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批评家，始终是文学现场里的鲜活力量。

　　9月12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与《鍾山》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在南京举办。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云南的20多位青年批评家就“先锋之后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径”、“青年写作中的乡村与都市”、“当下文学中的历史与现实”三大主题畅所欲言，深入对话。

　　9月12日，由《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与《鍾山》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在南京举办。“这三个话题设计得很有意思。第一个问题是先锋与现实主义，第二个问题是乡村与城市，第三个是历史与现实，这三组概念看上去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又都是融合的，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说，当我们把这三组概念放在一起审视，既是讨论这些概念在过去的文学创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也是在回应当下的创作焦虑，更是在想象未来的一种文学图景。先锋和现实：更虔诚地对待生活

　　“199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有一点点向故事回归。”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说，这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小说的核心应该是一个故事。“但身处信息社会，如果作家对应现实的方式都来自新闻，如果小说就是找一个篮子把故事放在一起，那么哪怕是面对余华、刘震云这样曾经非常先锋的作家，我们肯定也不满意。”

　　暨南大学教授申霞艳对作家而言，她相信今天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故事素材频频出现，但这也是一个极富挑战的时代，因为如果只是需要故事，一部手机就可以让生活充斥着无穷无尽的新闻。“生活技术之变带来了便捷，但我认为，作家其实应该重新向路遥，向非虚构写作学习。”申霞艳提到，为了写好省委书记，路遥曾拜托书记家的保姆带他偷偷观察书记家的角角落落。虽然“黑馒头、白馒头”的问题在今天不是问题，但路遥深入实地的处理方式对今天的作家依然有借鉴意义。此外，这几年非虚构写作引起社会那么大关注，或许也和人们已不够相信“书斋里的想象力”有关。

　　“说白了，作家应该以更虔诚的态度对待生活——更尊重生活体验的展开，更留意生活细节的捕捉，将故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新放到一个高度去考虑。”申霞艳感慨，现在的小说越来越厚，在书橱里越来越占“空间”，但这个“空间”是不是也在稀释我们对主人公的感情，对土地的感情和对世界的感情？“我想，现实主义主要还是一种精神，是我们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非常谦卑，非常诚实的态度。”

　　乡村与都市：打破过去的文学想象

　　去年，一部名为《猪嗷嗷叫》的小说引起了中国社科院民文所研究员刘大先的注意，因为他发现青年一代的乡土经验已逐渐消失，能找到一部纯粹的乡村题材作品实属不易。

　　中国社科院民文所研究员刘大先事实上，乡土中国也正在日益地变成城镇中国。在抖音快手里，在微信公号里，乡村文化或许是农民的歌舞大赛与时装秀，也或许是盖在山崖边的文艺民宿。传媒世界抽取出乡村文化的某些符号，进而无限放大，造就一个个和农民的真实日常生活其实截然分离的文化景观。在刘大先看来，这样的“分离”有商业的因素，有地方政府的发展考量，也有农民自身的需求，不能简单地评定“谁对谁错”，“文化从来不是自为存在的，它的主体应用一定是人。当人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情感结构发生变化，文化肯定会随之变化。只是我们要意识到，此前有关乡村和都市的任何本质化的文学想象已经失效了。”

　　“在北上广之外，还有一些小城市处在一种城乡结合部的状态，我们不能把它理解成乡村的升级版，或者是都市的未成熟版，它自身就在一个独立且不断变化的状态。面对始终流变着的现实，我们要做的是，打开对这种流动现实的想象空间。”刘大先提及，徐则臣写过一篇《狗叫了一天》，讲的就是城乡结合部的故事，这种城乡之间的状态是一种过渡式的、半成品、建构中的状态，也是当下中国最为普遍的状态，它看似粗糙、简单，但被赋予生机，充满变化，谁也不能预知未来但是潜能无限。

　　《文艺报》编辑行超也认为，当下时代的都市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提供关于都市的符号化、景观化的想象，那种一眼看上去不太像都市文学的作品，反而有可能蕴藏着都市文学新的可能性。

　　《文艺报》编辑行超“班宇、王占黑等青年作家的作品，很少被放进都市文学的范围去谈，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咖啡馆、霓虹灯，这代人对于都市的现代性经验已经习以为常，他们更关注的是其中个体的命运。但恰恰是这些人物的命运，牵连着我们这个时代深刻的都市经验。比如下岗工人、城区改造和搬迁，这些都是当代都市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标志和影响的事件。因此，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或许更能代表今天都市文学的样子。”历史与现实：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

　　去年，“90后”作家周恺以四川乐山方言写就的长篇小说《苔》在青年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风头极盛，斩获了《扬子江文学评论》2019年度文学排行榜等多个奖项。这引发了一个疑问：“当青年作者在开始写作的时候，重新处理革命等经验是否有效？”

　　在论坛现场，岳雯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今天的许多青年写作者看来，或许很多人觉得革命过于宏大，与今天的切身经验并无关联。但是这一判断需要放到具体的语境中去讨论。四川是一个“全国地方性”极为突出的地方，对于四川来说，近代以来始终被地方认同的问题所困扰。处理革命经验，说到底，其实就是在处理地方性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问题。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岳雯从这个意义上说，《苔》固然有对于新历史主义的继承，强调偶然性和暴力，但是从根本上，它讲的还是身份认同——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地方，当大门被打开，世界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如何与世界互动，以及在互动过程中的接纳、排斥、抵抗等等多重关系的此消彼长。“我想，周恺之所以要写《苔》，是要与自己的核心问题对话。这就是当下文学中历史书写的价值所在。同样的，作为读者的我们在《苔》中看到的不仅是四川乐山一地，我们也隐隐约约看到了中国的影子，它兼具了特殊性与普遍性。因而，历史也是能照亮现实的。”岳雯说，“我们能借此展开想象，以文学的方式想象性地解决当下的各种焦虑，比如逆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影响等等。所以，我以为，无论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我是谁’的问题，解决一个时代的核心问题。”

　　作为《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品牌活动，青年批评家论坛旨在进一步发掘青年批评家的话语力量，聚焦新鲜文学现场的前沿热点话题，引领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新方向。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汪兴国对当下文学批评提出期许，希望新时代的文学批评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充分发挥激浊扬清的重要作用，及时关注、主动走入活跃火热的文学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