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21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的“明以降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

　　会议开幕式上，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覃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吴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主任张兆裕研究员分别代表学校及主办方发言。开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尤学工主持。

　　华中师范大学朱英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金奎研究员分别主持了两场主题报告。在首场报告中，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谈论了“白银与明朝的国家转型”。他提出，16世纪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最重要的不在于经济领域，其更深层的影响是在国家体制与社会结构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则围绕四个不同地域的情况提出，社殿等礼仪标识与国家在地方的乡村治理密切联系。从不同地域的历时性过程与共时性因素可见，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折叠”恰恰是某一社会结构的“拉伸”，而某一历史过程的“拉伸”又恰恰是某一社会结构的“折叠”。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高寿仙围绕“社会变迁与身分重组”，探讨了历史上雇佣劳动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与处境。他提出，历代的“雇工人”并非一个特定的社会等级，而只是一种单纯的法律身分。

　　在第二场主题报告中，吴琦教授谈论了漕粮赈济对清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他提出，清代广泛的漕粮赈济，反映了统治者社会治理的观念变化与手段的成熟。但清代漕粮赈济并未突破传统赈灾体系的窠臼，也没有形成完备的社会救助体系。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周启荣围绕中国近世“士商社会”形成论，梳理了宋以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以及他对士、商阶层与社会关系的相关探讨。海南大学张朔人教授立足东南亚地区的国际视野，讨论了《更路簿》时代的南海移民问题及其历史影响。

　　20日下午与21日上午，与会专家分别围绕“制度与社会”“财政与国家治理”“国家权力与思想变动”“群体与地方社会”“边疆治理与社会整合”“医疗与社会”等主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分组研讨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副主任陈时龙主持了圆桌讨论，刘志伟、赵世瑜、周启荣先后发表讨论引言。刘志伟谈到，研究不同时代的学者，对相似领域的理解角度与问题意识各不相同，而彼此之间的交流必能相互启发，故而应打通各断代之间的联系。赵世瑜倡导跳出过去固有的理解模式，摆脱画地为牢的局限，从诸多社会面相本身出发思考问题，并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整体的框架性叙述中有所突破。在具体研究中，不仅要有框架性的叙述，也应有整体的关照。周启荣谈到，如何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考量。他认为，在治学路径上，不仅要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还必须借鉴所有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随后，与会专家围绕引言与主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如杨国安对各朝代的特性与治理理念发表了见解；解扬讨论了“自上而下”与“自上而下”的学术平衡问题；高寿仙进一步提出，视野的“通”与讨论的“度”是开展史学研究的重要意识；杜树海提醒我们应从边疆的整合，重审历代王朝国家的治理模式。

　　研讨会同期还举行了专题讲座、工作坊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与会者除了历史学专业的学者外，也吸引了来自人类学、民俗学、美术学等跨学科学者，他们均从各自的视角与理念出发，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充分实现了学术的交流与思维的碰撞。总之，本次会议在长时段、跨地域、多学科的视野下，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组织等不同脉络来理解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问题。同时，将“明以降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推向了更为广大而精微的境地，也为今后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理解与关怀。（记者 明海英 通讯员 孙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