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学校开学，儿子儿媳因每天忙于上班工作，经小夫妻俩一番商量后，决定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来，接送七岁孙子的每天上下学。这天，我接孙子放学路过农贸市场，大老远就闻到扑鼻的烤红薯香味。孙子便缠着我说：“爷爷，我要吃烤红薯。”我说：“烤红薯有什么好吃。”孙子不依，拉着我径直走到烤红薯摊前。

　　摊主是位老者，中等个儿，穿蓝汗衫，肩搭毛巾，背有点驼，脸颊黝黑，双手粗糙，话语甜蜜，招揽生意。“自家地产不打农药的纯天然红薯，木炭火烤，干净卫生，营养强体，好吃实惠”。老人叫卖着，一脸带笑，回头冲我说：“红薯是好物，孩子想吃，如今谁家都不差钱。”

　　孙子兴奋地环视摊上刚出炉的熟红薯，烤炉旁边麻袋口露出洗净的红薯，经专制闭炉烤熟后，个个皮焦金黄，醇香四溢，十分诱人。经孙子认真挑选，捡了一个大的，说：“爷爷，就要这个，咱俩分着吃”。我说：“爷爷不吃，你就挑个小的自己吃吧”。

　　孙子拿着热腾腾的红薯，我看有些烫，便说：“让爷爷给剥了皮，然后你再吃”。我剥去三分之一的红薯皮，递给了孙子。孙子说：“爷爷，你先尝一口嘛”。我说：“你吃吧，咱们乡下也有这个”。我看着孙子吃的高兴劲儿，让我想起当年曾经一段难忘的红薯情。

　　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因齐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旗帜，人们在政治觉悟上天天搞“斗私批修”，在生产上搞“亩产万斤”，浮夸风闹得粮食异常紧张。那年，我刚高中毕业，村里同族的四爷说我算是个“文化人”，就让我去村小学教书，因为四爷是大队支书，代表村级革命委会，一人说了算。

　　我教的是三年级，学生都是左邻右舍家的孩子。就在我教书的第二个学期，因遭受自然灾害，家家户户几乎没有饭吃。当时生产队唯一保留一块有三亩多的山坡红薯地，正好孩子们上学路过。为防止有人偷红薯，队里开出高工分，派人昼夜专职看护。

　　一天，我和三个孩子一起放学回家，走到半路，其中一个孩子突然问我：“老师，你想吃红薯吗？”我随口说：“顿顿填不饱肚，谁不想吃。”可谁知，有两个孩子不知啥时候弄来五个红薯装在书包里。我立即严肃地说：“红薯是大集体的，怎能随便私偷，要让人看到，还了得”。孩子们一脸苦笑，根本不懂当时社会，只知道饿了要吃东西。

　　红薯不能带回家，扔掉又太可惜。他们央求说：“老师，干脆找个偏僻地方，把红薯烧吃后再回家”。我一听，也只能这样。于是，我和孩子们跑到一个小山坳，捡些柴枝，开始烧红薯。大约过六、七分钟，红薯有半成熟，孩子们就把红薯从火里扒出来吃。其中一个孩子从火堆里扒出一个红薯递给我，尽管我再三拒绝，还是接过红薯，吃有不到一半，突然，四爷从大队部开会回来，寻着烟雾走到我们跟前。

　　四爷见状大发脾气，冲着我说：“我让你教书，你却带孩子来偷集体财产；从今儿起，你就不要教书了，大队已与你划清界限”。我给四爷解释，可他坚决不信。我说：“四爷，不管是谁弄来的红薯，就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就放过吧，再说咱们族上还没出三服”。四爷满脸怒气，“你是你，我是我，谁跟你这种路线的人是同族”。

　　下午，我被几个红卫兵带到了大队部，集结各生产队上千贫下中农社员开批判大会，主持会议的四爷先宣布了我的“资本主义黑五类”成分，然后一个眼色，六个红卫兵把我押上台前，拿事先用白油光纸糊成的“高尖帽”戴到我头上，那两尺多长的“高尖帽”上写着“无产阶级的敌人”，然后让我与大队几个地主富农成分的“黑五类”站到一起，由我开始挨个向社员低头“认罪”，当时，我眼眶夺泪，心在滴血。

　　从此以后，大队或公社每逢开“斗私批修”大会，我和我父母被红卫兵不是用绳索捆绑，就是让背着青石块“游乡”，我们一家成了社会上批斗重点，是我也连累了父母。到二十世纪80年代初，我背负二十多年的“黑五类”成分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一下子感到身心有说不出的轻松。

　　时光如白驹过隙，红薯飘香情难忘。现如今的城市乡村，建成了小康社会，国家出台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惠民政策越来越多，百姓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满怀对追求未来更加幸福的美好愿景，那段刻骨铭心的动荡岁月，将永远成为我一生挥之不去的过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