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老战友马镇相聚，回忆起我们第一次吃北京烤鸭的事，十分有趣。

　　1971年，我在原190师政治部宣传科任新闻干事，年初的一个夜晚，正在沈丹线歪头山铁矿施工的炮兵团汽车连营地突发大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战士们居住的用草席搭建的临时营房被烧成一片火海，大部队顺利撤出，只有那个叫程前林的战士为从厨房里多抢救出一袋粮食而不幸被大火吞没。在整理他的遗体时，发现他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唯独被压在背下的半截军用帆布腰带完好无损。腰带上“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清晰可见！这本来是一次重大的火灾事故，因为出现了一位为抢救国家财产而奋不顾身的勇敢战士，出现了这位战士腰带上的“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铿锵誓言，使被悲情阴霾笼罩的火灾事故陡然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师政治部领导研究，决定让我去炮兵团，与炮兵团报道组的战友一道，认真调查研究，如果材料“够秤”，就写一篇有深度、有份量的人物通讯，首先在全师，最好是在全军树立一个爱护国家财产的典型。领受任务后，我来到炮兵团，与炮兵团报道组的战友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座谈采访，阅读程前林生前留下的十多本日记，搜集素材。牺牲战士的动人事迹感染着我们，我们决定树立一位“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钢铁战士”的典型。主题决定，分成三个段落，先由炮兵团报道组的袁世龙、李国生、马镇各写一段，由我最后统稿。初稿完成后，炮兵团政治处领导审查没意见，师政治部领导审查也很满意，指示我和师直政科的左干事、炮兵团报道组的马镇，将稿件送到解放军报。争取早日把“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钢铁战士”宣传出去。

　　1971年6月初，我们三人来到解放军报，先将稿件交给了编辑部，我们就住在北京等候消息。

　　那时候军人到北京出差住宿很方便，只要把部队团以上的介绍信往位于东单东四胡同的总参第四招待所吧台一递，营以下干部战士两个人一间房，免费入住。

　　“刘干事，今天中午我们去吃北京烤鸭吧。”第二天上午，马镇向我和左干事提出邀请。

　　“北京烤鸭？稀罕东西，肯定很贵哟。”马镇的邀请一提出，我马上想到“银子”的问题。

　　“我昨天晚饭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去侦察了一下，整只烤鸭是5·8元。”马镇说。

　　“天王爷，5·8元，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我那时行政23级，每月工资52元，部队除了发放军装和黑色三接头皮鞋外，吃饭要交钱，被褥和内衣要自己买，我还得节约钱支持在农村的穷家，经济上经常捉襟见肘，自嘲属于“2352部队、月月光中队、欠债小分队”，听说一只烤鸭要那么多“银子”，直咂舌。

　　“贵是贵点，好不容易来趟北京，我请你们。”马镇慷慨地说。

　　马镇那时入伍三年，还没提干部，每月津贴费8元。可他父亲是老红军，时任长春某独立师副政委，他不但津贴费全部自己花，还时不时从家里要点“救济”，别看是穿“两个兜”的战士，可经济上比我穿“四个兜”的军官要牛得多。

　　全聚德就在东单王府井，离总参第四招待所的直线距离不到500米，既然马镇有心请客，我们当然恭敬不如从命。离午饭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提前来到位于东单的全聚德，选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

　　那是我第一次吃北京烤鸭。

　　全聚德不愧是享誉世界的餐饮名店，排场很大，服务很上档次。我们刚点了吃整只烤鸭，服务员先给每人送上一条冒着热气的白色方巾，净完手，立即摆上三个茶盅，倒上香茶。没过多久，服务员推着小车，车上放着一个尺把长的陶瓷方盘，一只刚出炉的烤鸭卧在盘子里，颜色金黄，请我们过目。那只鸭有多重？恐怕有五六斤吧。正宗的北京烤鸭进食靠人工“填”，因缺少运动，肥滚滚的。后来我多次进各地的烤鸭店，说心里话，觉得那些也打着北京烤鸭旗号的鸭子，一个个瘦骨嶙峋，斤把来重，似乎给北京王府井烤鸭店的烤鸭当孙子都不够格。

　　主菜上桌前，先摆上的是小窝头、豌豆黄、芸豆卷，肉末烧饼、羊眼儿包子、五福寿桃等六碟北京小吃，当被拉成片冒着油的鸭肉上桌时，包饼、大葱、京酱、黄瓜丝等吃烤鸭的配菜跟着上桌，最后上的是鸭架汤，使一次很普通的午餐顿时生出一种庄严的仪式感。

　　几个人挽袖上阵，大快朵颐，吃得嘴角油水直流。别看我们当时三个人的年龄加起来才刚好70岁，都是嚼得碎钢钉，咬得断铁丝的年纪，食肠宽大，本以为可以将那一只烤鸭包括摆在桌上的所有食物一鼓劲风卷残云，殊不知我们是“眼睛大，肚子小，端上桌的食物消灭不了”，吃着吃着，觉得烤鸭油大腻人，吞咽困难起来，只好盛碗鸭架汤慢慢品尝，将至少还有四分之一只的鸭肉剩在了盘子里。

　　“几位同志，这些东西你们不要了吧？我还没有吃过烤鸭，能不能让我尝尝？”我们准备离席时，旁边桌子上的一位食客来到我们桌边，指着盘子里的烤鸭肉问。他一口的京腔，一身藏青色中山服，不寒酸，不窝囊，有修养，很干练，可他的桌子上只有两样家常菜，进烤鸭店却没点烤鸭。

　　“我们不要了，你端去吃吧。”马镇笑着对那个人说。那时还没有“吃不了兜着走”一说，不吃也是浪费。

　　一听这话，那人立即将烤鸭肉和鸭架汤端到了他的桌子上，开始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住在北京的人不一定吃过北京烤鸭。”回来的路上，马镇说起那位向我们讨烤鸭肉吃的人，感慨万千。

　　“北京人并不个个都有钱。”我随声附和。

　　解放军报很快发表了程前林的事迹通讯，我们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回到部队。

　　时间一晃过了50多年，这次在三亚度冬，马镇来家看我，说起第一次吃北京烤鸭，还向我补充了这样一条幕后消息——当他那老红军父亲知道他花5·8元钱嗨北京烤鸭的事，还狠狠地说了他几句：“你一个战士竟敢花那么多钱吃北京烤鸭，我1957年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按规定我们这一级的干部一年可以接妻子到北京住20天，我都没舍得带你妈妈去东来顺、全聚德吃饭。”意思是批评马镇太铺张了。如今，马镇的父亲早已仙逝，可复述起父亲批评他时的情景，仍满脸通红，眼渍渍的。

　　我觉得，马镇的父亲批评马镇，倒不是心痛马镇请我们吃烤鸭花的那点钱。马镇的父亲担心什么呢？担心马镇丢掉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他们那些老红军，最担心的是他们拼着性命打下的江山改变颜色，担心红二代、红三代、红X代腐化变黑。或许正是有那样严于治家的父亲，马镇的兄弟姐妹都没有纨绔习性，个个刻苦努力，出了两位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