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键盘写作的时代，很难想象手写时代一部部经典文学作品的诞生所耗费的心血。不久前，以“初心与手迹”为主题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让我们一睹手写时代的精品，更让我们回望那样一个时代的文学景观。从一行行手写文字中回望那样一个时代，让人着迷与沉思。

　　此次展出的作品包括《青春之歌》《上甘岭》《小兵张嘎》《新儿女英雄传》《平原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保卫延安》《红旗谱》《上海的早晨》《李自成》《创业史》等21部具有文学史价值、历史意义与时代精神高度契合的红色手稿。

　　以此次手稿大展为依托，“初心与手迹——中国当代文学红色经典融媒诵读会”以历时近八小时、六省市联动的全媒体直播形式，邀请作家亲属和业界专家的点评、诵读、访谈，展示红色经典手稿及其背后的故事，赋予不老的经典以新的容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融媒传播跨出的第一步。

　　英雄时代的颂歌

　　“暗淡的暮色，从远处的山头慢慢移来，低空里压着黑云。忽然，嘶哑的汽笛呜呜长鸣起来……”这是长篇小说《红岩》原稿第一章的开头，手稿上作者的黑色钢笔字迹与编辑删改的红色墨迹清晰可见。

　　《红岩》塑造了革命英雄的范式。这本1961年出版的小说，后来更因为改编电影《烈火中永生》于1965年上映影响更为广泛。这部小说的出版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组织生产的一次经典案例，我们今天看到它的两位署名作者是罗广斌和杨益言，他们是重庆解放过程当中的两位幸存者”。

　　据悉，这本书最初形成的时候还有另一名作者，三个人一起寻访查找资料也作报告，在作报告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初步的创作过程。罗广斌在作报告讲到小萝卜头的故事时，一次比一次讲得更具体，也一次比一次讲得更生动。1956年，他们三人一起合作出版了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此后，共青团中央和重庆市委希望他们把这部回忆录改编成长篇小说，由罗广斌和杨益言主要负责。创作过程中，有关方面还邀请了各方面人士给他们献计献策。

　　到1960年的时候，罗广斌和杨益言又得到一个机会到北京参观相关的各种文物，并且他们读到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获得了一个思想和理论方面的指导，此后，他们创作出来的第四稿就被认为是面目焕然一新。我们今天看到的《红岩》其实是1961年12月出版的第五稿。

　　《红岩》塑造出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形象，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这些人物形象中一部分有真实的历史原型。小萝卜头这个人物形象的原型是宋振中，出生仅仅8个月就跟随父母一起被带到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他在1949年被杀害的时候年仅8岁，是共和国年纪最小的一位烈士。

　　《红岩》重印了很多次，印数达到了400万册，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它的总发行量已经达到800万册，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中发行量最大的一部小说，到现在为止这个记录依然保持着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而且迅速被改编成了歌剧、话剧、电影、戏曲、评书、连环画等等，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再次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一份“2019年7月非少儿类畅销书排行榜”中，《红岩》赫然在列，这份书榜包括《围城》《活着》《三体》等。

　　电影《上甘岭》很多人耳熟能详，那首电影插曲《我的祖国》更是跨越了两个世纪，唱编了大江南北，但很多人却不知道，这部电影改编于同名中篇小说，原作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作者陆柱国，一位解放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和编剧。《上甘岭》编剧和导演之一林杉在朝鲜战场采访时写道：“在上甘岭山头阵地上，抓起一把土来，就能看到里面夹杂着人体的碎骨……”

　　《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傅逸尘评价：无论是歌曲《我的祖国》还是电影《上甘岭》，是通过一种质朴的诗性的表达，通过细节和意向的描摹，传递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么多年过去，我们还是会为作品所表达出来的爱国主义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精神所震撼，这是经典的魅力。

　　青春之歌因爱情而悦耳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是作者杨沫的自传体小说，因其特别的视角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一部全面反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展现了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个历史时期，北京的一批青年大学生为了反对封建统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而进行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真实、生动地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由之路。

　　《青春之歌》的出版过程充满波折。由于小说围绕知识分子生活经历展开，与抒写工农兵的文学主流相游离，当时的出版社拿到初稿后犹豫不决，最终要求杨沫找名作家写审读意见。如果受到专家的肯定，那么小说就可以出版。当时的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欧阳凡海写了六千字的分析意见，其中“缺点比较多”，出版社于是放弃了这部书稿。

　　杨沫后来将书稿辗转给了另一家出版社。由于纸张严重紧缺等因素，小说的出版一再延宕。几经周折，《青春之歌》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令杨沫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就发行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到1990年止，累计发行500万册。

　　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最为有名的事件是读者郭开尖锐批评杨沫“以同情的态度写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写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从而在《中国青年》《文艺报》《读书》等报刊引发关于《青春之歌》的大讨论。

　　1959年《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著名作家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肯定《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茅盾指责武断粗暴的批评者：“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这就会陷于反历史主义的错误。”

　　1959年初，在波及全国的《青春之歌》大讨论中，杨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同名电影最终在全国放映，资料显示，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满，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因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今天，很多人认为《青春之歌》对读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感情戏，这显然是后来的流行观念解读革命时期的文学，让人不禁又一次想起茅盾先生的批评意见。不过，那个时代的《青春之歌》也确实因为其对人物爱情生活的叙述和描写，成为一个“另类”；作品也因为爱情题材而受到当时年轻人的追捧，一些读者甚至是通过传抄本阅读到这部小说的。

　　1995年12月，杨沫去世。在追悼会上，“《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成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大潮中的城市风景

　　“虽然是白天，太阳老高的，可是走进咖啡馆光线就暗下来。登上旋转的楼梯，向右手那间舞厅走去，周围的窗户全给黑布遮上，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舞池两边的卡座上有一盏盏暗弱的灯光，使人们感到已经是深夜时分了……”四卷本的《上海的早晨》是21部“红色经典”中又一部很特别的作品，它是唯一的一部城市题材，具有史诗般的风格。

　　而作者周而复的手迹特别吸引记者眼光，是因为他也是一位书法家，郭沫若曾称其书法逼近“二王”。赵朴初《周而复书琵琶行》诗赞：“欧书端严可南面，气清骨重胎羲献。白公长歌千载传，琵琶实胜长生殿。”

　　这部作品创作于周而复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出任统战部干部时，参加过工厂和商场的“五反”运动，在对企业进行工商业改造的工作指导中，积累了丰富素材，让他立志要写一部反映上海经济历史变化，即对工商业进行社会改造这段历史画卷进行一个文学定格。与1930年代茅盾写里程碑式的作品《子夜》一样，周而复着力于给中国历史画卷一个全景概括。评论家王尔龄称：“《子夜》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上海的早晨》则是另一部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李林荣认为：《上海的早晨》在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确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叙事的空间，写出了从旧时代迈向新时代的上海这座城市中变动的阶级关系。同时还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展现了阶级关系巨大变化中新的人物形象，徐义德等民族资本家勾勒和刻画得特别生动。民族资本家是属于我们国旗上面四颗小星星当中最后一颗，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在迎接新时代的时候本身就是责无旁贷，成为新时代的建设者。

　　在当代文学史上，像周而复先生这样数十年坚持一个理念，把一部作品用几卷本的形式在历经磨难历经考验的情况下坚持写到底，描写一个在当代文学创作题材当中特别难以处理的城市题材，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百年来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当中，累计下来关于上海这座城市全景式的描写的长篇力作寥寥无几。

　　从构思执笔到完稿，《上海的早晨》经历了27个春秋，被誉为“一座文艺的长城”。

　　扎根于时代土壤的“红色经典”，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有着非同寻常的启迪。“红色经典”作家们的创作，来源于他们各自的战争经历、革命历程，管桦创作的《小英雄雨来》，来自于他抗战时期穿越烽火线时，带路的少年在枪林弹雨中倒在他的身边；《清江壮歌》的主人公刘一清就是作者马识途的妻子刘惠馨烈士；《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是解放战争年代的战地记者……姚雪垠为《李自成》研读了几百部李自成文献，抄录资料的手卡将近一万张；柳青为了写作《创业史》，到了长安县的皇甫村深扎了14年……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足够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