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仲舒的经济思想上升到了哲学的层次,其经济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哲学层次的义利观是董仲舒对经济问题的总看法,调均论是其经济改革的总方针,在总方针的指导下,他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从义利观到调均论再到调均的具体措施,体现了董仲舒经济思想的层次性与系统性。但是,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却有异于他人,其不是以强国、富民为根本目的,而是为了大一统下社会的稳定,从而体现了其经济思想的政治性。社会的稳定,于国于民都是有利无害的,因而董子的经济思想就具有了其人民性与进步性。

　　关键词：董仲舒;经济思想;政治性;层次性

　　近年来,董仲舒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所发文章甚多。但是对于其经济思想,却鲜有人提及。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近四十年,见诸报纸杂志的文章也不过十来篇,且大半是多年前的。何以如此呢?愚以为原因不外乎是:董子思想本就是“兼儒墨、合名法”,所涵盖的层面极广,包含的内容也极其复杂。经济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只像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有学者认为,董仲舒没有经济思想。其实可以这样说:董仲舒没有关于如何发展经济的思想,他的经济思想表现出了很大的特殊性,那就是他的经济思想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亦就是说,既不是为了富民,也不是为了强国。他的经济思想紧紧围绕一个主题:社会的安定。这也正是本文要说的董仲舒经济思想的政治性。换句话说,董仲舒所有的经济思想都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大一统下社会的稳定。

　　同时,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带有很大的层次性。总体来说,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可划分为这样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他的义利观,这是他在宏观上对经济问题的总看法,把经济问题上升到哲学和道德层面来认识,属于“形而上”者;第二个层次是“调均”论,这是为实现社会稳定在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总方针;第三个层次就是为了实施这一总方针所采取的一些具体办法,如“限田”等。下面我们将从这三个层次对董仲舒的经济思想做一具体论述。

　　一、对经济问题的宏观认识——义利观

　　《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1]330他认为,人生来就是义、利两存的,二者缺一不可,没有义,则心不得安乐,没有利,则无以养身体。故人生而求利也是上合天理、下合人情。但二者又是有分别、有轻重的。因为“体莫贵于心”,所以“养莫重于义”。董仲舒在回答胶西王问题时,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思想,“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1]338。这句话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则表述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两段话好像意思差别不大,但仔细看来,体现的内容却相差甚远。后段话的意思好似只要合于“义”、合于“道”,“功”“利”意义不大,甚至可有可无;前一段话却非如此,只是强调二者的重要性不同,强调的以“义”“道”为主。因此,前段话更符合董仲舒在义利问题上的一贯认识。

　　“凡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义者,利败之也”[1]75。董仲舒认为,人生来都是喜欢义的,但有时却不能按照“义”的要求来行事,是因为过多地考虑了个人的私利,所以才做出害“义”之事。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要加强个人的修养。董仲舒说:“故君子终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处位动风化者,徒言利之名尔,犹恶之,况求利乎?”[1]75君子说话时始终不提及“利”,为的是羞言名利而已,羞言名利来堵塞财利的来源。那些身处高位、主管道德风化的人,只要口头上说到“利”都感到羞愧,更何况去追求财利呢?

　　在董仲舒看来,义与利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如果这个“利”是利天下,这时的“利”就成了“义”。这是作为统治者应该做好的。他说:“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1]210圣人为天下人谋取福利,就像是春天温暖之气促成草木生长一样。又说:“生育养长,成而更生,终而复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无已。天虽不言,其欲赡足之意可见也。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1]392也就是说,为天下百姓兴利,是作为统治者的本分,这样的利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天下的公利。公利应该大力提倡与发展,并提出据此作为考察官吏的标准:兴公利做得好者有赏,做不好的有罚,“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1]212。在这个意义上,“义”和“利”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二、经济改革的总方针——“调均”

　　义利观是董仲舒对功利问题的宏观认识,也可以说是其经济思想的总体指导,属于“形而上”者。利既然在一定情况下可转变为义,统治者就要把这个利做好,使之对社会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换句话说,要让经济因素成为稳定社会的正能量,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对此,董仲舒提出了按照一定的“度”进行“调均”的经济改革总方针。

　　董仲舒认为,社会的安定不在于国家有多么强盛,也不在于百姓有多么富足。秦朝可谓甲兵强大,终不免二世而亡。因此他重申了孔子的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担心贫穷,关键是不能出现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董仲舒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1]284大富则易引起人们的骄奢之心,继而为富不仁,肆行暴虐。大贫则使其基本生活难以满足,每天都在为明天吃喝担忧,无奈之下,就会走向偷盗、抢劫从而干犯法纪。贫富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度”呢?“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1]284。“度”已定出,统治者就要根据这个“度”随时进行调节,以避免“大富”与“大贫”的两极分化。“有时损少而益多,有时损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绝,多而不至溢”[1]465。这样就不会出现“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2]569,如此则社会就会稳定,治安也会好转,天下也就会趋于太平。

　　三、“调均”方针指导下的具体措施

　　“调均”的方针已然定好,剩下的就是如何去实施了。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上书中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2]162。这几点涵盖了董仲舒“调均”方针的主要措施。

　　首先,“限民名田”。

　　董仲舒指出前朝秦时,废除了井田制,让百姓随便买卖田产,以至于酿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承秦制,循而未改,西汉时期,土地兼并的情况依然严重,这是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最主要原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董仲舒提出应该参考古代的井田制,对百姓最高占田数量做一个限制,以此“塞并兼之路”,尽量使小农保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使之能够养家糊口。防止“田连阡陌”和“无立锥之地”两种极端现象的出现。西汉末年师丹的限田和王莽改制都受董仲舒限田思想的影响。

　　其次,“不与民争利”。“不与民争利”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官府的与民争利;一个是官僚的与民争利。

　　官府的与民争利是指当时的盐铁官营等政策。盐铁官营起于春秋时期管仲的“官山海”,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盐铁官营。管仲实行的政策是盐业专卖和铁业的国有民营。这种方式增加了国家收入,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汉初,因战乱初定,统治者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让民间恢复生产,盐铁也是由民间私营的。“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3]801,由煮盐、冶铁产生了很多的大富豪。到汉武帝时,北征匈奴,西通西域,又通西南夷,外事四起,加之水旱灾荒,政府入不敷出,“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168。这种情况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不满。于是,御史大夫“(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2]594。其后,汉武帝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实行盐铁官营。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的一种表现,但这里的“民”主要是工商业者。这些政策一时间打击了豪强,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其弊端也随之出现。东郭咸阳以煮盐起家,孔仅以冶铁起家,他们“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2]169,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他们的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低、价格高,造成百姓负担的加重和生活的困苦,从而加速了农民的破产,也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对此,董仲舒提出了“盐铁皆归于民”。

　　官僚的与民争利是指官僚经营产业。他说这些官僚:“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他们凭着高官厚禄,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以此为资本,与平民百姓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巧取豪夺,大肆进行土地兼并,使百姓“日削月浸,浸以大穷”[2]569,以至于最终破产。

　　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在董仲舒看来,是上不合天理。“天不重与,有角不得有上齿,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1]286。他还说:“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2]569。与民争利违背了天意天理。

　　同时,与民争利下不合人情。与民争利妨害了人民的谋生之路,使其生活无着,生活无着,则会犯奸作科,无所不为。而在上位者肩负着以“义”化民的大责,却一味地忘义徇利,“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2]569,加剧了社会逐利之风,破坏了社会风气,加速了土地兼并,加快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因此“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2]569。

　　第三,“薄赋敛,省徭役”。

　　董仲舒指出,秦朝时“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而“汉兴,循而未改”。然而,“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2]162。两相而较,可知汉代徭役、赋税之重。“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1]503。繁重的徭役与赋税,造成了人民的苦难、百姓的流离,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他指出这种苛政导致“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2]566。有鉴于此,董仲舒明确提出恢复古代的赋税、徭役制度,“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1]503,以此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此外,董仲舒还提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他说:“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本”,与传统中所说“重本抑末”的“本”还不完全相同,但又有相通之处。传统的“重本抑末”的“本”单单指的是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董仲舒所说的“本”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天本;一是人本;一是地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他认为的“天本”是敬天尊祖;他认为的“人本”是建学校,推行礼义教化;他认为的“地本”就是“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开辟以足衣食”[1]194,也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是一切生活资料的来源,也是推行礼义教化的基础。“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1]321。在这里,董仲提出了“先食后教”的思想,把基本的生活条件作为实施教化的基础与前提。他主张,为了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统治者应该“亲入南亩之中,观民垦草发淄,耕种五谷”[1]488,这充分体现了董仲舒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董仲舒三个层面的经济思想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社会的安定。通过教化,使百姓重义轻利,减少纷争;通过一些具体措施,尽量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其思想对于当时大一统下人民生活的安定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