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学术积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儿童文学史料建设滞后即为其中之一。

　　全面搜集历史文献

　　近百年来，很多学者为中国儿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有不少人并不为后世学者熟知，葛承训就是其中一位。1934年儿童书局出版《新儿童文学》一书，作者葛承训在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但在各类数字图书馆和数据库普及之前，许多民国老旧图书大都被束之高阁，即便专业研究者亦很难得见。因此，《新儿童文学》及其作者葛承训在儿童文学史论著中仅有只言片语的描述和呈现，其本真面目相当模糊。

　　对老旧书刊等第一手资料的研读是接近和触摸当时社会最可靠和基本的路径之一。通过书刊走进历史现场，方能察觉到历史的丰富性。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除鲁迅、周作人、郑振铎这些为人熟知的学者外，还有一大批致力于儿童文学发展和建设的“陌生者”，如胡怀琛、严既澄、葛承训。除研究儿童文学之外，他们或为国学大师或为教育专家。但在儿童文学领域，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仅局限于某些理论篇什，对他们横溢的才情、丰富的建树并不熟悉。因此，惟有通过品读第一手文献，才能还原历史现场，呈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文学研究的真正面貌。

　　以葛承训为例，他曾出版论著《一个女孩的心理》《儿童心理与兴味》，译著《儿童心理学》，编撰《儿童各科教学发凡》《幼稚园的管理》等图书，在《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小学教师》等杂志上刊发论文。但迄今为止，儿童文学界对葛承训的研究很少，他编著的书籍大多踪迹难寻。如葛承训辑的《儿童谣百首》，《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等都曾提及此书，彭维金编纂的《民间文学书目汇要》在民间歌谣书目中收录该书，注明是葛承训辑，儿童书局出版。但是除以上简单信息外，检索各种数据库、通过各种方法搜索，都未能查到更详细的信息。

　　1935年葛承训撰文《积极视导的几项具体办法》，刊发在《江苏教育》第4卷第五、六期合刊上，该刊载有作者小传，这是目前所知为数不多的葛承训个人资料。这篇小传概括了葛承训编订课程、参与学社和从事著述等事迹。1949年之后，关于葛承训的报道和著述文字极少，仅在1960年的《中华教育界》第2期附刊上可以看到其写于1948年12月的旧文《小学课程标准之研究》。

　　近年来，葛承训的后人致力于整理搜集葛承训的各种文字，欲编辑为文集，其中葛承训的手稿《四十自述》对研究界来说是极为珍贵的资料。1932年，葛承训在杭州师范担任儿童文学讲师，他在自述中说：“当时幼师课程标准，教育部尚未颁布，会同校长等草拟课程，呈厅备案。幼师科教育科目，由我担任；并任《儿童文学》一门，自问毫无研究。抽暇搜集儿童读物，并与尚仲衣、罗迪先两先生商讨，自编讲义，后来加以修饰，即托儿童书局出版，名称《新儿童文学》。半年教授，当以此为心血的结晶。”这是葛承训自述中与《新儿童文学》写作直接相关的文字，对考察处于发生期的儿童文学理论有重要价值。其后人还通过回忆录等方式还原葛承训晚年生活，于书刊文字之外，多维度勾勒、还原这一儿童文学研究者的样貌。

　　系统整理学科史料

　　葛承训的情况在当前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有一定代表性。换言之，这一个案折射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和史料建设令人忧虑的一面。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研究格局中，儿童文学史是较为薄弱的版块，因为儿童文学史问题的探析与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学科史料建设。为此，撰写《台湾儿童文学史》的洪文琼也曾感慨：“儿童文学之所以不受重视，或许是源于本身缺乏学术性研究所致；而学术性研究的范畴虽广，仍当以史料为先。”这种论断与王瑶、唐弢等老一辈学者讲究“论从史出”的观点暗合。

　　较之基础理论、作家作品研究，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贫瘠与史料建设意识的薄弱、史料搜集的匮乏有紧密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史建设之初，就有胡丛经、盛巽昌等留心于儿童文学史料的搜集、研究。但整体来说，中国儿童文学史料建设格局较为单一，进入儿童文学史视野的史料大多为作家的自传、回忆性文章。如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出版叶圣陶、冰心、陈伯吹等29位儿童文学家的回忆录《我和儿童文学》，记叙他们如何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现代儿童报纸史料》也采用这种模式，收录亲历者的回忆性材料。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大师与儿童文学史料集及海豚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名家散失作品集”等民国儿童读物，可谓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史料的一种努力，但成规模、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出版儿童文学史料等工作仍需进一步展开。

　　首先，较为便利、切实可行的是及时吸收研究界最新成果，打破中国儿童文学史料叙述的封闭格局。例如，1921年12月31日，胡适作了《国语运动与文学》的讲演，其中谈到：“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养成儿童底文学的兴趣，也有多大的关系！”这篇演讲经郭后觉整理，发表在1922年1月9日《晨报副刊》上。作为胡适的一篇重要文章，《国语运动与文学》曾先后收录于《胡适精品集》《胡适学术文集·语言文字研究》《胡适文集》等书籍中，考证其出处并非难事，但儿童文学研究界未能及时吸收这些成果。此后，儿童文学研究者经常引用胡适这篇文章，但常弄错其出处，仅有《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一书明确标注其出处为《晨报副刊》1922年1月9日。

　　其次，回到第一手资料，对那些看似定论，实则语焉不详、出处不明的论述进行质疑与勘误。例如，《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等多部儿童文学史著作都认为，创办于1921年《妇女杂志》上的“儿童领地”是“五四”时期刊发儿童文学的重要平台。但翻阅当年的《妇女杂志》，即可发现此论述的两点失误：“儿童领地”栏目创办于1920年，而非1921年；该栏目属于家庭俱乐部之下的一个专栏，是给儿童刊发“思想心得和成绩”的乐园，而非刊发儿童文学作品的园地。儿童文学研究需深入研读史料，这是儿童文学史料建设需要注重的着力点之一。

　　最后，拓展儿童文学研究视野，从多个维度着手，促进中国儿童文学史料的建设。中国儿童文学史料建设要着眼于过去，突破儿童文学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作家作品研究的格局，不断开阔理论视野，吸收新的理论资源。此外，还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充分挖掘当代儿童文学实践中富有史料价值的资源，丰富中国儿童文学史料品类。其中口述史整理就是亟待开展的史料建设工作之一。中国儿童文学界有一批“常青树”：圣野、蒋风、任溶溶等。他们均已90多岁高龄，仍活跃于儿童文学创作、评论、翻译等领域。他们不仅是现代儿童文学的参与者、建设者，更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活历史”。再则，对诸如葛承训这样不太为后人所知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寻访其后代，在访谈的基础上辅以手稿、遗著等资料整理研究，应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或者补写历史，呈现其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价值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传媒研究”（18BZW14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