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基本的文献综述工作，初步介绍社会资本概念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以及梳理社会资本与教育结果有着怎样的关联；并对研究者目前使用的方法做简单的类型学概括，分析他们在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描述教育现象和解释教育问题时，到底因循何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资本；教育；文献综述。

　　资本是个迷人且极富解释力的概念，自被建构以来，便广为研究者使用。资本又是一个富于张力的概念，自被赋予政治经济学意义以来，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就对其加以诠释与拓展，用来描述和解释不同类型的社会现象。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它与价值、增值、财富等概念密不可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它与剥削、反抗、意识形态等概念共生。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它与社会结构、不平等、再生产等概念紧密相关。总之，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资本一词的含义已经变得相当多元化，在各领域的概念体系中，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概念频繁可见。

　　在教育研究领域，近年来，社会资本概念变得炙手可热---有关社会资本与教育间联系的文献越来越多。如同在其他领域，教育研究者针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不少社会问题的良方①.社会资本概念本身又能够有助于研究者脱离就教育问题看教育问题的窠臼，让他们站在教育问题之外，将教育视为社会系统的一个环节，从而获得更广阔的理解教育问题的社会视野。而且，教育行动本身就是一项社会行动，以相关学科针对社会行动的概念来重新建构（非替代性）教育研究者对教育行动意义的认识，本身就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的确，自被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以来，社会资本概念已经帮助教育研究者对教育现象有了更丰富和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认识，帮助研究者积累了大量关于教育问题的新知识②.不过，这些不断积累的知识，轮廓到底如何？新的知识又是通过何种方法得以生产？不同研究者在研究教育现象时又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概念本身是舶来品，在教育研究中，中国的研究者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尝试将其本土化，以期更好描述和解释本土问题？目前，就这些问题，还没有文献系统地进行整理与描述。

　　本文成文的目的正在于此。我们试图通过基本的文献综述工作，初步介绍社会资本概念在教育研究的应用情况，梳理社会资本与教育结果的关联；还将对研究者目前使用的方法做简单的类型学概括，分析他们在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描述教育现象和解释教育问题时因循何种思路。

　　一、社会资本：概念与发展。

　　要应用社会资本概念，一般地，总要循着知识考古的思路，探究这一概念的源头①。不过，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起源，学界却并无定论。②一些学者试图从社会学和经济学鼻祖涂尔干③和亚当斯密④的早期着作中发掘其踪迹，另外一些学者则将托克维尔⑤，格伦·洛瑞⑥和布迪厄⑦的作品视作社会资本概念的源头。不过，尽管如此，在追述社会资本时，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三人的学术作品仍然被视作“社会资本理论”的奠基之作⑧。

　　布迪厄⑨将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视为不断积累的劳动力，并视其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资源。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资源的拥有主要得益于行动者所拥有由于相互认识或认可而结成的牢固的关系网络。网络本身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制度化特征。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可能由于行动者从属某个群体而带来。布迪厄认为，行动者所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既取决于他可以动员的关系网络的大小，也取决于这一关系网络之中所有资源（经济的、文化的或符号的）的多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强调的是社会资本的过程属性，认为关系网络本身以实践的状态存在，个体需要不断经营其网络。关系网络的建立和持续需要社会行动者无止境的投资。瑠他还指出，尽管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不能化约为个人或者他关系网络中的人所拥有的经济和文化资本，但是社会资本不可能完全独立于这两者而存在。瑡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社会实现再生产的重要工具。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设立与修订网络关系，定义和划定自己的边界，从而控制成员资格，维护团体利益。《资本的形式》瑢一文还分析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间的转换问题。实际上，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转换可被视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传递自身社会地位优势的重要策略。

　　科尔曼的作品是社会资本概念的另一重要源头。《社会理论的基础》琐一书指出，在对社会行动进行解释和描述时，有两种取向。一种取向来自社会学家，在他们看来，行动者乃是社会化的，其行动受到社会规范、规则与义务的约束。这一领域的研究旨在描述和解释社会行为怎样由社会环境形塑、限制和重构。另一种取向来自经济学家，他们将行动者看作理性、自利的主体。这一取向在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他各种政治哲学例如功利主义、契约主义以及自然权利中都可见到。在科尔曼看来，这两种取向都有着严重的弱点。社会学取向的提法忽视了个体行动的内在动机，将个体“过度社会化”;而经济学取向的解释则对人的“社会性”理解不足，况且当时的经济学研究也已经表明，即便是市场活动也总是在一定的组织和社会环境中展开。他试图用社会资本的概念弥合两种取向间的鸿沟，力求在理性行动和社会和制度性组织的约束间建立连接。他从理性行动理论出发，认定每个行动者都控制某种资源，或者对某种资源感兴趣，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特别的资源：①它不是单一的实体，而是包含了多重元素，这些元素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其次，都有助于某些行动---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不难看出，他试图通过社会资本的功能对其进行定义---这也是不少后来的研究者对其加以批判的原因之一。科尔曼指出，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资本，社会资本存在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结构之中---它并不附着于某个个体行动者身上，或体现为某种物质形式。由于组织也可视为一种类型的行动者，组织之间的网络连接也可以带来社会资本。在他看来，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有很多种，义务、期望以及信任等都可被看作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②科尔曼同时指出，流动在社会网络中的信息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社会规范和对某些行为的限制也可以被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所有类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都会有助于某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的生产，社会行动者会有意地建立社会关系，并保持这些关系，尤其是当这些关系能够带来收益时。科尔曼还特别指出了何种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资本的产生。一是闭合性的社会网络，二是合适的社会组织。③在界定社会资本概念时，布迪厄和科尔曼之间存在几点不同。首先，布迪厄强调社会资本在现存社会结构实现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科尔曼则较为强调社会资本如何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和促进社会行动（从而有利于社会行动具体目标的实现）。其次，布迪厄将看不见的关系网络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种资本（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都视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而科尔曼强调的则是社会结构（关系网络）的生产性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布迪厄强调了结构性约束，以及由阶级、性别和种族所决定的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科尔曼关注的则是家庭、社区中规范和有效的制裁措施对于提升其成员生活质量的功用。第三，布迪厄否认社会资本的本源性，指出社会资本不能独立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而存在。而在这点上，科尔曼的认识有所不同，他指出，社会资本因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而产生，这实际上指出了社会资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帕特南的作品是社会资本概念的另一重要出处。他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被广泛引用，为大众所知晓。他认为社会资本拥有社会组织的一些特性，例如信任、规范、交际网络，且这些特性能够帮助提升社会效率，促进协调行动。④较之布迪厄与科尔曼，帕特南的定义要更为宏观。⑤布迪厄与科尔曼的分析更为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行动者与某一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焦点在行动者由于嵌入某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社会结构而可能的收益。⑥帕特南则在社区和地区的层面上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

　　认为其是市民社会的某些属性。社会资本的集体主义取向集中体现在其关于社会资本定义的语句中---“有更多社会资本的社区，共同行事要容易更多”⑦。帕特南用报纸阅读、市民参与自愿性质协会的情况，以及对政治权威的信任程度来衡量社会资本。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针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极富开创性的，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此，研究者并无多少争议。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以上三者的定义还是不能够很好地帮助后来者理解社会资本的内涵，他们针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甚严谨。①即便如此，依据他们的研究，依然可以总结出描述社会资本的重要结论：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社会资本正是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被创造以及传递的；社会资本的获取指向一定的目的，需要带有一定目的的社会行动者持续建构和动员相关的社会关系网络，才有可能获得社会资本，达至自己追求的目的；社会资本的动员指向某一结果，例如被动员的某类资源。后来的研究者对于社会资本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大体上也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②在后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基本上肯定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础组成部分，并进而关注网络结构的特性（社会关系链的强弱）以及由于动员不同结构特性的关系网络而带来的社会资本的差异③。举例来说，邻里关系、好朋友和商业伙伴之间是强的社会关系，研究者认为这种经常且长期更加容易带来责任和信任。④弱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连接起两个不同社会团体的关系链，则可能在传递信息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⑤当然，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不同类型关系网络的作用可能并不相同。例如，在研究中国城市居民职业获得的过程中，边燕杰就质疑了弱关系链在信息传递方面的价值，并声称中国劳动力市场工作信息的传递主要是通过强关系链。⑥在不同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研究不同类型网络链接所能带来的结果的差异，是后来研究者的一项重要旨趣。⑦关注社会网络所链接的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后来研究者发展社会资本概念的另一重要方向。

　　例如，林南就曾依据社会行动者的社会地位将他们在社会关系网中的位置进行了细分，指出不同网络位置意味着从社会关系网中获取资源的机会也不同。⑧2001年时，伍尔科克也做了类似阐释，认为需要依据关系网络所连接的主体地位的不同对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进行区分。⑨我们将社会网络、行动者以及资源视为理解社会资本概念的核心三要素。不过，要素这一提法也有其问题所在。正如班克斯顿等人提及的，要素的说法容易导致社会资本被看作静态的、可量化的实体，这样，社会资本就有可能最终被化约为网络以及由网络带来的规范、价值观、信任等（甚至直接与它们划上等号）。瑠如果社会资本能够被化约，则意味着它不过是替代以上概念的一个“新词”.另外，这也会导致进一步的质疑：规范、价值观以及信任等到底是社会资本的不同存在形态还是社会资本被使用的结果。因此，社会资本概念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通过对关系网络的策略性使用来实现自身行动的目的。①而这一理解又正好回应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在谈及资本概念时，马克思说，所有资本，在最初进入市场的时候，无论是以商品、劳动力或金钱的形式存在，最终都将被转化为资本。②马克思将资本看作处在投资和使用中的资源。在他看来，只有当资本被投资于市场环境用来赚取利润时，资本才能被称为资本。马克思对于资本的这一理解多被应用针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布迪厄则将马克思的分析进行了拓展，应用到理解其他类型的社会行动上。他将“文化”、“社会”等词缀以“资本”之尾，认为应当整体看待社会行为---社会行动的理性一面不应当与其他方面分割开。在他看来，将行为的理性一面与它的其他社会属性分开讨论，最终会导致行为分析的片面性。③布迪厄坚持认为，一门关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应该“掌握资本及其利润存在的各种形式，并分析不同类型资本相互转换的定律”.在他看来，资本，无论是其物化还是具身性（embodied）形式，都需要时间来加以积累。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就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过程：行动者通过策略性地运用社会关系网络来实现某些特定目的的过程。只有如此，才算是更加准确地抓住了“资本”的核心内涵---只有相关资源处于“市场”条件下，被频繁地加以投资和使用时，它才能称为“资本”.

　　倘若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一个过程，社会资本的三重要素就需要加以重新审视。在过程性概念框架下，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既是社会资本的第一构成要素，也需要被理解为社会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它为社会资本的投资和使用打下基础。而行动者的反应和行动则是社会资本形成的第二阶段，他们需要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动员和使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性行动。社会资本的最后一个阶段则为资源获得。

　　不同领域的研究者还在不断地以自己的研究丰富着社会资本概念。这一概念源头的模煳性和空间一方面使其饱受诟病，一方面却也使各个领域的研究者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其加以建构，使其获得了相当的生命力。⑤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理论进入教育研究领域，大量文献开始就两者的关系做出研究。

　　二、社会资本与教育：联系与解释。

　　在研究者看来，社会资本与教育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教育对社会资本的产生、维持和消亡有着重要作用⑥；另一方面，社会资本也被看作行动者教育经验的重要解释性因素⑦。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第二点，亦即社会资本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行动者的教育经验，又如何能够解释行动者的教育经验。当然，此处的教育经验，主要指学校教育经验。

　　在针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中，科尔曼较为强调社会闭合的作用。社会闭合主要指社会网络的封闭，主要是指代际间的交流、家长间的交往，以及家长和学校的沟通情况。在他看来，当父母与子女之间、父母与社区其他成年人之间的社会交流充分、社会网络封闭性高时，子女就会得到较丰富的社会资本，从而更有机会获得学业成功。社会闭合还可以再进一步分为父母参与和代际闭合，前者指涉家庭内部家长与子女的关系网络状况（包括监督和学习指导等），后者则指向家庭之外家长之间、家长与老师间的关系网络状况。

　　在研究者看来，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学生的学业有着重要影响。在其关于社会资本的经典论文中，科尔曼①指出，家庭背景至少能被分解成三个不同的部分---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由家庭财富和收入来衡量，人力资本由父母的教育来衡量。他指出其他两类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能否有效投资，并有助于孩子的学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孩子与父母间关系网络联系性质的影响。假如子女与父母的联系不紧密或没有联系，那么父母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对孩子的教育而言则没有价值或作用有限（不能将自己的人力资本转化为子女的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有效运用能够帮助孩子从他们父母身上获得人力资本。当然，以网络闭合的思路看来，子女的人力资本获得状况不仅与家长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关，还与他们和家长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有关。科尔曼将家庭中父母角色的缺位（例如单亲家庭）看作家庭中社会资本不足的结构性诱因，并坚信这会对孩子的教育产生不利影响。科尔曼肯定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坚信在传统家庭中生活的孩子比非传统家庭的孩子有更好的学业成就，因为现代社会让很多女性走出家庭，耗费时间与精力在工作上，他们与孩子的互动就此减少。这些主张在后来者的研究中也能觅得回应，例如有研究发现，无论考分还是行为表现，美国传统家庭的孩子的表现要好于其他非传统家庭的孩子。②父母倘若离异，孩子的学业期望就会有所降低，并最终导致学校教育的效果不佳。传统家庭结构培养出的孩子通常能够顺利地从中学毕业，进入大学深造，而来自非传统家庭和兄弟姐妹数量多的家庭的孩子在中学表现出高辍学率。③研究者指出，兄弟姐妹数量众多，会导致父母精力分散，他们与某一子女互动必然减少，因而某一特定子女能获得的社会资本也必然更少。当然，这一解释思路已经超出关系网络闭合的路数，强调的是关系网络链接的强弱属性---后来的研究对其也有颇多质疑。例如针对印尼多子女家庭的研究表明，子女间的关系网络可以作为父母与子女间关系网络的有益补充，较多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社会资本获得。④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描述和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路径。在后来的关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对子女教育成就影响的研究中，基本可觅得科尔曼当初分析家庭内部社会资本时所提的两条线索。一条线索试图从家庭“结构”中寻找社会资本与子女教育成就间的联系⑤，另一条则主要考察“过程”要素---从家庭关系网络内部的互动程度及质量探究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业的影响①。在前一条线索中，研究者经常使用的结构指标，包括家庭中成年人的个数、他们之间的正式关系，兄弟姐妹的数量等。在后一条线索中，研究者常提及的过程性要素则包括互动的数量和质量。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内部社会资本中的“结构要素”和“过程要素”均是子女学业成就的重要预测性指标。而且，尽管在不同文化中养育方式有着一定程度的差异，家庭内部的社会关系与教育结果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可以得到验证。②那么，社会资本到底如何导致了更好的学业成就呢？其发生机制如何？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思路。按照网络双方所连接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这些思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思路是家长通过家庭内部的关系网络将他们的教育期望传递给孩子③，还可透过此类关系网络实现对孩子的监管④，实现对孩子学业的指导⑤，或将自己获得的关于学校的有用信息传递给子女⑥。父母（也包括其他成年人）对子女成长的关注和时间精力投入是儿童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经验研究发现，在父母参与的各种形式中，与孩子讨论学校相关事宜对孩子学业成绩提高的影响至为显着。父母与孩子互动越频繁，就越能够将教育期望传递给子女，进而起到鼓励孩子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的作用。例如，古耶特⑦等人的研究发现，少数族群的父母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教育期望，而这些期望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憧憬。研究还表明，家长与孩子之间关系网络的维持的确还为家长在课余时间指导孩子创造了机会。⑧此外，网络链接的维持还会有助于家长鼓励孩子多花时间在家庭作业上，控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而课余时间对孩子的监督被认为与孩子学业成功密切相关。例如，穆勒和科博⑨的研究发现，课余时间监督得越少，孩子的学业表现就越差。当然，关于父母监督的作用，研究发现也并非总是一致，例如有研究指出，父母直接监督和指导孩子学习对孩子的学业成绩有显着负效应。例如，佩娜和提图斯瑠指出父母与子女讨论问题对孩子能否考上大学有显着正效应，而监督孩子的行为却没有显着作用。对于这一发现，研究者却也指出，其不一定表明父母的监督没有功效，很有可能的原因是所谓的负向选择效应①---越是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父母直接监督和指导学习的可能性越高---但这一假设还需要更深入的因果分析来检验。

　　第二种解释思路是家庭与学校间的网络连接有助于重要信息的流通。有研究者认为，家长与教师和辅导员的社会交流能够为学生带来有价值的制度资源和机会。②例如，家长通过与校方交流，能够获知孩子的学习内容，并且在必要时对学校行为进行干预。③通过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家长能够更加了解学校运行的方式，积极参与学校教育，从而提升孩子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④另一种解释思路关系到社区内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科尔曼曾在研究中发现，天主教中学的辍学率仅为一般公立中学的1/3.这是因为天主教中学的教师和学生更容易通过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

　　高度闭合的网络所产生的规范和制裁能够有助于实现对孩子的社会监督。⑤科尔曼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后来很多研究者的认可。有学者通过研究证实，来自天主教学校的、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学生在数学和阅读上的表现更佳，大学录取率也更高。⑥科尔曼声称，当社区内各个孩子的家长保持交流互动越频繁，他们的孩子就越有可能取得学业上的成功。他坚持认为这种封闭式的两代关系给家长提供了理解和执行社会规范的机会，这有助于孩子学业成功。这类关系网络也帮助实现家长间的信息交换，使得他们甚至能够照看别人的孩子。很多关注少数族裔人群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和韩裔在所生活的少数族裔社区推崇主流文化，追求学业上的优秀表现，这些都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积极影响。⑦还有许多针对宗教参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素养、以及补习机构对移民人群的适应性和学校表现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⑧在教育获得与社会资本的研究中，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定义影响最大，多数经验研究都遵循“社会闭合”的研究进路展开。但近十多年来，布迪厄侧重于社会再生产的社会资本理论也逐渐受到教育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呈迅速增长态势。在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为社会结构的代际复制提供了条件。因而在应用布迪厄的社会资本概念解释行动者的教育体验时，研究者关注的也往往是社会资本的差异为何会带来不同阶层或种族人群学业获得情况的差异。不过，在操作层面，当定义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时，研究者往往又回到科尔曼的传统，虽然在提出问题时使用布迪厄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理论框架，但其所应用的操作化变量仍然由科尔曼的定义发展而来。

　　三、如何应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教育经验：方法论与反思。

　　在教育研究领域，国外多数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以运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为主，探讨社会封闭对于儿童青少年的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者较少在经验研究中应用布迪厄以社会网络资源为主的社会资本概念，已有研究多为质性研究，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也较少被运用到教育研究中。而国内则相反，大量研究引用林南的理论，但多集中在教育系统入学和毕业求职两端，未有深入到学生的教育过程中。

　　科尔曼的社会闭合主要指社会网络的封闭，主要包括代际间的交流、家长间的交往，以及家长和学校的沟通情况。在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常将其操作化为父母指导功课、监督学习、与子女的交流讨论频次与强度等指标。科尔曼对代际闭合可用图1表示。代际闭合形成了一种支持性社群，父母、老师和儿童多方之间的闭合关系有利于各种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从而可以监督、鼓励和促进学生更加努力和更有效地学习。在研究中，研究者常常询问的是家长是否认识孩子朋友的家长以及数量；与老师的联系情况等。

　　社会网络资源的取向较少被应用到教育问题的研究中。不过，该取向的两种操作化路径值一提。其一是提名法。常用的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访者最亲密的5个朋友的情况。其二是林南提出的定位法，主要关注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该方法相信不同职业类型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因此借助了解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成员的职业情况，判断该网络中所嵌入资源的多寡。

　　具体测量指标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就国内相关研究而言，定位法更受学者偏爱，具体测量则较多使用边燕杰提出的拜年网方法，还有胡荣①提出的“红白喜事网”方法。此外，职业声望指标和权力分数也常被用来测量社会资本。

　　国内有关社会资本与教育关系的研究，已经逐渐从理论探讨进入实证研究阶段。不过大多沿袭布迪厄和林南强调社会关系网络中资源的这一理论脉络，以至于多数研究重在分析社会资本对教育机会以及毕业后求职的影响作用③，形成对于社会资本作用的研究“重两头轻中间”现象，即关注社会资本对入学机会和教育结果运用的效应研究，而社会资本在教育系统内部的影响机制仍然是一个“黑箱”.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在教育系统内部的作用则相对被忽略，相关研究寥若星辰，与国外近数十年来的大量实证研究形成鲜明反差。在方法论层面，已有研究的如下问题值得深刻反思。第一，研究者在使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时存在过度泛化的倾向。例如，郑洁④曾调查北京375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但在研究中，研究者并未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家庭或个人社会资本的情况，而是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指示其社会资本拥有量。第二，在不少定量研究中，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并不精确。例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自2003年开始，每隔两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在2005、2007和2009年，调查人员都询问了被访者的家庭社会关系。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又只区分了从“非常广泛”到“非常少”

　　5个等级①，似乎是测量了林南理论中的网络宽广度②，而未及其余。第三，大部分调查尽管名为定量研究，却都不是随机抽样，且样本量从近200到超过7000,跨度非常大，但多数研究样本量在300左右。这就导致很难在一个平台上对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对现实有一个较可靠的认知。第四，部分研究囿于强关系-弱关系框架，而相对缺乏更为宏观的理论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