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社会学是研究教育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的一门科学。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理论创新缺乏动力,相比国外较为发达的理论突破而言,我国在其研究领域相对滞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这一学科的性质把握不清,从而导致在教学和研究中出现认识论困境。本文尝试在分析我国教育社会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出现的认识论困境,提出一系列理论突破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认识论;理论突破

　　社会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的社会性质、社会功能,以及教育制度、教育组织、教育发展规律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其既是教育学的重要分支,也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当前,社会教育学在认识论上所存在的困境,往往是单纯地将教育社会学归结到教育学或社会学之中,对于其学科的归属,研究者存在较大分歧。正如张人杰在其文章中提到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探索中需要澄清三个问题,即学科归属、研究对象和理论选择,而且这三个问题在逻辑上(并非在时间上)是逐步展开的。”为此,本文将围绕学科归属、研究对象和理论选择具体分析我国教育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困境,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我国教育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困境

　　(一)在学科归属方面

　　在学科归属上,单纯以研究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界定教育社会学,显然是不准确的。教育社会学,对于社会学而言,是研究教育这一社会行为在社会大环境下所产生的作用;而对于教育学而言,则是研究教育组织、制度等体系性的社会要素在教育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认识论上,如果单纯地将其作为社会学或教育学的分支来进行考察,显然忽略了另外一面的作用。

　　(二)在研究对象方面

　　在研究对象上,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研究对象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说曾经风靡一时。但事实上,就整个教育社会学而言,其所探求的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部分并不能完整地概述整个学科,从这一角度来说,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是不准确的。教育社会学,既是对教育组织、教育体系这些社会要素的研究,也是对社会化之于教育、社会变迁之于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因此,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教育社会学一直存在着认识模糊的现象,从而造成两类问题:一类是研究内容的严重重复,即与社会学或教育学研究内容的重复;二是研究层次浅薄,由于不能明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方向,其研究较为浅显表面,没有进行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潘懋元先生曾对其做出“研究对象尚不明确,从而与教育学及其各门分支学科颇多重复”的批判。

　　(二)在理论选择方面

　　在理论选择上,有当下最为重要的两大理论学派:一是和谐理论学派,二是冲突学派。

　　1.和谐理论学派

　　和谐理论学派主要以英国的斯宾塞、法国的迪尔凯姆、当代美国的T.帕森斯和R.H.特纳等为代表。他们将社会看作一台机器,认为其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某一部分出现问题,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出现问题,而教育就是社会当中的一个功能部件,是实现社会和谐和进行筛选的部分——同学校教育一样使学生社会化。当代和谐理论学派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种倾向:一是关心社会阶级地位与教育成就的关系,其将家庭和阶级背景纳入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二是将功能主义理论用于对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流动、教育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及学校组织的研究。

　　2.冲突学派

　　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W.沃勒、S.鲍尔斯和H.金蒂斯等。冲突学派认为,教育的功能并非社会和谐,反而教育是依附于生产方式的一种制度,其与经济之间形成一种互惠关系。因此,教育的主要作用就是让不同的人按照经济需要获得不同的角色分配,从而将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通过教育放大为整个社会的不平等。

　　二、突破困境之探讨

　　(一)从根源上寻找问题

　　教育社会学理论创新在认识论上的困境,究其原因是拘泥于传统思维,对于研究对象和理论选择不够明晰。事实上,在类似的交叉学科研究中,要打破固有的思维理念,不能以其中某一学科的研究方式作为其重要取值。教育社会学,归根到底,是对于一类社会现象的研究,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其社会学属性会更多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完全套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相反,由于教育是一种较特殊的社会现象,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当前,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最为盛行的两大流派即和谐流派和冲突流派,两者的理论思想几乎针锋相对,前者认为教育是促进和谐的一种方式,是使人社会化的一种基本途径;而后者则将教育看作现有社会结构下,与经济互动的产物,并且现有的教育制度和理念,只会让人服从于现有的社会体制,从而产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不平等状况。事实上,两类理论,看似针锋相对,但其中却有相通之处,其共同点就在于教育学方面的内容,即都是在肯定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上,在社会学应用领域所产生的分歧。从这两类理论的分歧中不难看出,教育社会学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即把握教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

　　例如,我们可以做一种理论假设,反之考虑可行,即从社会学的角度,反作用于教育学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教育之于社会的意义,就是促进人的社会化发展,同时以人的社会化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育学本身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就必须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既有对社会的顺应性,也有对社会发展的逆动反应。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教育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制度、教育组织、教育理论都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教育也能使人逐渐发现自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获取更多的自我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化产生逆动反应。因此,在认识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种对于和谐理论和冲突理论进行综合取舍后,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

　　(二)借鉴我国古代教育与社会的关系

　　在我国,从古至今,历来以儒家思想作为重要思想,而儒家思想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思想。孔子首创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但同时,孔子并非一个单纯的教育家,他本身更为特殊的身份是一位政治家,因此,其兴办私学有较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这一点上来说,孔子兴办私学,也就是对于教育和社会的一种探讨。

　　在我国古代,教育的作用是极其显著的。1905年,当科举制废除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传统教育的全面落后和乡村地区的加速贫穷,在新学科没有替代空白和城镇化还不够迅速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发展随之落后。在传统社会,教育并非一个完整而有序的规范化体系,其是官方主导的三次科举考试,即乡试、会试、殿试,而与之相配的学校教育,即诸如乡学、县学、国子监等,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不可忽略的还有乡间的私塾、富户人家的学堂及学者进行讲学的书院等,其构成了另外一套教育体系,即独立于官方教育组织之外的自发性组织。在传统社会,读书人往往在这两类学校体系中进行学习,并参加科举考试,而完成乡试、会试、殿试三场考试的读书人,便可进入到士人系统中,且当他们行将暮年时,往往会选择致仕还乡,然后作为乡绅,推动下一代的教育,即开办私塾、学堂、书院,或参与地方的乡学、县学建设,从而完成一个教育的反哺循环。

　　相比现代教育社会学理论而言,我国古代传统的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似乎更为单纯。传统的士人通过教育进入社会上层,在退居后,又以帮扶的形式对教育产生影响。在这里,教育之于传统社会,出现了两种互动:第一,教育作为社会阶层流动和晋升的工具,是读书人改变命运的一个重要途径;第二,社会之于教育,是社会中对文化的崇尚和官僚政治的需求,其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因此,当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中国社会迅速衰落的原因在于,当传统的教育途径被切断,而又没有一个新的途径加以替代,即教育出现了空缺;而对于社会来说,其意味着各阶层流动的中断,也意味着社会需求无从表达。

　　从我国古代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中可知,在和谐理论和冲突理论之外,教育与社会并非单纯的作用关系,其更像是两个主体进行互动,甚至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一方面,社会有赖于教育的支持;另一方面,教育也有赖于社会需求进行构建。因此,在进行教育社会学理论突破的基础上,必须把二者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而不仅仅局限于二者之间单纯的、单项的作用。

　　三、结语

　　基于上述探讨,笔者认为,对于教育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理论突破,一定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理论框架,而应进行跨学科研究,注重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其是教育社会学理论突破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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