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书房，古称书斋，是住宅内用作阅读、学习或工作的地方。一个“斋”字，透出的是高洁清雅之意。古书《说文》云：斋，洁也。其“洁”必然是身心的雅洁。入书房，心神才会俱静，修身养性，如同斋戒一样。

　　书房之名，是主人的人生信仰之所在，能够从其间窥见主人的情操与情趣。如刘禹锡的“陋室”，诸葛亮的“茅庐”，杨雄的“玄亭”，梁启超的“饮冰室”，鲁迅的“绿林书屋”，

　　李白的书斋叫“青莲故居”，从中肯定不难发现诗仙的高雅。蒲松龄自号“聊斋”，他的“聊斋”里没准就能走出一位狐仙来。刘禹锡称书房为“陋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曾去拜访过郑老，长寿路的寓所书斋“纸张铜瓶室”，这书斋名用了80年。郑逸梅为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南社社员，后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郑老以擅写补白文章闻名于海内外，素有“补白大王”之誉。我拜访过一些当代文人墨客的书房，除掉书架的布局合理和图书分类精准外，还有人在书房内别出心裁地装点，那气息使人浑如步入清新雅致的红尘之外的世界。在这样的地方，不说看书写作了，就是呆上一会，也感受到心灵在慢慢地归于平静，从那样地方走出的人，俨然非同凡俗了。

　　一次，我去寻找脉望馆，位于常熟南赵弄，为明代藏书家赵用贤故居，今存中落三进。宅内大木构架、梁枋彩画、雕花柱础、雕花踢脚砖和丁字斗拱等均为明代原物。第一进门屋三间，因赵用贤之孙赵士春崇祯十年中探花，有“探花第”匾额，门屋以山柱分隔前后，后部增置檐廊，檐下施五彩单翘单昂斗拱，额枋上绘有彩画。第二进大厅三间，名“保闲堂”，梁上雕刻云鹤、荷叶等精美图案，梁坊、斗拱上俱施彩绘装饰。大厅东侧厢屋为三间书房，即“脉望馆”。赵氏父子两代人奢书成痴，脉望馆的声名远播，显示出文人对书籍的尊重。脉望，是一种书虫。据《仙经》记载：“蠹虫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物，名为脉望。”把藏书之室取名“脉望馆”，赵用贤、赵琦美父子对书的奢爱可见一斑。

　　季羡林的《我的书斋》：“我确实有个书斋，我十分喜爱我的书斋。这个书斋是相当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了顶的阳台，共有八个单元。藏书册数从来没有统计过，总有几万册吧。在北大教授中，‘藏书状元’我恐怕是当之无愧的。而且在梵文和西文书籍中，有一些堪称孤本。我从来不以藏书家自命，然而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能不沾沾自喜吗？”

　　书房需有器，格物而自知，藏玩以养心，不玩物丧志，只借境调心。书房布陈，如笔墨纸砚，琴棋书画，竹石兰草，藤杖如意皆可。明代陈眉公，写出了最理想的书房之境:“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那样的境界非常人可以企及，或可执着于一类，如董其昌的《骨董十三说》、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赵明诚李清照的《金石录》、王世襄的《自珍集》，由器及人，在格物中怡养真气。器物需清雅，愈古愈美好，秦俑汉俑，魏晋造像，明清家具，宋代瓷器等奇珍异宝，遥不可及。但万物皆备，取用在我，找些朴而不拙、工而不匠的旧物，它们温润质朴，身上流淌着时间的痕迹。在这意象之美中，游目骋怀，物物着我之色彩，顿生幽旷的生命意境……

　　古代文人墨客读书论著、吟诗挥笔的斋室，早已烟消灰灭。当年为斋室镌刻的印章，谓“斋室印”，尚有留存多见于书画、版本和简札上。最早见于记载的斋室名，三国时曹克的“遂志之堂”。最早的一枚斋室印是唐代大臣李泌的“端居室”印，自此蔚成风气。真正的读书人都起个斋室名，镌刻一枚印章，充作文玩，至今不衰。

　　古人斋室的命名，寄托的本意是多方面的。有修身养性、以为戒勉。如李泌的“端居室”，是演绎《周礼》中“居天下之大端” 一语而成，告诫自己要作个刚直正派之人。宋代书家吴琚的“退思堂”，源出《左传》中“林父之事君也，进思进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强调自我修养，成为有用之才。

　　有以物寓义，陶冶情趣；或以金石书画而得名。历来松、竹、梅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古人遂以此颜其斋室，表明心迹。如元代赵孟頫的“松雪斋”、元代王冕的“梅花屋”、清代朱彝尊以别号书为室名“竹垞”等。北宋米芾珍藏有晋代法帖，斋堂为“宝晋斋”。清代陈介祺，一生集有古代玺印-万枚，斋名称“万印楼”。耐人寻味的是，清代收藏家沈韵初，梦寐以求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请好友赵之谦先镌刻了“汉石经室”一印供赏；嗣后沈氏历经沧桑终于获得汉石经，使“汉石经印”名实相符，堪称斋室印中的一桩奇闻轶事。

　　也有斋室名目，是用以记录某种遭遇或特定典故的。宋代苏轼谪贬黄州寓居临皋亭，在亭的东坡建一堂屋，巧逢下雪之辰竣工，因而取名“东坡雪堂”；闻名于世“东坡居士”的大号由此而来。司马光的“萤照楼”典出于晋代车胤的萤光照读。据传，清代诗人龚自珍获得一枚稀有的汉玉印，鸟虫书的印文被释为“緁伃妾赵”四个字，认定是汉代名宫妃赵飞燕的用印，便立即建起了“宝燕阁”；忙了一阵，殊不知印文中的第四字当释为“娋”。风马牛不相及，两者之间毫无关系，啼笑皆非。竟成为斋室印的笑话一宗。藏书家周春，因得宋刻本《陶渊明诗集》、《礼记》而喜，将书室定为“礼陶斋”，后把《礼记》舍弃，遂改书室为“宝陶斋”，后又忍痛割爱《陶渊明诗集》，终定名为“梦陶斋”。类此随藏书集散而易斋名的轶闻，在史籍中一时传为趣谈。

　　南宋词人张孝祥，一生抄录诗书六千卷，治印“手抄六千卷楼”，作为斋室印。明末文人张溥每见好书妙文，必抄录之，并反复熟读七遍，使之融会贯通后，随将抄稿焚毁，故而镌刻一枚名曰：“七焚斋”室印，以志其攻书之法。在古人拥有不少的斋室印中，属炫耀家珍一类的当数乾隆皇帝，他占有了晋代大书家王義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有了三件稀世之珍，故其斋室为“三希堂”。并留下“三希堂精鉴玺”御印。古文字学家吴大澂，曾获古代将军印二十八枚，怡然以“二十八将军印斋”为室名。饶有趣味的是，他先后镌过如洋洋洒洒长达十四个字的“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等二十八个斋室印章，为古今之冠。

　　有的斋室印往往是不存在斋室的，仅留印章。如明代文徴明，曾为自己的居处取过“友山草房”、“玉磐山舍”、“玉兰堂”、“安处斋”、“停云馆”、“悟言堂”等许多雅称，正如其所言：“我之书屋多起造于印上”。这类印章只能说是文人遣兴的“文学小品”罢了。

　　名人书斋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能不能看得见这些故事，就在于那些通过纸张访问书斋的你，通过慧眼细心去发现了。

　　书房，多么高洁古雅的名字，默念一遍，暗想一回，就能平心静气，心向往之。书房，寄托了文人的最高理想，是文人精神气质的体现，是文人灵魂的依托。一间书房，半生奢想，充满着雅意，萦绕着书香，可明心灵，可养气质，可齐涵养，可寄精神，是摆脱尘俗烦恼的精神栖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