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谜语中多有关涉《诗经》者, 较早的产生于宋代, 明清之际极为盛行, 谜书之中甚至专设“《诗经》类”。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经学教育的普及, 《诗经》研习在明清社会上形成了热潮。

　　关键词：　诗经; 谜语; 商谜

　　谜语在中国产生时代极早, 迄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 古时有隐语、射覆、离合、地谜、商谜、社谜、藏头、灯谜、弹壁、诗禅、文虎、诗虎、虎、灯虎、春灯、缩脚虎等诸多称名。谜语往往“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皆是取材于世人熟悉的事物, 儒家经典自然列名其中, 受到较多的关注, 宋元以来, 产生了数量颇为可观的经书谜。

　　经书谜是指谜底范围源出于经书语句篇章的谜语, 还可以具体划分为四书谜、《论语》谜、《孟子》谜、《诗经》谜等。本文所关注的《诗经》类谜语, 其含义并不等同于“《诗经》谜”, 除了谜底出于“诗三百”的句、篇者, 它还包括以三百篇之语句设立谜面的谜语。

　　征诸典籍, 《诗经》类谜语大约最早出现于宋代。《东坡居士佛印禅师语录问答》中有“与佛印商谜”, 其文曰:东坡即拾一片纸, 画一和尚, 右手把一柄扇, 左手把长柄笊篱, 与佛印云:“可商此谜。”佛印沉吟良久:“莫是《关雎》序中之语欤?”东坡曰:“何谓也?”佛印曰;“‘风以动之, 教以化之。’非此意乎?”东坡曰:“吾师本事也。”遂相与大笑。东坡所言属于后世所谓的花色谜。周密《齐东野语·隐语》载录佳谜数篇, 其中“蜘蛛”一谜谜面为:“自东自西, 自南自北, 无思不服”, 出于《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亦为《诗经》类谜语。

　　有宋一朝, 谜事兴盛, 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商谜, 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书中还记载都城有谜社名为“南北垢斋、西斋”。南宋周密《武林旧事·灯品》曰:“以绢灯剪写诗句, 时寓讥笑, 及画人物, 藏头隐语, 及旧京诨语, 戏弄行人。”但传世典籍载录的谜语数量不多, 极为有限。

　　明清时期, 社会上制谜猜谜活动大为流行, 明代李开先在《<诗禅>序》中说:“宋元以来, 通都大市, 每于元夕盛张鼓乐, 罗列华筵, 灯火辉不夜之城, 壶觞泻如渑之酒。例用主谜一人, 出片纸书谜其上, 数人传播里巷, 无少长喧聚相猜, 中则予纸请入座, 上座贺以酒。虽穷乡僻邑亦然, 但灯筵递减耳。”[1] (P7) 他的弟子也曾有言, 云:“乙卯元夜, 众客因观灯过中麓师斋, 问曰:‘君胡不张华灯而出奇谜, 应佳节而为乐事耶?往岁城内外灯如昼而迷如市, 游人喧阗呼噪, 放烟花而歌落梅, 今已减少, 而君亦如之耶?’”[2] (P38) 两相正可参照。明代出现了制谜解谜名家和辑录相关资料的专书, 李开先曾经言及, “近世亦有集成书者, 如《谜镜》《谜瓮》《黑漆补》《锦簸箕》《包罗天地》《山阴羽客》《夜雨敲灯》”[1] (P7) , “我朝丁仲名、江朝元、谷子敬、杨廉夫、唐以初、王惟善, 是皆诗禅之人也。《文戏集》《珍珠囊》《谜亻爽赋》《百斛珠》《谜海》《谜榜》《揆序万类》《风月禅机》, 是皆诗禅之集也”[3] (P35) 李开先《诗禅》、陈继儒《精辑时兴雅谜》、张云龙《广社》等则流传至今。《诗禅》中有谜语“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彼美人兮, 西方之人兮”, 谜底为“大士”, 谜面辑集《诗经》语句;徐渭载录一则字谜, 谜面为“出自幽谷, 迁于乔木”, 谜底为“呆”字, 皆颇有巧思。

　　这些谜书的内容分类很值得关注, 李开先、徐渭等人皆是泛泛辑录, 没有明确的类别划分, 其中可能有资料不够丰富的因素, 作品不多篇幅有限, 自然不必考虑分类的问题。至于明末冯梦龙, 其《山中一夕话·诗谜》记载一百一十四则谜语, 则依据谜底, 设列有姓名谜、字谜、天文谜、花木谜、鸟兽谜、文史谜、人事谜等, 其中“文史谜”收录四条, 分别射历日、史、书注、拜客柬, 与经书全然无关。但是原载于明代《新刻时尚华筵趣乐谈笑酒令》的无名氏《新奇灯谜》则设列有字谜类、器用类、鸟虫类、曲牌名类、药名类、律条类、俗语类、《四书》谜、《论语》谜、《孟子》谜、《千家诗》谜等, 围绕经书设谜, 聚集成类, 成为一大亮点。

　　清代是古谜发展的鼎盛时期, 经书谜大量涌现。张潮撰着《下酒物》, 上卷专意从“四书”语句切入, 谜底设列有花名、鸟名、古人名、药名等, 饮酒助兴, 自得其乐。顺治年间, 毛际可着《灯谜》, 撰作七言绝句十余首, 每句各隐射《孟子》书中人名一个。

　　谜语专书之中开始设立《诗经》谜门类, 最早是清人费源撰成于乾隆四十五年 (1780) 的《玉荷隐语》一书。此书收录其自撰谜语一百零五条, 书中的目次就包括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四书、左传、庄子、国策、史记、唐文、正蒙、淮南子、武经、古人名、美人名、地名、药名、鸟名等25类, 《诗经》谜语计有十一则。费源, 字星田, 浙江吴兴人, 博学多才, 另汇编“诸同仁所作”谜语而成《群珠集》二卷, 收谜二百零二条, 卷一录《诗经》谜语二十五则, 卷二录《诗经》类谜语七则, 如以《诗经·小雅·斯干》“维虺维蛇”一语, 射《周礼》一句“二曰瓦兆”;谜面“士”, 射《诗序》一句:“在心为志”;以《诗经·魏风·陟岵》“瞻望兄兮”一语, 射古人名“顾况”。

　　又一村居士所着《灯谜偶存》, 传世清代刊本序言作于嘉庆二十三年 (1818) , 收录谜语分为三十八类, 其中以《诗经》语句作为谜底的谜语有三十则, 如“牧童遥指杏花村”射“彼有旨酒”, 其他类别之中也有关涉三百篇者, 如“书经”类中, 谜面“尧典乾元知未知?关雎雅咏重于诗, 更看曲礼王正月, 子曰学而时习之”, 射《尚书》语句“群言之首”;“字”类中, 谜面“诗经章句多如此”射“詈”字。

　　夏之时《春宵博雅》一书, 成书于道光年间, 编排方法比较特殊, 按照猜制方法, 分成训诂、会意、拆字、假借、别解五个类别收录谜作, 每一类下再分出若干小类, 如“训诂”类包括四书、易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官名、地名、食物等二十七种, “会意”类包括古人、美人、鱼名、药名等二十九种。此书传世本仅有前三大门类, 三类中都包含“诗经”一小类, 其下述列相关谜作, “训诂”类下之“诗经”类述列谜语十则, 如“识荆”射“韩侯顾之”;“会意”类下之“诗经”类述列谜语十九则, 如“夜半生儿”射“子兮子兮”;“拆字”类下之“诗经”类述列谜语十八则, 如“白”射“泉之竭兮”;“假借”类下之“诗经”类述列谜语七则, 如“松竹”射“大夫君子”。其他门类之中也不乏以“诗三百”语句设计谜面者, 如“会意”类下之“药名”系小类述列有谜语“毋逾我里, 毋折我树杞”, 谜底为“杜仲”。此书如此高度关注经书谜语, 足以证明其时谜语取材于经书之极为普遍和经书谜产生数量之相当可观。

　　清代无名氏谜集《映雪山房谜集》分类三十多种, 其中“毛诗”一类载录谜语十六则;企杜辑选的《龙山灯虎》集谜八百则, 没有分类, 包含八十余首《诗经》谜, 加上以三百篇语句设为谜面者, 《诗经》类谜语将近百首;同治年间, 南京杨恩寿编着《灯社嬉春集》, 分为十三类, 第一种“五经”类三十八则谜语, 关涉《诗经》者达十八条;光绪时期南京刊刻的《十五家妙契同岑集谜选》收录诸多名家所制谜语一千多则, 其中俞培元所制谜语中有《诗经》谜十一则, 紫玖氏所制谜语中有《诗经》类谜语六则, 卢绍棠所制谜语中有《诗经》谜二十则, 韩云谷所制谜语中有《诗经》谜十则, 吴毓春所制谜语中有《诗经》谜六则, 古阶平所制谜语中有《诗经》谜二则, 唐仲申所制谜语中有《诗经》谜五则, 其余诸家亦有《诗经》谜数量不等;同治年间进士王琛选编的《十四家新谜约选》为《十五家妙契同岑集谜选》的姊妹篇, 两书中所见诸家制作之《诗经》谜情形相近;此后其他清代谜书亦皆涵盖《诗经》类谜语, 或多或少, 或分类或混杂, 一例没有忽视三百篇的存在。当代吴仁泰选注《古谜集萃》, 收录古代经典谜语, 即以谜底范畴划分为四书谜、诗经谜、书经谜、易经谜、左传谜、唐诗谜等不同门类, “诗经谜”一类收录一百六十余则清代谜作, 涉及作者有俞樾、徐枕亚、唐薇卿、沈习之、徐培萱、张起南、顾竹侯等将近四十人, 可见其盛况之一斑。

　　明清谜书中的谜语绝非高头讲章, 仅仅供案头阅读, 它们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为世人所喜闻乐见。经书谜兴盛的背后是社会大众对其制作和流通的深度参与, 清人着述中对此多有记述。道光辛巳举人梁绍壬曾官内阁中书, 在其《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三“子同生”条择例品评时下之灯谜作品, 卷四专设“灯谜”条以“所闻之佳者备录之”[4] (P110, P151-152) ;道光时人吉达善在其所着《只可自怡》、李佐贤在其所着《吾庐笔谈》之中皆载录其自作与友人所作谜语, 梁章钜在其着作《归田琐记》和《浪迹丛谈》之中载录诸多“近人杂谜”。每逢年节, 时人皆好以猜谜为乐。《归田琐记》卷七有语云:“时值上元灯节, 或以外间街市灯谜相闻者, 率不能惬人意。”同治年间施鸿保在其《闽杂记》卷八亦云:“福州士人上元多设灯谜, 或尽一宵之兴, 或订三夕之期。斗巧争奇, 颇多佳制。”《庄宝澍日记》于光绪五年一月初二日、初七日、十四日与二月初六日皆抄录谜语数则, 多为经书谜[5] (P252-255) , 一月十四日记载云:“晴, 咏舲约过谭, 未值。心来相遇于局前。午后至东直街洪斋打诗虎, 得四条, 录后……”佳节之外, 平常日子, 文士学士亦有以谜语为乐者。同治庚午举人杨恩寿在其《坦园日记》同治元年 (1862) 十一月廿二日云:“阴。偕亦欣登所争亭, 立谈半晌, 对诉穷愁, 盈盈欲涕。早饭, 居亭以‘卫庄姜小像画帧’猜《诗经》一句, 余思之乃‘硕人之轴’也, 颇妙。”[6] (P38) 同年五月十五日又记载“居亭言及灯谜”两则, 皆为《尚书》谜。

　　上述记载多为参与猜谜活动, 其谜作出于何人没有明言, 《坦园日记》中提及的几则经书谜也未必是其友人所自撰。但清人着述中标明自编自制谜语的事例并不少见。乾隆年间戴延年撰《秋灯丛话》, 言及其业师沈笠舫“最工谜语, 往往有隽妙之处”;甘熙《白下琐言》卷五云:“春秋良夜, 灯谜雅集, 故文人之小道, 而词涉鄙俚无谓也。予尝与友人戏作, 择其较雅者录之:竹屋两间 (《诗经》:简兮简兮) , 莺莺 (《诗经》黄鸟黄鸟) , ……五代同堂 (《诗经》:子子孙孙) ……其惟春秋乎 (《诗经》:无冬无夏) ……冒 (《诗经》:不日不月) , 左之左之, 君子宜之;右之右之, 君子有之 (《孟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7] (P83) 《庄宝澍日记》于光绪十年五月初六日记曰:“少山言, 局前景贤茶社刘淮生辈设谜, 午后无聊, 往观。颇多不谨, 如男女媾精, 万物化生, 打方言, 丢胚、诬竖, 言至此, 文字之魔障也。”[9]刘淮生即刘懽 (1861-1904) , 光绪十九年举人。

　　经书谜的盛行有赖于经学教育的普及。自唐宋以来, 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渐成常规, 童蒙教育亦难以脱离其藩篱, 明代童蒙教育的内容大抵不出四书五经的范围, 尤其以四书为重中之重。《明史》卷69《选举志》记载地方官学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 诏、诰、表、策、论、内科二道, “诸生应试之文, 通谓之举业。四书义一道, 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 三百字以上。”《明史》卷70记载明代八股取士的基本规定是:“沿唐宋之旧, 而稍变其试士之法, 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取士。”至于清代, 乡试、会试第一场《四书》制义题三, 五言八韵诗一;第二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其间朝廷政策虽不免有所变动, 但主体一直保留, 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变动。但三场考试的地位却不尽相同。“考试三场原意, 是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言, 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自宜一同重视。然究其实, 考官与士子心目中, 所重只在第一场, 第一场尤在首艺耳。”[8] (P73-74) 明清时期, 朝廷与民间在经学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正如学人所言, “无论是渊源有自积淀传统, 还是最高权力的大力提倡, 抑或是官方制度的硬性规定, 四书五经已然毫无争议地成为明代社会最为普遍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渊薮, 不可回避地成为明代士人信仰世界的基础构成。”[10] (P97)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清代, 可以概括明清两代的情形。与此正相适应, 经书谜迎合的是大众的品位, 表现的是大众的文化素养, 需求导致供给, 供给满足需求。

　　较之其他经书, 《诗经》类谜语数量居多, 似乎更受欢迎, 更为流行, 四书谜虽然数量惊人, 与诗经谜差可比肩, 但那是四部书, 天然占有优势, 一对一相较, 肯定还是《诗经》胜出。施鸿保《闽杂记》卷八选录福建士人所设上元灯谜, 包括《诗经》谜、“四书”谜、《易经》谜、《书经》谜和《礼记》谜, 并未按照常见五经次序述列, 而是《诗经》谜两则居首:“‘日暮汉宫传蜡烛’猜《诗经》二句‘夜未央, 庭燎之光’, ‘则吾从先进’又一句‘我行其野’。”发现于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箕面分馆的松筠满文日记手稿《闲窗录梦》1, 在道光十年 (1830) 正月十五日记载云:“掌灯时, 出, 至‘遵古堂’前‘灯虎儿’打灯谜。一上书‘士曰既且’。猜应是《论语》中‘言洊过矣’。正答。得湖笔一枝、香一束、西瓜子一包。余在彼处小坐返家。饮酒, 食元宵。子时就寝。”2《归田琐记》、《浪迹丛谈》《庄宝澍日记》《闽杂记》诸书载录经书谜作皆有《诗经》谜, 几乎缺少了它, 便显得乏味无趣。甘熙制作经书谜六则, 《诗经》谜居其五。供求相对, 收支平衡, 很明显, 这种现象反映出的是社会大众对《诗经》类谜语更熟悉, 更容易接受。

　　《诗经》类谜语大行其道, 背后隐藏的现象是社会上了解、熟悉、习治三百篇的人数众多, 甚于其他经书。汉唐以来, 经学绵延, 经书成为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文化府库, 浸淫日久, 经书知识与义理已经深深扎根于民间社会, 渗透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诗经》一者为韵语, 琅琅上口, 易于成诵, 二者内容丰富, 较之《论语》《孟子》《孝经》诸书涵盖生活层面至为深广, 职是之故, 《诗经》流布极广, 受众极多, 千百年而下, 三百篇之语汇、之名物、之意象、之主旨, 皆已然成为民众习知的常识, 举凡对联、酒令、笑话、歌谣等娱乐作品中都不免沾染其痕迹。如道光年间民间流传的马头调中有一首《诗经注》, 语云:“关关雎鸠今何在?在河之洲各自分开。好一个, 窈窕淑女人人爱, 只落的, 君子好逑把相思害。辗转反侧, 优哉游哉, 好叫我左右流之无其奈。怎能够钟鼓乐之把花堂拜。”简直是对于作为“风之始”的《关雎》一篇的生吞活剥。清世研习《诗经》几乎形成热潮, 较之唐宋元明诸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梁章钜《巧对续录》卷上云:“汪衡甫方伯宦浙来谈, 谓近来文士, 早慧者多。昨送一星使到某家, 其子方十岁, 闻客言‘劳于王事’, 应声曰:‘简在帝心。’因检案上《诗经》‘巷无服马’命对, 又应声曰:‘隰有游龙。’其兄对‘野有死麕’远不如矣。”称引《诗经》语句极为捷速, 可谓脱口而出。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功令”条云:“言举业者, 必恪遵功令, 不敢旁采他说, 立异求胜;即笺疏家言, 亦有从之而见黜者。嘉庆戊寅 (1818) 恩科浙闱三题‘民事不可缓也’至‘亟其乘屋’, 归安名宿杨拙园知新主‘夜作绞索以待明年蚕用’立说, 房官呈荐, 主司谓:‘此说若有所本, 当入选, 否则恐遭磨勘, 吾不任其咎也。’房官乃遍搜孟子诸家注释, 并无此说, 杨竟被黜, 而不知本《毛诗》中孔疏, 非僻书也。又乾隆间李学使潢岁试嘉郡, 经题‘隰有六驳’。某生素负文名, 主毛传‘驳如马, 倨牙, 食虎豹’立说, 竟以纰缪黜置四等。”[11] (P58)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记载乾隆年间, 有布政使某公到浙江上任, 见文牍中把钱塘江中地名“鳖子门”写成“鳖子亹”, 便说:“此明明是亹字, 何得误读无门耶?”一小吏在旁引述《大雅·凫鹥》“凫鷖在亹”, 说:“旧注:亹音门, 谓水流峡中, 两峰如门也。”[12] (P12) 这三件事例, 涉及房官与布政使, 皆可视为反面例证。童蒙即诵读三百篇, 所以能够应对捷悟;阅卷官员而疏于三百篇之注疏文字, 不学无术, 正合汉乐府所谓“举秀才, 不知书”之讥, 凡此足以证其时社会习治《诗经》风气之浓厚。

　　习《诗》之火热情形还可以从科举考试之中参考《诗经》之人数得到验证。宋代以后, 科举考试实行分房阅卷的制度。“从前考生各认一经, 故有五经分房之例, 乾隆二十二年废认经, 四十二年房官分经例遂停止。”[13] (P71) 分经制度的废止实在是因为各经习治人数太不平衡, 简而言之, 是《诗经》《周易》参考人数太多。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九“十八房”条云:“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 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 谓之十八房。按分经本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 但不载房数, 今之十八房, 盖沿前明制也。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明史·选举志》, 初制会试同考官八人, 其三人用翰林, 五人用教职。景泰中, 俱用翰林部曹。正德中, 用十七人, 翰林十一, 科部各三。万历十一年, 以《易》卷多, 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 《书》卷复多, 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之。此十八房之始也。四十四年, 又因余懋学奏, 《易》《诗》各增一房。本朝酌定中制, 《易》《诗》各五房, 《书》四房, 《春秋》《礼记》各二房, 共十八房, 相沿已久。近日因同考官以经分房, 有关节者易于按经寻索, 特旨不复分经, 但以一二为次, 仍用十八人。此不惟可以防弊, 且各经试卷多寡不等, 限之以房, 则卷少者甚闲, 而卷多者几于日不暇给。余分校壬午乡闱, 签掣《诗》五房。通计京闱八千有余, 而《诗经》独至五千卷, 是五考官较十三考官所阅之卷, 尚多三分之二, 不得已分八百余卷入《春秋》《礼》四房助校。然《诗经》犹各阅八百余卷, 其视《易》《书》等房, 每房不过二三百卷, 闲剧大不侔也。今不分经, 则各房所阅卷多寡适均, 可从容校阅, 不至苟简矣。”[14] (P545-546) 科考之中, 《诗经》试卷素来以量大闻名, 阅卷官员难以承担工作压力, 才最终导致分房制度之废黜。而认取《诗经》的考生出于芸芸众生, 自然构成了《诗经》类谜语产生和盛行的丰厚的社会土壤。

　　迄于民国,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 经学教育渐趋崩颓, 社会思潮之中“革命”取代晚清的“启蒙”, 成为主流, 尽管胡适、韩少衡、樊增祥等人沿袭传统, 私下偶尔还在创制经书谜, 但大势已去, 《诗经》类谜语乃至经书谜风光不再, 最终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

　　参考文献：

　　[1] 李开先.《诗禅序》[M].高伯瑜等编.中华谜书集成.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 (5) .

　　[2] 廉珍.诗禅跋[M].高伯瑜等编.中华谜书集成.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 (5) .

　　[3]李开先《<诗禅>后序》[M].高伯瑜等编.中华谜书集成.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 (5) .

　　[4]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M].庄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

　　[5] 叶舟点校.晚清常州名贤日记四种[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3 (7) .

　　[6]杨恩寿.坦园日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5) .

　　[7]甘熙.白下琐言[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9) .

　　[8] 叶舟点校.晚清常州名贤日记四种[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3 (7) .

　　[9]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5) .

　　[10] 郭万金.明代科举与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11) .

　　[11]陆以湉.冷庐杂识[M].崔凡芝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4 (1) .

　　[12]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卷一) “鳖子亹”条.庄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

　　[13]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1958 (5) .

　　[14] 赵翼.陔馀丛考 (卷二十九) [M].曹光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2) .

　　注释：

　　1 据学者考证, 此人系惇亲王绵恺王府六品内管领, 每月要到王府或涵德园当差, 应即穆齐贤。详参《译志前言》, 清松筠《闲窗录梦译编》第8页, 赵令志、关康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2 清松筠《闲窗录梦译编》第183页, 赵令志、关康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按:此处译文有误, 谜底当为“言游过矣”。《论语·子张》记载子夏之语云:“噫, 言游过矣!君子之道, 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 区以别矣。君子之道, 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 其惟圣人乎?”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灯谜”条载录此谜语, 谜底即作“言游过矣”。详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庄葳校点, 第15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