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学文本中相互参照，文学人类学因此成为当下中国学者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其中对来自于各个民族口传经典文学的研究，则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此，我们试以龙仙艳的《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为例，探讨文学人类学学术范式的理论建构。

　　苗族古歌属于文学，从古歌里体现出来的积极的劳动创世观等哲学思想以及在苗族文化基本特质上显现的“畏感文化的逻辑基点”，在各个方言区不同版本的苗族古歌中有着相同性。尽管《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将苗族古歌在方言分布上呈现的特点划分为“深意盎然之中部古歌”“巫风傩影之东部古歌”和“战争侵染之西部古歌”等，这种划分说明了苗族古歌在方言地域性上的文化共性，但此界定只分成“创世”“迁徙”和“战争”三种类型，却忽视了苗族古歌在各个方言区内还有大量“婚姻史诗”存在，如中部方言的《开亲歌》、东部方言的《婚姻理辞》和西部方言的《出嫁歌》等。由此看来，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应当展现的是这类口传经典的整体性特征，婚姻史诗不仅是苗族史诗的一个重要类型，同时还应当成为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运用参与式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文化进行深层次观照，在“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中探讨原住民文化的本真性。《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这部著作便是立足于田野、立足于苗族古歌唱述对象及其文化持有者，对远古记忆进行深度认知。

　　苗族古歌承载着大量的神话传说，其内容蕴含了苗族人对自然万物的精神信仰，而这些丰富的精神文化为这一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民族找到了认同与回归的精神依据，并构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为苗族人重塑自信、实现文化自觉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提供了相应的文化基础。

　　苗族古歌在学术界被誉为苗族社会生活的“大百科全书”，囊括的范围极为广泛，有苗族人对早期人类生命观的认知：“山坡为主千年在，人在世上像做客。江山永存在，人生过路客。大地是主人，山河永存留。人生是过客，短暂一时候。”有残存在口传古歌中的文化习俗，如椎牛祭、婚姻理辞、丧葬祭祀等。也有反映苗族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如《祀雷》中的自然神崇拜、《鼓藏祭祀辞》中的祖先崇拜和《亚鲁王》史诗的灵魂观念建构等。还有每个支系长期迁徙不定的社会历史记忆等。由于苗语的方言、次方言和土语的区域性分布比较复杂，每个地方的古歌内容各有侧重，各个文本存在着地域的“偏窄性”、主题的“局限性”和整体上的“非系统性”，而这些不足也只有在今后对新的古歌材料进行大量挖掘记录翻译整理方可弥补。

　　从苗族古歌的现有文本看，已经编印出版的主要集中在苗语中部方言的北部土语区和东部方言的大部分地区。在西部方言的八个次方言中，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苗族古歌主要有川黔滇次方言区和滇东北次方言区；贵阳次方言在20世纪末已经开始涉及个别土语，并整理出版了《十二组主歌》和《祭魂曲》；麻山次方言的苗族古歌亦因《亚鲁王》史诗被发掘整理，相应的古歌资料也陆续得到记录抢救；罗泊河次方言和重安江次方言的部分古歌内容则由于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来自这个母语区的本民族学者也开始使用国际音标记录一些当地的苗族古歌；随着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在贵州龙里、贵定和罗甸等地，部分民族研究调查人员也使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属于惠水次方言和平塘次方言的《丧葬开路经》及其他方面的苗族古歌。

　　如果说《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是对这些古歌文本的“炼矿”，那么“挖矿”的工程依然任重道远。因为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还发现，黔中云雾山区的家族祭祀古经与“呈罡”口传经典、黔桂边地区都柳江沿线的苗族村寨分别有上万句篇幅的《务宜（娘娘神）古歌古经》和《“西妞”古歌》，至今还继续“隐”在深山人未知。这些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而且以其所蕴含的人文科学的正能量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体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区域性人类环境的和谐发展与社会进步。

　　文学人类学是从现代性的“文学”话语体系中以“文化相对论” 的叙事风格，对来自于每个本土中“我者”活态文学的“深描”阐释。在此意义上，《文本与唱本：苗族古歌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开展文学人类学学术理论研究的实践性范式，同时也是口头诗学和歌谣人类学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