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译学理论的发展，翻译批评研究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记者围绕着学术翻译批评的现状和学术翻译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采访了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周领顺。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较早关注学术翻译及其批评的，《中国译学大辞典》所立的“学术翻译”词条就来自您2008年的文献。有“学术翻译”，就应该有学术翻译批评，请您谈谈学术翻译及其批评的有关情况。

　　周领顺：译学界有一种说法，就是将翻译学分为三大板块：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和学术翻译，相应的批评也是如此。但是，学术翻译及其批评与前面两个板块相比，明显不振。从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有关学术翻译批评的文章寥若晨星，而文学翻译批评和科技翻译批评，尤其是文学翻译批评文章，却汗牛充栋。学术翻译及其批评之所以滞后，主要是因为它对于译者和译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当然，也有一些导向和观念上的问题。

　　从翻译实践上讲，进行学术翻译就意味着要有深度，毕竟“学术”是“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学术常以学科和领域划分。根据我国译者队伍的实际，外语人在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一般比较欠缺，而作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外语又比较薄弱。这有点像外语人做科技翻译，一般会外语的，做些科普类、知识类的翻译不是问题，但如果做有深度的科学翻译，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文学翻译之所以占的比重最大，是因为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于美的体现。文学具有全人类性、社会性、民族性和真实性等特点，因此就具有了普及性和大众化的特质，也就给任何外语人，提供了一试身手的可能性，给译评者提供了发言的机会。科技翻译及其批评不及文学翻译及其批评的势头迅猛，这是因为科技翻译的经典程度较高，译者的介入程度较低，所以译评者发言权利得到了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说学术翻译对于译者的要求比较高，是否意味着该译者群体比较弱？

　　周领顺：不见得真的很弱。所在领域专家承担翻译任务的，有些非常地出类拔萃，而有些即使不是一个领域的专家，也不乏译学界所说的“学者型译者”。这些专家一般是身兼翻译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人，他们的翻译活动与学术研究是分不开的，这些译者代表主要有：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李青崖、耿济之、瞿秋白、季羡林等。鉴于他们的身份和所做工作的实际，或许把“学者型译者”（scholarly translator）称为“译者型学者”（translatorial scholar），更合乎情理。

　　中国社会科学网：为什么说对于译评者的要求也比较高呢？

　　周领顺：一般认为，评价译作的译评者是内行，或者至少懂行。比如，朱景松等人就高度评价了吕叔湘等人翻译的斯泰宾的《有效思维》和李荣等人翻译的帕默尔的《语言学概论》，认为“两部译著就像两位先生自己所写，流畅自然，让读者把主要精力用在领会书的内容上，而不是耗费在琢磨词句上。译者要有好的汉语译作，不光要精通外语，还应成为所译著作所属学科的内行，成为驾驭汉语的能手。”

　　中国社会科学网：学术翻译批评比较薄弱的原因，除了对于译评者的要求比较高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周领顺：是的。导向和观念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本类型和译者类型这两大方面。

　　传统上认为，学术翻译的对象就是学术本身。比如，陈生梅认为，“学术翻译，顾名思义，指的是学术类著作的翻译，即着重问题意识的思考，概念分析，而不是消遣娱乐类书籍的翻译。”但是，有没有人的因素呢？具体地说，是译者类型方面的原因。“学者型译者”所进行的翻译，虽然文本上偏重文学，但或许可看作超出学术著作本身之外的另一种学术翻译。

　　不管是文本类型还是译者类型如何，所谓学术翻译，都是对于原文意义的求真。从这个角度讲，即使对于文学翻译也不例外。也就是说，面对原文意义求真并以研究的态度对待的，都应该属于学术翻译及其批评的范畴。我在《中国译学大辞典》“学术翻译”词条所定义的“以研究为目的的笔译”，并不十分全面。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从文本和译者两个方面对学术翻译批评进行考量有什么根据吗？

　　周领顺：从“学术翻译”的英语表达，可以看到，作文本和译者两方面的考量是有根据的。

　　“学术翻译”的英语表达有两个：academic translation和scholarly translation。前者是针对文本及其内容本身而言的，而后者的scholarly却是由“学者”的scholar派生而来的，因此就不能不说有人的因素的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网：对于学术翻译，具体该怎样开展批评呢？

　　周领顺：该怎样开展批评，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主要受到文本类型因素和译者类型因素的制约。

　　第一，文本类型因素。文本经典化程度渐低的过程，也是通俗化程度加强的过程。

　　第二，译者类型因素。比如译者是学者型译者还是别的什么身份，产出的译文，自然是有差异的，并主要体现在对原文意义的求真程度和译者介入的程度，比如译者为求得更大程度上对于读者群利益的务实而删改原文、简写原文等。

　　考察译者的介入程度，就是为了追求翻译批评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开展翻译批评，不能局限于规定性研究，更要重视描写性研究，只有这样，方能在总结文本类型和译者行为规律的前提下，给后来的翻译者以指导，也给后来的译评者以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能否谈一下学术翻译批评的未来发展趋势？

　　周领顺：怎样开展学术翻译批评，主要是个认识问题，只有突破传统认识，立足翻译现实，才可能纠偏，才可能使这一领域实现真正的繁荣，也才可能使之与文学翻译批评和科技翻译批评实现齐头并进。

　　在认识问题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传统上解读原文的意义，虽然比较适合学术著作等经典程度较高的文本类型，但解决不了翻译过程中人（译者）的因素，比如译者为了达到更大的市场务实效果而“明知故犯”。对于经典文本来讲，译评者看到的是意义再现得“准不准”，而对于翻译活动中的译者而言，他更关注语境中与读者互动效果的“好不好”，因此出现偏离原文意义的现象在所难免，若译评者仅用一元的标准去评判，未必不失偏颇。所以，将翻译内和翻译外、文本和译者、静态和动态、语言和社会、译者心理和社会环境、译者的有意和无意，以及译者的身份和角色等多角度进行相互比对，才可能得出全面和客观的结论。其次，鉴于学术著作涉及考古类、宗教类、公文类、科技类等文本类型，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严肃或经典程度不同，译者类型不同，面对原文意义的求真就不会那么纯粹。再次，从哲学上讲，原文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即使不涉及译者而仅仅求取原文意义之真，也无非是向真理不断逼近的过程。

　　综上，虽然目前学术翻译批评可能因导向和观念上的偏颇而使该领域出现沉寂，但学术翻译批评未来有很大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