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迁都具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其发展路径表现出了诸多的扭曲、多变和复杂的重合。在我们看来，对中国近代民权政治发展的研究，不应该用既有的观念去圈套历史，而应该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实际演进过程去揭示政治道路的演进逻辑，构建中国近代民权政治的逻辑框架。本次主要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由王权政治向近代民权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

　　一、洋务运动催生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初转向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由一部分洋务官僚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来应对困局一种运动。发动这项运动的初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随着认识不断深化，洋务运动从求强转向求富阶段，于是一场由中国人自己发动的救亡图存运动在华夏大地兴起了。洋务运动不仅动摇了不断强化的王权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而且催生了近代政治发展的最初转向。

　　虽然洋务派已逐渐认识到中国应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行变革，但遗憾的是，洋务知识分子满怀希望发动的洋务运动，并没有为他们带来预期的结果，而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出现的明治维新却使东临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洋务运动的保守与局限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这种指导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是传统王权体制内的政策变动而没有触动封建王权的政治根基。正如曹兴所说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教训就是使中国的精英分子开始反思，中国要想要强大是否还能继续以往王权政治的发展走向。其次，洋务运动的保守性和局限性是由中国有史以来而形成的稳定社会结构的特征所决定的。这种结构通过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而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式的皇权专制统治结构，这使得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焦点就在于是不是遵守三纲五常，是不是遵守忠君孝悌的社会伦理，而洋务运动则把社会的焦点转向了军事强大，所以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从传统只重视伦理纲常转到重视军事强大，完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第一次转向。

　　二、戊戌变法是对王权政治的冲击和颠覆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划分势力范围抢占租地，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戊戌变法就在这种情况下展开。而维新派在寻求挽救中国民族危机的道路过程中，也开始走向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贫弱最主要原因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其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王权政治。

　　戊戌变法，仅历时百日便告夭折，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宏观层次来讲，其一，变法触动了官僚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剧烈反弹。其二，早期维新派的反专制思想，在甲午战争后得到迅速传播。像梁启超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1]（P.128）大兴民权之说；谭嗣同则直接批判君主专制主义，认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封建社会万恶的根源，他们的思想的传播打开了人们的视野。

　　再从技术层次来讲，改革的发动者深陷帝党与后党的宫廷权力斗争中，对上层权力格局认识不清，其结果必然失败。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戊戌变法无论从哪个层次看都是先天不足的，其失败不可避免，甚至比洋务运动更惨烈。曹兴还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哪一个更加刺痛了中国当时王权政治底蕴”[2]戊戌变法的发生使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从发展军事向改变旧文化意识和法律体系即制度方面转向。

　　变法虽然失败却打开了变革封建专制政治的大门，人们认识到如果不改变以往的政治发展道路，就不能实现政治道路的根本转向。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方式来彻底改变传统的政治发展道路，在CENTURY那之前清政府被迫充当了戊戌志士的遗嘱执行人，开始颁行新政。

　　三、清末新政是王权政治面对困局的被动自救

　　清末新政主要是指从1901年到1911年先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内容涉及政治、法制、军事、教育等各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的改革最为突出，它提出推行预备立宪，并设立谘议局、资政院，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其中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对君主权力作了一定的限制，如规定“已定法律非交议院协赞奏经钦定时，不以命令更改废止”等，[3]（P.112）体现了改变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迫切要求。除此以外，立宪派还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运动，从而为最后一个王朝的崩溃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清末新政本是清廷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的被动自救，但改革的结局却适得其反。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两1业的政策，刺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二是实施者虽然强调反对专制但不能摆脱传统，其改革兵制，只是为了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其根本原因是传统王权政治的惯性太过强大，而新的社会力量又不够成熟，其结果只能是改革的彻底失败。虽然清末新政以失败告终，但单从其反对皇权专制的作用上来说，清末新政无疑是晚清三次变革中规模、影响最大的一次。正如张朋园所说，正是“由于有了立宪之举，反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及清廷的灭亡”,[4]（P.4）清末改革在客观上刺激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敲响了王朝灭亡的丧钟。

　　清末新政的失败不仅表明清朝统治者因其保守顽固最终走上不归路是历史的必然，更昭示着王权体制内改革的破产，社会不得不将从体制内的改革变为体制外的革命。而辛亥革命就在这种强大的时代呼唤下应运而生。

　　四、辛亥革命终结了王权政治，初步奠定了近代民权政治的基本格局

　　1911年，中国社会变革进入了更高的阶段，革命代替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清末新政实施以来，社会矛盾加剧，清政府更是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甚至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口号，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应运而生，中国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走向受到严重挑战。

　　早在1905年孙中山就提出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后将其概括为“三民主义”,而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其基本内容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后来以“三民主义”为基础，孙中山又提出了“五权宪法”理论和地方自治理论，表达了彻底推翻王权政治的强烈愿望。革命派活动与各地人民起义交织在一起，犹如一把众望所归的利箭，射向王权政治的心脏，最终实现了王权政治的根本否定。

　　辛亥革命的影响无疑是伟大的。正如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所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5]

　　首先，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年的清政府，终结了从夏商周到晚清的几千年不断强化的王权体制的历史走向，开启了民权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走向。其次，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打开了新视野，正如林伯渠所说的：“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6]

　　辛亥革命的重大思想解放意义就在这里，转变了几千年来生活在君主压迫下形成的旧思想，这对近代政治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正式转向民权政治。

　　结束语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民主传统少而封建因袭重，尽管近代人们经历了八十年的苦苦探索，终于使得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了中国式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模式即民权政治，但袁世凯的上台复辟表明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并未动摇，更昭示中国从王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的政治道路是漫长而又曲折的。但是正是由于清廷末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后掀起的救国运动，才使得王权政治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对中国民权政治的不断强化到最终建立的内在历史轨迹进行历史考察，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9.

　　[2]曹兴。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的政治转向--兼论中国从王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的历史转向[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3]马敏，彭南生。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5]林伯渠。荏苒三十年[N].延安:解放日报,1941-10-10.

　　[6]林伯渠。林伯渠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北京：人民日报，1956-11-11.

　　[7]关海庭。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史炳军，展赫男。中国近代政治哲学的逻辑演进[J].求索，2006,（12）。

　　[9]久玉林。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J].学术月刊，1998,（4）。

　　[10]李占峰，任福兵。从温和到激进：清末渐进式社会发展道路研究[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11]王德志。清末民权思潮的三种范式[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12]马敏，彭南生。中国近现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3]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