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西石刻总集辑校》被举报有严重质量问题，举报人称，书中错漏逾万处错漏字数多达数万字。仅一通三百多字的民国石刻，错误就多达五六十字。这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的子课题成果，如今被撤销课题，追回80万研究经费。但是，比处理结果本身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学术作风和验收机制问题值得深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因此而蒙羞。课题负责人回应称，引用的文献原本存在错误，因此不是课题组的错。有的专家批评说，“中心思想几乎就是承认本书是大规模抄作业，抄错了是因为被抄的做错了，问题是这笔经费给你是为了让你抄作业吗？”的确，要是课题组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法官能说判案依据是被告证词，自己判错了是因为被告错了吗？记者写稿子，能胡乱引用不负责任的话，然后说自己没错吗？显然，这种逻辑太荒谬，狡辩太低劣。值得注意的是，举报人还是业余的民间研究者，专业学者拿着国家几十万课题经费反而错得一塌糊涂，实在有损学者颜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本书暴露了评审机制的弊端。包括北大教授在内的多位学者对这本书不吝赞词。这就令人奇怪了，他们到底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如果认真读过，作为专业学者不可能对全书上万个错误都看不出来。一位北大教授称赞，课题组“除了依凭传统文献学的稽考办法外，还采用以石证石和以石刻原件与拓片等其他传世文献互校的方法，尽可能地做到读碑精当，校勘翔实，还原石刻文献的原貌，保证了石刻的文献价值，这是这本总集辑录文献时一个用力最大、取得成就最值得注意之处。”这段话和事实显然自相矛盾。要么，是课题组水平太差，用了这么多方法还是无效；要么，是评审的教授压根没看，连评价的文本也是课题组提供的。而且，这本书2016年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这个奖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偏偏混进了镀金的劣质产品，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评审环节的把关作风。当然了，出版社也难辞其咎。正如举报者所追问的那样，抽样检查差错率高达万分之一千以上，居然还能出版，出版社是怎么把关的？毫无疑问，继演员翟天临博士论文造假之后，这会成为学术界又一个标志性事件，也为贵州文史研究者敲响了学术作风的警钟。比如说，有一部洋洋洒洒上百万字的著作，我翻了翻就放弃了，实在没兴趣引用。全书堆砌资料，说它是编年史的传统吧又不对，因为编年史的作者在资料考证上是要下苦功夫的，而且秉持“述而不作”的信念，“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更要命的是，全书缺乏梳理研究和总结提炼，这样给人的启发就有限，很难为服务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参考价值。盛世修书，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也伴随而来。各行各业都在为中国崛起快马加鞭地攻坚克难，但是，光快不行，还得好，学术攻坚也要作风踏实。（记者  肖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