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凡一平这个名字的最早记忆应该来自小说《寻枪记》和由姜文主演的电影《寻枪》，后续则是广西作家群闪耀文坛，他们那种由于边陲之地所升发出来的混沌之力、生活热流和简洁利落的叙事风格，的确对当时的文学叙事产生过一定的冲击，有时候所谓文学就是对陌生性的发现和对既有事物的改写，这是对凡一平和他的作品先入为主的观念，事实上从19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写作经历过多次不同方式的探索和转折，已经很难用某个统一性的语词和印象去涵括。

　　综合来讲，讲述一个悬念叠生的故事和犯罪型人物、冲突性事件是凡一平写作中的重要主题或者说是叙事动力，早期《寻枪》中的警察配枪丢失与小镇杀人案，《上岭村的谋杀》中村民韦三得因长期欺男霸女被人杀害，嫌疑者层出不穷，究竟谁才是真正凶手成为牵引着故事前行的重要动力，《天等山》中着名企业家、慈善家，前来广西投资的福建富商林伟文突发心脏病猝死，死者手机内几条内容暧昧的短信将自然死亡事件指向蓄意谋杀。凡一平多数小说都是这种突发事件阻断日常生活，从而引导读者跟随叙事者一起去寻找真相，或者被意外事件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秩序，一环接着一环推演情节，直到秩序恢复如前，这是一种颇见编剧基本功力的写作方式，具有强力戏剧黏力，又有一种侦探文学的特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简洁明了的悬念主导性。

　　犯罪型人物和侦探文学特质的频繁出现，是社会发展转折期文学的一种突出特质。在任何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都会面临着巨大命运转折，阶层的升迁沉落，欲望的膨胀和无法满足，人心的扭曲和变形，冲突和犯罪成为结构小说主要的叙事动力，即是踩准了这个社会的步伐。敏感于此的作家们往往来不及深入消化，就直接取材于社会新闻，比如《上岭村丁酉年记》几乎可以看作原本脱胎于“河南赵作海出狱之后，65万国家赔款被骗光”①的新闻，赵作海事后感叹，“社会比监狱复杂”，小说加入了更多戏剧化演绎。另一部《天等山》凡一平直接说写作动机“是众所周知的2014年的东莞扫黄……我想说的是，那些被扫除的成千上万的女孩，她们去了哪里？现在在做什么……我十分同情和关心她们的命运”②。在这种叙事过程往往会出现过于依赖戏剧化和时间性线条，被它笼罩了一切，而文学对于生活世界的呈现走上粗疏和简陋的歧路。近年来小说写作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是，由社会事件和新闻热点组成故事共同体，写作者们直接取材于此，粗略加工之后试图去制造新的热点，普通读者层面的接受效果存在很多不可测性，但批评界几乎是众口一词的不满意，即使是跟这些作者之前的写作相比，文学性也陷入一种回报递减的窘境。

　　以凡一平早期作品《寻枪记》为例，现在重读依然能够感受到作品中粗粝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小说显性故事是主角马山在妹妹的喜宴后醒来发现警枪丢失，这个重大的差错让他陷入巨大的焦虑不安之中，像一颗定时炸弹，他在短暂的缓冲时间里自己去秘密调查和寻找警枪。在这个寻枪的过程中，广西小镇生活的切面展现在我们面前，赌窝横行，假货生产秘密进行，公共权力跟灰色犯罪之间维持着一种难以简单廓清的关系；经济发展让一部分人获得了为所欲为的能力，各种欲望释放出来，文化站干部漂亮妖冶的李小萌就是一个欲望化的符号，突破了原有的道德秩序约束。这种小镇生活中有藏污纳垢部分，又潜藏着无限的生机活力，有潜在的暴力犯罪因子（财富不均、欲望化、不公），又有着坚定的制衡因素（法制、信仰、亲情、友情）。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杀人者何树强，在战争中失去了男根，他是上一个时代的无法愈合的伤口和遗留物，为了让他在小镇上正常生存，马山替他张罗了一间摩托车修理店。何树强接受了马山的帮助，由于马山的身份，二人的友谊在小镇上获得了公众空间中一种租约关系的外在形式。马山的友谊和公正只是给予何树强一种个人意义上的扶助，在身体和心灵生存空间中，他依然是一个缺失者，尤其是在小镇越来越走向欲望化的过程中，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潜流纷纷出土的空间中。何树强的孤独感、焦虑不安、不平走向极致化，他以个人的本能需求去审判社会，去杀死李小萌和她的男人们。

　　杀人案件被破解后，枪完好无损地回到了马山手中，马山如实向上级汇报丢枪事件，上级机关依法罚没派出所获得的奖金，马山按照潜规则，以半强迫半胁迫的方式出让何树强的修车店，从商人周长江手中拿到属于他们的奖金，主人公马山和小镇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又回归到初始的轨道上。在这个突然的插曲背后潜藏着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内容，这些生活无法简单给予一种解释，而是被一个突发事件撕扯牵连而渐渐具备模糊的轮廓。从根本上来讲，今天的社会生活与《寻枪记》可能并无太大差异，那些曾经控制了西门镇人心灵的问题依然交织在上岭村人们的生活中。

　　从《上岭村的谋杀》开始，凡一平致力于创作一种松散但又具有某种统一性的上岭村系列小说、故事集（《上岭村丁酉记》《上岭村辛酉年记》《上岭村戊戌年记》《操场》《风水师》等），上岭村成为一个标志性因素，是故事发生的空间，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是主导其中的时间因素，上岭村被放置在变动焦点上，以微末之变来蠡测庞大之物。《风水师》（《广西文学》2017年4期）记述了上岭村风水师樊光良的一段奇人奇事。风水师从乡野自然世界中被拔地而出，跟青盛市的市政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前现代社会的职业，在城市拆迁和有中国特色的官员升迁之中起着奇怪而隐秘的作用，它牵连着社会的焦虑稳定和重大拆迁工程中的人心向背问题，在各方力量的角逐中，以微妙的方式化解矛盾，达到各方平衡的需要，随时按照指示去向各种街巷勘察和宣讲风水，游走在破旧混乱的街巷，面对顽固和刁钻的居民，他使用自己蛊惑人心的利器，所向披靡攻无不克。这是一段特殊隐秘的缘分，官员与风水师之所以合作共同点是在社稷民生上，在根本的追求上存在一致，术可以变形和改变，而在宗旨和本上出现问题，则术失去使用操持的价值和意义，两人的最后分手正是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分歧。这看起来是乡村故事，但已经越出乡村的范围，交织进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大程序中去，以风水师所代表的乡村世界是作为道德理想主义背景出现的，寄寓了风水自然、社稷民生的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

　　在《操场》中这一景观被锁定在上岭村内部，以一个寂寥的小学校长的视角，打量着乡村的一切，韦小宝姑姑韦桂娥——小学过去的一名教师，回乡带来的一只洋狗而带来了操场上狗类世界异样的气息和村人内心的波动。乡村发展变化和世道人心规则的改变，小说以幽幽的描述语言无声地倾诉着一种失落，一种凋落的无奈感，城市来的洋狗以及背后的韦桂娥是乡村少年朴素认知中的山外的大天地，操场上狗类世界的角逐中，黑狗为了保护洋狗豁出性命跟十几只野狗战斗，血腥而让人心寒。与其说这是一个写实的小说，不如说是一颗敏感细腻心灵的独白，她失落而苦苦支撑，岌岌可危到经不起再次的伤害、离别、对比等等，她在巨变的时代中感受着一切，无力地等待着对于乡村世界的公平和正义。《上岭村丙申年记》则一改这种哀怨感，转换成戏谑而黑色幽默的风格。像所有失血严重的村庄一样，上岭村的寥落和荒芜表现在缺少女人，十个男人八个光棍，几乎人人都沦陷在赌，麻将、扑克的各种赌法中，整个村庄经济萧条，鸡鸣狗盗，一片萧瑟和荒凉之感。蓝能跟为了弟弟蓝能上读书辍学打工，在矿难中毁容，在上岭村的环境中更是难以找到女人。弟弟蓝能上是留美博士，人工智能专家，为了哥哥的幸福，秘密送给他一款美艳的仿真性爱机器人。中国八桂深山的农民哥哥和越洋嫂子，就这样组合在一起。但在乡村的人情世界中，没有秘密，这个女人的到来引起了众多猜测和判断，村庄的人们开始频繁地进入蓝家，进行侦查和刺探。她的出现和到来也带来了是非和祸乱。村民韦甲韦乙，觊觎女人的美貌，多次试探经营后终于得逞，蓝能跟女人被强奸诉诸司法，在公共权力（派出所和民政）介入后，真相大白，两个村民又把蓝能跟的女人转变成一桩生意。蓝能跟的幸福生活始终不能成全，他从没有女人时代的被奚落被嫌弃，到拥有女人之后被窥探被觊觎，最后女人被抢劫，这一切事件的发生，都因为这张漂亮的脸，绝望的蓝能跟选择了毁灭美，两张丑脸永远生活在一起。这是个荒诞的故事，也是一个悲剧故事，人性的贫瘠和丑陋在这个想象的空间中经受着新的曝晒。《上岭村戊戌记》则是上岭村籍大老板唐文武因为投资失败，逃回上岭村，躲了起来。在堂弟唐文宗祖宅中藏身，在堂弟一家的崇拜中唐文武回顾了自己1983年以来的发家史，如何从一个卖茶叶蛋的农村少年变成亿万富翁，如何踩准了时代的步伐，一步一步左右逢源，女人们投怀送抱，又是如何陷入资不抵债的泥潭，在资本市场中一败涂地，被债主们围追堵截，人困返乡。上岭村于是成为一个新的战场，债主们以各种方式考验着村里人们的心灵和神经，最后以挟持侄子侄女，把唐文武从乡村中挖出来。

　　这四篇小说都找到了切入乡村的路径，速战速决地完成了各种对于乡村世界的游览，每一篇所看到的也是不同的风景。凡一平乡村故事系列的写作，从作家个人角度来看，意味着重大的改变，“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③以《上岭村的谋杀》为界碑，凡一平从上一个阶段都市色彩浓郁的新写实主义（比如《跪下》《随风咏叹》《变性人手记》《跪下》《一千零一夜》《禁欲》等）重返乡土题材的写作，他把这种对原乡的溯源寻根称为“心灵的救赎”，也许这种救赎是在普通读者无法体会的层面，发生在作家的内心层面，那可能是一种生命原力的恢复和熟悉。相对《寻枪记》中的小镇世界，凡一平近年作品中的上岭村系列小说、故事集所展现的乡村世界，并不是具体化和实体化的乡村，我们看不到这个村庄具体细致的生活细节和日常生活，而是一个抽象化的故事发生空间，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神经末梢，被迫加入各种权力关系角斗中去的场域。在今天蓄意去构造一种地方特色在文学上几乎是无用功，很快就会在较低层次上回到地方化的文学，缺少在较高层面上跟他者对话沟通的能力。上岭村系列的乡村空间是没有明确主体性的“地方”，看起来因为重复性叙述和明确的指认获得了一种清晰的形状，但却是以失去复杂性为代价的。

　　在今天的文学语境和约定俗成的话题性和形式探索中讨论广西作家凡一平是有一定难度的，在他讲述的各种面目熟悉的故事中，我们欣喜于亲切和情绪上的感应，缺少惊喜和感叹，我们所迎头碰面的是平实通俗的普遍语言，是从先锋语言稳妥的回归，而在对人性深度和现代人内心欲望的探索上，几乎没有超越他前期写作所开拓的精神空间范畴。凡一平在1990年代后期是一个易于被谈论，具有概念性的作家，比如代际视野、欲望化叙事、叙事的地方性特征、侦探（犯罪）小说的模式等等，但在文学共同体或者写作场域中来看，这个转变本身可能意味着他从易于规约化的较高的枝干上脱落下来，堕入更粗壮更拥挤但也更不易被分辨出来的模糊群体之中。

　　搜集凡一平的研究资料，会发现关于凡一平创作出过很多在影视圈知名的作品，具有良好的业界口碑，而在文学领域他的主要研究文章几乎都刊发于《南方文坛》，近十年内在国内重大文学刊物曝光率也不是非常密集，呈现出一种自然随意生长的状态。如同所有被影视圈接纳度较高的作家一样，他可能是走在一条不自觉背离现行文学概念的路上，所致力于的是另一种再造和想象世界的精神方式。在如此情势之下去讨论凡一平，可能是不恰当的，但也可能是另一种思路，我们能否用一种较高的标准来讨论写作的可能性？为什么同一个写作者会失去既有的精神高度，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不是凡一平一个作家的问题，而是当代文学中坚力量们如贾平凹、余华、苏童、刘震云、东西们目前写作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的文学几乎都成了按照约定俗成的、稳定的、合乎逻辑和确切可知的轨道前行的世界想象和认知，随意剥夺读者心智上相信自己进行创造时的甜美悦乐。在文学史的时间流逝中，为什么文学没有如波德莱尔所谓“仿如长长的回音从远处汇合，多种香气、颜色和声音互相呼应”，而是势能递减，那些不应该忘记的过去变成乐灯火的彼岸，自己的河流也支离破碎，勉力支撑。

　　凡一平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转换的作家，这是写作者生命力的表现，希望他能在重返乡土世界之后，在作家一个人的自我个性的责任和社会责任之间寻找到网格更小的真确性的空间，多一些细微而绝不勉强的人心影像，在讲述有悬念有黏力的故事之中，还能兼顾时代人心的深处和写作的品质，找到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核心问题，打通内心所有的战场和难题，而不是以戏剧和编织的方式轻松地漫漶过去，这是好的写作的必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