代以后不可能长守遗民的气节,清朝统治者也倡导“正学”以笼络人心,于是学术思想(政治思想)变成了新朝的统治工具。[9]

　　2.排满思潮研究。

　　梁启超认为排满思潮最早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裂”的改朝换代时期,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所提倡,此后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固及思想控制的严格而趋于沉寂。道咸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又造成了“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10]31。萧一山认为“民族思想(编者按:排满思想),亦滥觞于二百六十年前,其间伏流奔莽,隐显无也”[8]892,这种思潮在不同时期表现有所不同,剧烈程度也不完全一致。清廷为消除这种排满思想,也因时、因地、因势采取了不同政策。

　　3.对清代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的研究。

　　康熙时期确立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对有清一代影响深远。孟森认为程朱理学对清代尤其是康雍乾时期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说:“道学决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而道学一脉,历雍、乾两朝,名臣迭出……盖圣祖种其因,而后代收其果。”[11]梁启超认为清初之所以将程朱理学确立为官方哲学,是因为满洲贵族入关之初“向慕汉化,想找些汉人供奔走,看见科第出身的人便认为有学问”[10]112,而这些人往往都是深受程朱理学熏染的人。

　　此外,这一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研究,其中取得较大成绩的是侯外庐和吕振羽。侯外庐《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生活书店,1947年),几经增订和修改,后改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该书主要研究方法和观点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以前,较早地运用社会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方法,将学术史研究严格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他认为“中国丰富的哲学遗产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作出科学的总结”[12]。清代思想(政治思想)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中国社会条件的反映,受统治者文化观念和政策的重要影响。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49年)是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门著作,他认为政治思想是由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形态所决定的,并随着其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基础对政治思想的决定作用,同时注意到政治思想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此外,萧公权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专著《中国政治思想史》认为明清时期的政治思想处于中国政治思想走向反专制的转变时期,这一转变的直接原为外力之刺激。在书中重点论述了黄宗羲、唐甄、顾炎武等人的反对封建专制思想,以及王夫之等人的民族思想,其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考证严谨,对台湾学术界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纵观这一时期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以孟森、梁启超、萧一山等为代表,他们围绕着清代政治思想与时代环境、排满思想、作为官方哲学的程朱理学等问题展开,提出了许多独到观点,为清代政治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还局限于传统史学、近代史学之间,或兼而有之,或有所侧重。在研究内容上多围绕着明末清初思想代表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展开,较多关注他们的反君主专制以及民族思想。另一方面是以侯外庐、吕振羽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代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但这一时期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初步发展阶段,观点尖锐而不深刻,内容有所偏重而不全面,研究的深度、广度都有待于深入和拓宽。

　　(二)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高翔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中国的成立,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创造了良好条件;二是随着全国的解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学术彻底摆脱了反动势力的围追堵截,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中国现代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1]经过党和政府的提倡和宣传,大多数知识分子接受和掌握了这一科学的先进的思想理论武器,为确保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

　　思想意识从来都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是历史传统、时代环境和人的知识结构的反映。要想正确认识人类的思想变化,就必须严格将其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确立,学术界逐渐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注意从社会存在的角度来考察思想意识的变化,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同样遵循着这样的一条原则。侯外庐解放前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一书,在这一时期几经修改改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重新出版,书名的变换反映了这一时期史学界对“五朵金花”问题探讨的深入,代表了这一时期清代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以“启蒙”为立论基调,认为17世纪的“启蒙思潮”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由于明清之际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还处于萌芽状态,所以“中国的启蒙者如何心隐、李贽以至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颜元等人,都以各种表现方式,强烈地仇视农奴制度及依存于它的一切产物”[13]27。第二,“中国的启蒙者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13]27。第三,“他们同情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尽管他们并不同情农民暴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启蒙思想是“启蒙思潮”的延续和发展,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反映了这些特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侯外庐论述的“启蒙思想”的主线,也正是“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和看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政治思想史”。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学界公认的迄今体系最为完备的一套通史,也是迄今为止无人能够整体超越的中国思想史巨著。仅就其第五卷涉及清代思想史部分而言,我们认为似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侯外庐在搜集、梳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出各个时期思想演变的阶段性;进行古今中外思想的比较,以找出独有的特色。例如他将王夫之的政治思想与16世纪以前欧洲“廉价教会”的要求以及17世纪以后“廉价政府”的要求相比照,认为王夫之主张的“所有”神圣不可侵犯,与洛克的思想相类似。侯外庐认为“启蒙”是17世纪以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主线,同时也指出“我们不要机械地找寻资产阶级的前辈,也不要望文生义地附会市民,因为资产阶级的前辈是从中古社会萌芽的,其历史也是很长远的。”[13]22他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认为每个阶级都有它独特的思想,同时也指出“他们的阶级出身虽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我们分析某一学派的思想却主要不能依据阶级出身,而应依据其思想的实质”[13]36。他主张要具有“批判”的精神,要从思想发展中找出有价值的成果。这种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

　　第二,坚持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注重从社会史的发展中把握思想的演变脉络,同时,注意考察社会思想对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侯外庐认为16、17世纪“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正是源于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而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变化,又决定了这一时期“启蒙思想”的新局面。这些思想家们“思想不一定是政治的表白,而多数是通过文艺、哲学、以致宗教的形式,间接地具有政治运动的意义”[13]35,从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应该说侯外庐对17世纪以来“启蒙思想”(包括清代政治思想)有着系统而深刻的理解,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论据丰富充分、见解深刻系统,具有很强的理论穿透力和历史厚重感。代表了这一时期乃至迄今为止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同时,这一时期,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哪样的思想意识”[14]的观点,认为清代学术思想(政治思想)的产生正是由那个时代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这一时期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依然主要集中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家身上。对于黄宗羲,学术界较多关注其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侯外庐认为其著作《明夷侍访录》中《原君》《原臣》《原法》诸篇带有明显的民主主义色彩,认为此书“在清初是近代思维方式的伟著”[15]。但萨孟武却认为黄宗羲的思想属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思想。[16]对于顾炎武,学术界多赞扬他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对王夫之,学术界较多关注他的民族思想,尤其是他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吕留良、曾静等人的影响等方面。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史学研究陷于停滞,甚至是倒退。但是政治环境的恶化,也并不能完全阻止史学工作者的学术研究与思考,这一时期的清史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中俄关系和国家统一问题的研究,而对其他领域涉及很少。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由于受政治影响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专门成果不多,但是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学者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从社会史与学术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清代政治思想与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样,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就实现了从传统史学、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现代史学的转变。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

　　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经过两年的调整和徘徊期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政策得到贯彻执行,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全面而深入展开。改革开放40年来,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手段和研究领域等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形成了充满朝气、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杨幼烔《中国政治思想史》[17]、谢庆奎等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3]、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18]等关于清代政治思想史部分,以及高翔先生《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19]等专题研究。

　　对清代政治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处阶段的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这已为史学界所认同。杨幼烔在某种程度上继承萧公权的观点,认为清代政治思想处于历史的转变期,而这一转变是“由明末遗臣肇其端绪”[17]256,“明末民族思想之振奋,对于近代政治思想之发皇与现代革命思想与运动之展开有至深之关系”[17]268。并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分析。谢庆奎等人对清代主要代表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政治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的思想既有前后继承的关系,又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刘泽华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王权支配社会、支配经济,王权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主脉,而王对“道”的占有、或者说“道”依附于王,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一观点也同样是清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20]

　　对统治者思想的研究。高翔先生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统治思想都属于政治思想范畴。而全部政治思想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不同个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任何统治思想都是统治者本人与现存政治、社会环境互相作用的产物,并建筑于一定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观念基础之上。”此外,“不同的生活经历、知识教养与个人性格,也会使统治者具有不同的情感,采取不同的方式处理问题,从而产生富有个性特征的政治观念与行为。”[19]5-7作者从清初满汉矛盾与康熙政治构想、帝位合法性危机与雍正统治、乾隆帝“盛世的思虑”等角度论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状况,认为这一时期既出现了史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又存在着政治腐败、闭关锁国等潜在的衰败的危机,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黄爱平、朱昌荣等人也从统治思想的角度分析了清前期的统治思想对文化政策、执政理念的影响。1

　　此外,这一时期学术界围绕着清朝的政府行为2、人们的政治社会观念3、人物4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有力地推进了对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新清史”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新清史”问题的讨论,是由美国学者罗友枝(Evelyn Rawski)于1996年在全美亚洲年会上所发起,主要是在“种族”“族性”认同理论的指导下,衍化出的关于“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内陆亚洲”的理论和问题的探讨,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民族与国家认同理论及边疆民族等问题的关注。部分学者也从清王朝对民族与边疆治理的角度对此问题给予了回应。欧立德将18世纪清帝对保持满语、骑射等满洲旧制的强调,通通给予维护满洲“族性”的解释,是强化种族等级和“满汉分治”的努力。其目的在于否认清王朝表现出的汉化过程,否认满洲统治者将满洲元素融入或放置到中华文明之中,从而对“中国人”“中国民族主义”等基本概念和史实提出挑战。[21]对此,中国学者给予了回应,滕绍箴从满汉文化双向认同的角度认为“清代满汉认同,消除中外华夷之分是普遍事实”,“清朝政体的大结构———满汉一体的实质,是满汉文化的认同”[22]。郭成康认为清朝皇帝对“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一个历史变化过程,在入关前沿袭了古代传统即认为“中国”是汉族王朝统治下的中原内地。随着边疆地区陆续纳入中国版图,“中国”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23]黄兴涛从满族主体性出发,探讨了有清一代的中国认同问题。认为那种所谓“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中国’的皇帝”(欧立德语)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24]“新清史”在方法和理路上与中国学者存在较大的不同,但它以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带给学界以新鲜感。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西理论和方法在学术环境、文化背景与民族、国家历史上存在较大不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从本土化的观念和研究理路出发,在中国去发现中国的历史。

　　综上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较之前两个时期,在理论方法、研究领域等方面都有了较大提升和拓展。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

　　1.较多关注个体研究,而较少整体的考察。

　　对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多是在断代史或通史著作中提及,很少将其作为一个独立整体进行研究,使清代政治思想史独具特色的魅力无法完美展现。关注重点多是清前期杰出人物,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而对其他人物尤其是中下层人物的政治思想关注较少。诚然,杰出人物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前进的是普遍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的政治观念和诉求。考察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不仅要关注为数不多的杰出人物,更要关注普通士人,甚至是被政治边缘化官僚的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往往预示着或代表着未来的政治方向。此外,对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多从政治角度去考察,很少从经济角度或其他角度进行研究,导致对清代政治思想的研究往往带有片面性。政治思想属于上层建筑,决定于当时的物质生产方式,且与经济思想相联系。离开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谈政治思想,或者不能把其放到历史长河中进行考察,都不可能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因此,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把其放到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既要看到它的特殊性,又要看到它与其他思想之间的联系;既要看到它对以往政治思想的继承,又要看到其所具有的时代特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科学、客观、全面的结论。

　　2.缺乏学术争鸣。

　　近年来,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普遍缺乏争鸣,更缺少对不同观点甚至是错误观点的批判,自己做自己的学问,即使是对一些完全不同意的观点和看法,也都听之任之。如雍正帝统治思想和政策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与20世纪90年代以后存在很大不同,究竟如何认识雍正时期的统治政策,其在清代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现在依然是存在较多争议的领域,但是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鸣很少。学术争鸣是学术繁荣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研究纵深发展的驱动力。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公开、公正、心平气和的学术争鸣,相互砥砺,促进对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健康、有序、深入的开展。

　　三、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清代政治思想史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百年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旨趣和方向,也正是清史研究的旨趣和方向的一个侧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回顾过往,正是为了更好地将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于清史研究置于更加科学、更加客观的地位。我们认为未来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对如下几个问题给予重视。

　　(一)要高度重视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中国史学研究历来具有求真、求是和经世的优秀传统。求真,指的就是在广泛搜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能够最大限度地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求是,就是在客观认识和分析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经世,指的是史学研究立足于现实,服务于现实,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指导。[1]同样,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坚持这样的原则。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要基于自身研究的实际,不但要将历史事实考证清楚,去疑除惑,更要立足于现实,立足于当前我国社会改革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从对历史问题的梳理中找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规律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只有具有了现实关怀,积极投身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才能做到不但“解释世界”,而且能够更好地“改造世界”。政治思想史的魅力不仅来源于她对鲜活历史的分析和思考,更在于她扎根于丰富多姿的社会现实,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要坚持唯物史观在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历史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坚持唯物史观就要将清代政治思想放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要将清代政治思想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进行分析,具体到一个人、一个组织或集团的政治思想,更要注意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价值、文化观念等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得到科学、客观的认识。当前,坚持唯物史观在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还必须反对两个倾向:一个是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的倾向。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理论和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其活的灵魂以及保持永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历史研究的教条,甚至采取贴标签的形式生搬硬套,那么就不可能真正地认识清代政治思想的发展状况,更不要说发现其中的科学规律了。另一个倾向是把外国的理论研究方法当做教条,崇洋媚外,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近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国尤其是西方的理论方法传入中国,如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有些学者欣喜若狂,把这些理论方法奉若神明、当成教条。实际上,西方理论方法的产生是有其特殊性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也可以借鉴和吸收其他理论的思想和方法。我们的研究只要坚持辩证的唯物的历史的分析方法,也就在事实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三)要重视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反正统思潮5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能够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在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时期,往往表达出对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与此相反,在社会动荡、政治昏暗的时期,多是反映出对现政权的不满和反对。不管哪种时代,也总是不乏被统治者视作“异端”的反正统思想。有清一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在不同的时期,反正统的思想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当然,这里所说的反正统思想,并不包含宗教的带有极端色彩的反人类反社会的思想,而主要指的是以反对封建主义君主专制,或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理念等为特征的非主流非正统的思想观念。长期以来,学者们注意到了黄宗羲、顾炎武等杰出人物的反对君主专制、倡行郡县制寓于封建制之中的思想,却很少关注中下层官僚士人,尤其是被惩处或边缘化官吏的反正统思想。像康乾盛世时期的陆生楠、谢济世、尹会一等人的反对君主专制、反对皇权极端化的思想却很少有人关注,恰恰是这些被人忽视的中下层士人官僚的政治思想和诉求,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未来的政治走向。因此,在清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看到政治思想的正统、主流,更要关注那些容易被人们所忽视而恰恰代表着新生力量的反正统的、非主流的思想。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得出更加科学、客观的结论,才可能为社会政治的发展指明方向。

　　清代政治思想史因为研究政治思想而具有了恒久的魅力,因为不断地从人类社会发展中汲取营养而充满了活力。在百年来清代政治思想史反思的基础上,探寻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为今天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提供借鉴和智慧,既是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政治思想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高翔.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学术道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2).

　　[2]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6.

　　[3]谢庆奎,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4]莫基切夫主编.政治学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14.

　　[5]徐大同,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2-3.

　　[6]刘泽华,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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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萧一山.清代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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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孟森.清史讲义[M].成都:岳麓书社,2010:171.

　　[1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13]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4]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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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黄兴涛.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J].清史研究,2011(1).

　　注释

　　1参见黄爱平:《清代康雍乾三帝的统治思想与文化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4期;朱昌荣:《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清史论丛》2005年号。

　　2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如王俊义:《雍正对曾静、吕留良案的“出奇料理”与吕留良研究---兼论文字狱对清代思想文化发展之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2期;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2004年第18辑;邹建达、熊军:《清代观风整俗使设置研究》,《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等等。

　　3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高翔:《近代的初曙:十八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玉兴:《论历史上的满洲与“贰臣”》,《明清论丛》2001年第二辑;乔治忠:《清朝“敬天法祖”的政治原则》,《清史论丛》2002年号;冯尔康:《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浅谈》,《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等等。

　　4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韦庆远:《论雍正其人》,《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王思治、阎守诚主编:《陈廷敬与皇城相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曹度:《曹文埴曹振镛父子的政治文化形态略论》,《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高翔:《谢济世散论》,《清史论丛》2001年卷等等。

　　5这方面代表性成果有高翔:《18世纪中国的反正统政治思潮》,《清史论丛》2016年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