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不久，恍惚一眨眼功夫，又到了“五一”小长假。如果不是一位朋友发来的微信提醒我，我似乎都忘了现在正是举国同庆的“五一劳动节”，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法定节假日。

　　五一这天，我和往常一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一位朋友突然发来一条微信问我：“睡了吗？”在得到我的回复后，她接着问我：“五一有没有出去旅游呢？”我告诉她说：“有呀，在家看书，在纸上‘旅游’。”她回复：“呵呵，原来你还挺幽默的哦！”其实，我这是一句很认真地回答，完全不是因为幽默或开玩笑。回想这些年，我已有很多年没有节假日，和周末的概念了。因为，每个节假日和周末对我来说，都和往日一样平常。都是一如既往地忙工作，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其实，欢度节假日和周末的日子，我也曾经拥有过，但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无比迷茫、艰辛，和痛苦的日子。

　　医学院校毕业后的我，曾在医院和大型医药公司工作过。那段时间，是非常典型的，拥有法定节假日，和周末双休的日子。时至今日，当我蓦然回首过去之时，我依然觉得那是一段空洞无聊的日子。理由是：不自由。因为这两份工作虽然清闲，但我的个人时间都不自由。即便明明知道单位里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也得准时准点去上班。这标志着，我没有权力支配我自己的时间。换句话说，那段时间，我将自己的时间和自由，打包卖给了我的雇主。说白了，当时的我只是新时代的“包身工”而已。

　　记得我在医药公司上班时，我一个人的工资，超过一个部门所有同事工资的总和。即便我的工资待遇优厚，但我依然没有丝毫优越感或成就感。因为，在我看来：这丰厚的待遇，是以牺牲我个人自由为代价所换取的。

　　一直以来，凡是会限制我自由的事情，我就一律厌恶。我要么想方设法逃避，要么想方设法去改变。因此，在那段打工的日子里，即便有一份“事少钱多”的工作，可我依然一再告诫自己：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摆脱“包身工”的身份，只有两种可能，那就是：要么逃避，要么改变。当然，逃避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一个成年人，毕竟要生存和发展。因此，别无选择的选择，唯有：改变。

　　众所周知，从就业维度来划分人群的话，可以将人群划分为：固定职业者，和自由职业者。而如果从个体时间是否自由的维度来划分人群的话，那么可以将人群划分为：自由身群体，和非自由身群体。显然，“固定职业者”属于“非自由身群体”，因为他们是受雇于某个组织或者某个人。换句话说，他们个人的时间和自由，已经打包卖给了他们的雇主。因此，他们在时间上是不自由的。这类人群，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私人雇工等。我们姑且将其统称为“打工者”或“雇员”。而“自由职业者”，则属于“自由身群体”，理由是他们并非长期受雇于某一雇主，或某一组织。这类人群包括：律师、作家、心理咨询师、演员、个体户、企业老板等。他们通常不是长期受雇于某一人或某一组织，而是受雇于某一事业或者工作。因此，他们的个人时间，是相对自由的。

　　在旧社会，长期雇佣他人为自己工作的人，叫“地主”，或者叫“资本家”。而长期受雇于某人，或某组织的工人，叫“长工”，或者叫“包身工”。而在当今社会，长期受雇于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工人，通常称之为“职员”或“雇员”。由此可见，“长工”、“包身工”、“职员”、“雇员”，其实是同一类人群，那就是受雇于他人，通过出售自己个人时间和个人自由为代价，来赚取生活资源的人群。不同的是，旧社会的“包身工”命如草芥，为雇主打工没有任何人权保障。其工作时间长短，工钱数量多少，是死是活，全凭雇主心情和个人喜好。而当今新时代的“雇员”是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充分保障下，依法受雇于他人，其各项合法权利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有着形式的不同，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无论是旧社会，还是当今的新社会，受雇于他人，在本质上都是将自己的劳动时间、劳动成果，以及部分人身自由，打包卖给雇主的一类人群。

　　因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受雇于人，都代表着受制于人。受制于人，就标志着自己为了赚取工钱，将会不同程度地失去自由。这失去自由，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失去部分或全部个人时间。换句话说，你只要受雇于人，就标着将在一定程度上，无权支配自己的时间。至少你的法定工作时间，属于你的雇主。第二个层面，是失去自己个人意志上的自由。你只要受雇于人，就标志着将失去话语权和选择权。也就是说，你的个人观点，对于这个世界，将不再重要。你将无权决定某一项工作，是做还是不做。因为你身为雇员，通常没有选择权。

　　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自由与爱情》的诗中曾说到过：“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意思是说：生命可贵，爱情崇高，但与“自由”相比，两者皆不重要。虽然，追求“自由”似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但迫于现实的残酷，和谋生的诉求，人们似乎又不得不主动地，或被动地放弃部分自由，或全部自由，以此来换取生活资源。

　　无论在任何时代，能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无论任何时代，能成为“雇主”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只能成为受雇于他人的“雇员”。换句话说，无论如何时代，人类为了生活，绝大部分人都不得不受雇于他人。通过出售自己全部或部分自由，来换取生活资源。

　　当我还在打工阶段的时候，即清晰地认识到：无论任何时代，都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能购买别人时间和自由，为自己工作的“雇主”；而另一类，则是受雇于他人，为他人工作。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的“雇员”或“打工者”。

　　而根据“打工者”人群中，不同人的不同人生观和价值观，又可以将他们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为了永远有工可打，而努力打工的人；另一类，则是为了自己将来不打工，而努力打工的人。而那时的我，清晰地将自己定位为后者。因此，我在当年打工的日子里，即便看到众多同事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依旧每天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其目的不是为了讨好老板，寄希望于加薪晋级，而是为了练就一番独当一面的本领。说白了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天能摆脱“包身工”的身份，自立门户，创业谋生。

　　为赎回本该属于自己的自由，我在苦经一番寒彻骨后，我终究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果断地告别了打工的日子。彻底摆脱了自己“包身工”的身份。开始自立门户，自己创业。在刚开始创业时，可谓如履薄冰，步履艰难。从经济角度看，似乎还不如往日当“包身工”打工的日子。庆幸的是，有弊也有利，有失必有得。相较于当“包身工”的日子，自己创业后，开始有了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开始有了话语权和选择权。例如：当我摆脱“包身工”身份后，可以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随时回家陪母亲吃顿饭。可以随心所欲地去选择做某件事情，并有权决定如何去做。

　　每年春节过后，均可看到一些回家过年的打工者，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人，返城务工的视频。在这些视频中，最让人痛心的是，常常看到一些年幼的留守儿童硬拽着返城务工的父母不放手。甚至撕心裂肺地一边哭，一边追着已远去的父母。做父母的也是一边躲着孩子“逃离”，一边痛彻心扉，泪流满面。那种场面，悲伤程度不亚于战争年代里的生离死别。每过一个春节，他们都要重新经历一次“生离死别”。其实当父母的，如果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谁又舍得离开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呢？可这是他们别无选择的选择，因为有家的地方，没有工作；有工作的地方，没有家。当家和工作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他们迫于一家人的生计，不得不强忍着割舍亲情的悲痛，选择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某个雇主的“包身工”。为了生计，他们早已主动地将自己的时间，和自由，打包卖给了他们的雇主。

　　每到节假日，平时熙熙攘攘的车站、公路、公园，以及各个旅游景点，总是会人满为患。因为，每个节假日，都是雇主将自由和时间，归还给“包身工”的日子。重获自由和时间的“包身工”们，绝不会错过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时光。他们通常会抓紧时间回家与亲人团聚，或者陪家人出去走走。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自由和快乐时光。因此，法定节假日通常是“打工者”或“包身工”们的快乐天堂。

　　而享有财务自由，和时间自由的人群，一般都不会选择在这种法定节假日，长途跋涉去走亲访友，或者带家人外出旅游。因为这种人满为患的节假日，会给人带来诸多不便，也无法让人充分地享受自由快乐的美好时光。所以，与其说法定节假日是全国人们的快乐时光，倒不如说是“打工者”们、“包身工”们专有的“快乐时光”。

　　在当今自由、民主、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自由。对大多数人来说，虽然终其一生，未必能摆脱自己“打工者”或“包身工”的命运，但至少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经济上获得更丰厚的收入，在财务上获得更多的自由。正如马云所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生而为人，虽然我们每个人出生的家庭不同，人生际遇不同，但我们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奋斗和追梦的权利。同时也有夯实当下，规划未来的权利。因此，笔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摆脱“包身工”身份，彻底主宰自己个人命运的梦想！相信努力过后的你，一定能梦想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