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研究证明，华南与东南亚之间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族缘关系、自然和人文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海上丝绸之路就是集中体现。这种特别的文化交流关系，给两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了巨大影响。

　　史前到秦汉时期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关键时期，该时期的文献记载相对缺乏，因而考古学成为最重要的研究手段。华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实际上也是对区域文化史/文明史的研究，二者在逻辑上是一个整体。当前的学术研究，具体体现在7个方面：关于四个时段的一般性考古研究，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以及3个专题研究领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铜鼓研究、骆越考古研究。这7个方面都有一个世纪左右的学术史，硕果累累，除发现了大量考古材料外，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观点，构建起本区域的文明史框架，同时对于很多具体学术问题也有了清晰的认识，研究现状可总结如下。

　　1.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年代序列基本建立起来。

　　一个世纪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年代序列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构成了开展两地文化交流研究的基础。我国对华南史前文化的研究较为充分，商周和秦汉时期的考古研究得到文献典籍的很大帮助。东南亚的基础研究成效显著，充分体现在彼得·贝尔伍德和查尔斯·海厄姆等人的相关著作之中。东南亚的早期历史通过考古资料书写出来，并且已经同华南的材料在关键节点进行衔接。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华南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从古至今存在一个从产生到成熟的阶段性、波浪式的发展过程。这种阶段性与生产力的发展变革密切相关，与考古学上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相对应，分别代表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表现出生产方式转变带来的社会面貌和文化交往上的变革。

　　2.以考古学话语初步建立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线的华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历史叙事体系。

　　该体系的建立，考古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历史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有青铜时代乃至史前时期的基础。距今六千年前，长江流域的农人们已经沿着河流、海岸和山谷来到中南半岛，乘坐船只驶向海洋，复原这段史前史，依靠的是考古学的研究。进入历史时期，虽然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记载，可以描绘出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华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图像，但图像的清晰度和准确度需要考古学来进行补充和校正，正是大量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使得人们对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方面有了客观认识。特别是华南及东南亚历史，正是汉籍失记或舛误最多的地方，考古学的作用尤其重要。事实上，考古学的作用已经超出了“证经补史”的范围，而是以物质文化史这种特有的方式，复原了一幅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海上丝绸之路由开始的涓涓细流到后来的波澜壮阔，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远在汉武帝之前，南越国的高等级墓葬中大量出土外来物品，证明青铜时代的西瓯骆越人已经在海上自由往来，甚至在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华南的农人们正是经由海路移民到东南亚，开启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先声。南海丝路的真正形成期是在中国的商周青铜文化时期，开创者是百越民族。

　　3.华南与东南亚考古的区域整体研究趋势日益增强。

　　虽然学术界认识到华南和东南亚在文化面貌上的一致性和文化传统上的整体性，并且两者在历史上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关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学术研究上长期以来区域分割、各自为战的现象较为严重。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的殖民地时期，从事东南亚考古的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如海因·戈尔登等人，他们具有一定的全球视野，较能从整体出发观察区域文化的发展。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考古学研究的本土化日趋明显，研究的整体性明显减弱，而突出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对于大区域文化间的交流叙述减少。而且，因为当时政治局势的原因，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在考古学上的交流很少，双方资料和成果的共享程度很低。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有了很大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各方面的交流正常化，双方在考古学上的交流合作也越来越多，对华南和东南亚考古的整体研究成为可能。西方考古学界的知名学者，如彼得·贝尔伍德、查尔斯·海厄姆等人，虽然他们的田野工作都在东南亚地区，但所撰写的重要研究著作无不从亚洲东南部的宏观视角考虑问题。同时，国际考古学界也积极到中国参加学术交流与合作，获取了不少新的资料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中国学术界本身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前的论著，研究华南考古的著作基本只研究华南地区本身，很少谈及东南亚，但20世纪90年代后，情况明显不同，研究华南考古必然提及与东南亚的关系，将二者作为一个区域文化共同体来看待，变相复活了凌纯声、林惠祥等前辈学者的学术传统。

　　4.西方学者在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考古研究的主流领域仍然掌握主导权。

　　西方学者在东南亚考古研究领域的地位随着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殖民地时期，基本上是欧美学者处于垄断地位。随着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崛起，本土学者打破了这种垄断。但20世纪后半叶至今，西方学者在东南亚国家的考古活动一直未断，甚至越来越活跃。西方考古学家对东南亚考古一直处于领先或者说统治地位，基本掌控着华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关系的话语权。现在关于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考古的主流理论和观点，主要是西方学者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旧、新石器时代之交的和平文化研究，新石器时代“农业—族群扩散”研究，青铜时代东南亚青铜技术研究等。特别是越偏早期的研究，越局限于西方考古学家提出的理论框架，例如关于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威廉·索尔海姆、彼得·贝尔伍德等人的假说成为了最流行的解释。甚至对历史时期的研究，如关于铜鼓的研究，仍然受到弗朗茨·黑格尔的巨大影响；“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概念也是由法国和日本学者率先提出来。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导地位，与其所在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以及科学研究水平有关。

　　5.学术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现象突出，本土化研究倾向严重，在重要问题上往往各执一词。

　　东南亚是一个民族国家众多的地区，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直接影响到考古学研究，这成为东南亚考古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本土学者往往高度强调本土文化/文明的原生性，夸大本土文化/文明对外部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对华南和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解释。这种现象在历史考古研究领域特别突出。例如，关于东山文化的研究，越南学者高度强调东山文化在东南亚青铜时代的地位，认为这是华南、东南亚青铜文化的源头和中心，并将东山文化与骆越文化画等号，借以树立骆越文化在越南国家历史上的正统地位。铜鼓的起源问题也是如此，虽然面对大致相同的材料，但中越双方学者的观点基本对立，各自认为铜鼓起源于自己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考古研究上的本位主义在西方学者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例如，东南亚考古学家威廉·索尔海姆（William G.SolheimⅡ）长期从事菲律宾考古，基于考古资料的研究，他提出“东南亚文化中心论”，认为在史前时期东南亚才是文化优势地带，东南亚的文化以贸易的形式影响中国华南沿海甚至日本。这种解释与人们通常的认识大相径庭，但也成为了一个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观点。外国学者的很多认识虽然不自觉地受到民族主义或本位主义影响，但本身还是从学术出发，有时候也未必没有启示。例如，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者，在东南亚和印度发掘了不少遗址，大大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同时也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海上丝绸之路”并非中国单方面的对外输出，也是双方文化交流的结果。

　　6.中国学术界的参与度和研究水平越来越高，在国际学术界拥有越来越强的话语权。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20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在华南与东南亚考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史前考古到历史考古，都有大量学术成果问世，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和学者参与到该领域。除一般论著之外，还出现了一批博士和硕士论文，这些现象前所未有。在一些专门领域，中国学者掌握了话语权。特别是关于古代铜鼓的研究，从一开始遵循弗朗茨·黑格尔的学说，到现在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主流。关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南海沿岸合浦、番禺、徐闻等地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成为世界各国海丝研究者不可不引用的重要文献。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大影响，中国珠江流域和岭南地区的重要发现，成为解释新石器时代农业扩散和族群变迁的基础，中国学者的观点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除文献研究之外，中国考古界积极走出国门，东南亚的发掘成为中国“赴外考古”的重要一环。目前中国在越南、老挝、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都有考古发掘项目，和西方学者平等参与东南亚的田野考古工作。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下，中国正在逐渐成为从事东南亚考古的重要国家。

　　7.以考古证据证明了中国古文化/文明在华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中的主导作用。

　　关于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承认中国古代文化/文明在与东南亚文化交流中的主导作用。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华南与东南亚出于同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文明面貌呈现出相似性，但文化的交流和互动程度较弱。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稻作“农业革命”带来的人口压力下，历史的进程发生变革，长江流域的新石器人群多次向南方迁徙（按照傅稻镰的观点共有五波），分别进入大陆东南亚和岛屿东南亚地区，形成后来的南亚语族和南岛语族人群，给当地带来了新的经济形态。青铜时代，也是来自北方的青铜技术影响到越南和泰国等地，班清、能诺他等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进入历史时期，秦汉帝国的势力深入中南半岛，海上丝绸之路更是直接影响到东南亚的发展。虽然对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也有人持不同看法，但考古资料证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文化进程，也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文明对东南亚区域文化历史进步的重大影响。

　　8.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考古研究逐步深化，在多个具体问题上获得重要成果。

　　一个世纪以来，华南与东南亚考古取得了巨大进步，一大批学者在辛勤耕耘。一些重要学者推出了关于区域整体发展理论或者说宏大叙事的专著，有更多的学者深入研究专门领域，探索具体问题。这些成果的积累构成了华南与东南亚考古学的认识基础。很多具体的研究颠覆了传统认识，对于世界考古学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例如，东南亚考古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研究了农业人群南进深入狩猎采集人群活动区的过程，以探索他们之间的关系。海厄姆将二者接触的区域称为“冲突区”（friction zone）。这种冲突区，原来传统的认识是不对等生产力的不平等对抗，是伴随着流血和牺牲的人群替代过程。但海厄姆通过对大陆东南亚的材料研究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和平融合的过程，双方并非尖锐的对立关系，而是和平共处，族群融合。类似的这种研究，都是开创性的。

　　展望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考古研究，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各研究时段之间的区隔有待进一步打通，从而形成长时段、贯通性的完整历史叙事体系。

　　当前华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考古研究，是按照考古学学科的固有划分分时段进行，主要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四段。各个时段的专家基本上是专精自己这一段，甚少有人做贯通上下的研究。分段研究固然可以对本段有深入的认识，但将这四个时期统合起来做长时段的观察和研究，将会带来不一样的认识，这样的工作很有价值。而当前的华南与东南亚研究，相对缺乏这种长时段、贯通性的研究。国外学者中，海厄姆做过这样的尝试，他的著作《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Early Mainland Southeast Asia:From First Humans to Angkor,2014），就把大陆东南亚的早期历史做了一个长时段、全景式的叙述。这样打破时段、贯通性的观察，实际上是西方考古界的一个优秀学术传统，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很多。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例如张光直先生的《古代中国考古学》，近几年翻译过来的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从旧石器时代到早期青铜时代》，都是典范作品。国内考古学界似乎缺少这样一种学术传统，贯通不同时段的考古学专著较少，在华南与东南亚考古研究领域几乎没有。

　　2.进一步强化华南和东南亚两区域之间的学术整合，促进一体化研究。

　　除了长时段研究外，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考古还亟待强化的方面，是两区域间的整合研究。虽然一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付出了巨大努力，但限于条件，实际上结合度仍然不高。研究东南亚的西方学者，虽然联系到华南，但对华南的考古资料了解有限，即使是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也经常出现一些基本错误。反过来情况也是如此，尽管中国学者想尽力了解东南亚，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障碍，对东南亚考古资料和研究进展仍知之甚少。在此基础上的华南与东南亚整体研究，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整体性效果。长期以来，在此状况下，中国和东南亚的考古学者进一步专注于本土研究，国际视野弱化，大家甚至视这种情况为理所当然。但最近30多年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华南和东南亚区域整体研究的状况不断改善，水平不断提高，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大势所趋。但目前来看，华南与东南亚考古的整合程度还远远不够，需要中外学者共同努力。

　　3.加强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学术理论体系的建设，需要抓住“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史这条主线。

　　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历史纷纭复杂，如果梳理这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理论体系构建，还是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而言，都必须抓住一条主线。这个主线就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萌芽、发展、成熟的历史。日本和法国学者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陶瓷之路”概念，很好地代表了华南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线路和内容。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概念工具，向前追溯到青铜时代甚至石器时代。这条海上大通道的形成，是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不断汇聚、调整、扩展的结果。过去对于华南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叙述过于散乱，没有很好地抓住这条主线。以这条主线梳理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物质文化史，是形成完整叙述体系的关键，也是该领域研究的最佳方法。

　　4.建立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和“骆越文化”等重大问题上的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在该领域的话语权。

　　海上丝绸之路是国际显学，有悠久的学术史。长期以来，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连这个概念本身也是由日本和法国学者所创造。中国学者虽然长期参与，但未能掌握主导权。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需要建立自己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例如，关于“骆越文化”的研究，这关乎中国的文化安全，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与东南亚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共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和发展，与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密切相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加强相关学术研究，对寻找和发掘相关历史依据、激活历史基因，丰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增进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作用，对相关领域和行业对策的制订与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加强华南与东南亚早期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为探索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恢弘的历史背景，可以从更高深的层次和更宽广的视野，加强对这一历史潮流的认识和理解，以古鉴今，为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中国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