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是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也是国力角逐的新话题。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蕴涵着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统一、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一元指导与多样并存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五个统一”,对于坚持政治导向、增强价值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和强化国家政治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时代审视。

　　近年来，利益多样、思想多元以及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渗透，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都强调：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意志、提振信心，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思想共识、汇聚精神力量。因此，审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对于坚持正确导向、增强价值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和强化国家政治安全，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话语权利与话语权力相统一。

　　话语是一种表达交流的符号系统和工具，更是一种承载特定实践功能并产生意义的权力形式。话语权蕴涵着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双层意义。“话语权利”是人说话和发言的资格和资质；“话语权力”是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影响支配他人和社会的能力和程度。每个人都具有话语权利，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并不是每个人的话语都具有权力或同等权力，话语权力的形成受个人身份、社会地位以及诸多因素的形塑限制。话语权利是一种潜在的权能和利益，而话语权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控制权和支配权，要使潜在的话语权利转化为实在的话语权力，要靠个人努力和实践争取来获得。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具有明显区别的同时，二者也是紧密联系的：第一，话语权利是话语权力的来源和基础。话语权力的产生和实现，是以话语权利的获得为前提的；第二，话语权力是话语权利的保障。人们可以通过合理的话语形成一种公共权力，高扬话语道义，保护弱者，使人们的话语权利得到保障；第三，话语权力让位于话语权利。话语权力是工具和手段，而话语权利是目的，一切话语权力都是围绕话语权利来设计和实施的。实质上，话语权就是话语资源的分配。“人人普遍享有”是话语权利分配的应然格局，但由于阶级的存在，“是否享有与享有多寡”则成为话语权力分配的实然格局。因此，话语权既体现普遍性享有权利的文化维度，又体现差异性支配权力的政治维度，是文化维度和政治维度的有机统一。需要强调的是：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关键在于其背后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不断地被强化，而这种被强化总是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最终成为统治和管理社会的力量，其他文化形态受其制约，从而构建一个最符合权力支配者利益的政治秩序。事实上，争夺话语权，关键在于争夺意识形态与制度的指导权、解释权和人民信任权，进而争夺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具有绝对的资格和资质，而且在当前意识形态交流交融交锋中理应发挥着决定性的凝聚力、辐射力、渗透力。作为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话语汲取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和普通大众话语的有机营养，从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层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导话语，起着领导作用，不仅具有话语权利的资格和资质，更具有话语权力的控制力和支配力，发挥指导党的政策、影响人们的思想、整合社会思潮以及推动实践的功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与满足当代中国实践需求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不仅权能层面的话语权利受到威胁，而且控制权和支配权层面的话语权力同样受到消解。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振聋发聩地指出，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一切话语的关键就是争取领导权和管理权。当前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根本在于巩固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思想理论通过文化教育等方式让广大民众普遍接受和认可，在大众的公共生活领域中确立统一的文化共识和价值认同，这是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权的先决条件；政治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价值理念通过话语诠释、法律政策、舆论传播等形式，主导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方向，自上而下地形成统一的政治导向和政治共识，这是构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权的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从文化领导权中孕育产生的，并在文化领导权的拓展和深化中形成巩固的政治领导权。

　　二、理论制高点与历史制高点：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

　　意识形态获得话语权的关键，在于其依据的哲学基础是否科学。没有科学的哲学作支撑，其意识形态往往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毫不吝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1]（P22），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科学揭示了一个时代统治观念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P98）也就是说，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利用其政治统治资源和优势，同样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而具有财富创造上的话语优势。二是用“科学性”话语彻底改造了“人性论”话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规避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抽象的人”的话语陷阱，提出了“现实的人”,从而奠定了自身话语权的根基。三是科学设置主导性议题。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要形式是围绕“根本问题”而设置的主导议题。由于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中无产阶级的被支配地位，决定其不可能形成优势经济力量，财富创造者的身份被刻意模煳与颠倒，在关乎“谁最符合人性”的抽象争论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据道德制高点和优势话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优势就在于通过科学理论冲破资产阶级的思想牢笼和颠覆其道德制高点，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趋势上提出问题、设置议题，通过设置主导性议题而把握思想领导权和话语权。

　　正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科学性，自然而然地推导出它的革命性。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普适性”、虚伪性和欺骗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从一开始就对其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毫不掩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所代表的人民大众利益，“正是他（马克思）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3]（P777）表明自己的理论不是理论的说教，而是彻底地改造社会，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实现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服务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阶级性与革命性统一了起来。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品格。正是两者的有机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站在历史的道德制高点上获得话语优势，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提供话语支撑。任何轻视科学理论的作用、歪曲无产阶级革命的话语倾向，都是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解放事业的干扰和背离。只有将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近年来，“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肆意泛滥，历史虚无主义、新儒化思潮、民粹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沉渣泛起，其实质都是企图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事实上，用价值观消解理论思维或者贬斥思想理论，不仅无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而且助长了错误价值观的泛滥，最终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对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抵制，最锐利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不仅要抓住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折衷主义、不可知论、庸俗哲学的“伪科学性”这一关键点，而且要通过理论制高点站在历史制高点，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上，以理论前瞻性和预见性赢得话语权。离开科学性谈社会主义、离开真理谈价值、就价值观谈价值观，必然导致价值观的混乱与迷失。

　　三、政治立场与以人为本：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党性立场主要体现在：一是毫不掩饰历史唯物主义的党性，充分地展示了自身的阶级性。针对资产阶级哲学虚伪的“超阶级”“超党性”谬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不隐讳自身的阶级性和党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P15）二是有无党性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针对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空谈“人性”和“普遍的爱”,恩格斯认为有无党性是区别真假共产主义的标志：一方面批判“这种社会主义”[4]（P659）刻意抹杀自身阶级性、党性的“假面”,另一方面高度评价法国工人自觉扞卫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而提出鲜明的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也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关键。三是从党性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政治纪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党性立场决定人民性的本质。任何政党主办的宣传媒体，都履行着该党的“喉舌”功能，都在立场和导向上体现该党的宗旨。坚持人民性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也是党的思想宣传和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多次提出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决定了它具有“人民性”并体现人民精神。[5]（P153）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媒既要站稳党性政治立场，又要以人为本，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党性重于泰山。来源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且为了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人民的利益为党的利益，除此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性既来源于人民性又集中体现人民性，党性与人民性与生俱来、共荣共生。就话语权而言，作为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不仅要站稳政治立场、增强政治意识，也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还要遵循话语传播规律，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既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又传播好中国好声音、中国主旋律、中国正能量。但是，现实社会中出现了不少噪音杂音，诸如，在党和百姓之间替谁讲话的离奇发问、在党和群众之间选边站的荒唐排队等错误现象，都是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疏离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积极发声，敢于亮剑，决不允许其消解意志、毒害民众、涣散民心。

　　四、引领整合与亮出底线：一元指导与多样并存相统一。

　　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是要以包容发展的心态，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向当代中国客观现实的理论诠释能力。这就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如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处于指导地位，与多样化社会思潮并存也是客观现实。面对其他社会思潮，我们既要引领整合，也要亮出底线。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之所以处于指导地位，是因为它既具有科学真理性，又具有价值合理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认识世界、洞察社会和分析问题的伟大工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社会发展规律三大思想体系出发，不仅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时至今日，面对现实的矛盾困惑和各种思想激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仍成为我们甄别和评判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锐利武器，仍不断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表达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具有广泛的价值合理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在它指导下，无产阶级真正成为历史主体，自己解放自己，让思想冲破剥削阶级牢笼，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一元指导，并非不允许其他社会思潮存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多样化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和文化等社会意识和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人们的精神境界、文化水平、道德修养、心理素质、思想觉悟等方面也具有复杂性和层次性。因此，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成为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最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引领整合和亮出底线。对各种社会思潮，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社会基础、现实依据、利益诉求，特别是它背后的实质：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还是属于政治问题。一方面，对思想认识问题的社会思潮，要引领整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仅要教育引导各种思潮实现话语转变，而且要借鉴和吸纳其他话语体系中合理的话语内容和语言风格。另一方面，对政治问题的社会思潮，要亮出底线。马克思主义在涉及重大原则是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地亮出底线、划界驳斥，否则就会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一元指导与多样并存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存的。在一定程度上，一元指导对多样并存发挥的是融合引导的作用。而这种融合引导，需要以多样并存为基础，离开了“异”,离开了多样并存，就失去了一元指导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一元指导是多样并存的保障，多样并存是为一元指导服务的，二者不是相互拆墙而是合作共赢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多样并存包含着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的问题。多样并存中的认同，其实就是多样并存中包含的一元指导问题，是通过教育引导的方式实现的。虽然某一价值主体并不认可其他价值主体所肯定的价值，但能理解和尊重其他价值主体的价值选择，承认其他价值主体的价值观念及合理性。这并不意味着共识各方必定会形成完全一模一样的价值观念。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及时抛弃一元指导内部不协调和不良因素；另一方面要主动创新观念，理解和尊重多样主体各自的权利、责任和选择，依赖于多样主体之间对一元指导所体现出的标准和规范的认同，加以引导。

　　五、与时俱进与检验真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不是凭空捏造、思辨冥想的结果，而是来源于实践、形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逐步确立的，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才能增强其话语权。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结合。“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P681）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其话语权的实际运用也要反映时代诉求和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提供理论指导，也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增强其话语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广大民众开始接触并逐渐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也开始了民族化、具体化和本土化进程。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指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才成为社会民众所认同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与时俱进是理论的品格，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检验真理是实践的品格，实践是检验理论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前，由于受西方“话语霸权”、网络化负面作用、市场化负面效应、多样化社会思潮蔓延、思想理论领域内的杂音噪音以及宣传思想工作简单化倾向等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力、控制力、规范力、整合力、凝聚力、影响力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征程中，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增强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诠释能力，使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辐射力和渗透力；与此同时，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增进利益认同的方式推进意识形态的大众认同，从而形成广泛的道德文化号召力和感染力；另外，还要根据社会生活实践的新变化，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面向基层、面向大众，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充实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盛行于当代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消解论、意识形态虚假论、非意识形态论等，无一不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辩证关系，实质是解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话语权，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