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特意回南昌村走了一趟。我在那里住了三年，2007年到2010年。我对那里有感情，每一条磕磕碰碰的巷子，每一个店铺，菜市场，商场，黑网吧，修单车和配钥匙的地方，包括吃早餐的沙县包子店。

　　三年，在南昌村，我换过三个出租屋，从八楼一直住到三楼，住得最长的就是十巷七号。我曾以《南昌村十巷七号》为题写过一首诗歌，至今都还记得它是怎么写成的——我在阳台上铺开稿纸，看阳光从楼与楼之间照进来，一架飞机从头顶掠过，声响很大，像是有人拖着扫把在屋顶奔跑。

　　那一两年，我经历过不少事，其中一件便是结婚。至今我都对当时为什么贸然结婚而纳闷。那时似乎就一个想法：早点成家，或许能改变点什么。事实上我对自己失望透顶，对所谓的前途更是摸不着方向。我天真地以为结婚会是一种激励自己的好方法。然而结婚后，我便面临难题——我不能住在宿舍里了，得搬出去租房。

　　搬到南昌村时，南昌村还一片萧瑟，至少航城大道还坑坑洼洼，南昌公园还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住着收垃圾和乞讨的人群。一直到我搬走，那地方才被铲平，但好长一段时间也只是一片杂草丛生的封闭荒地。当时公园对面的佳盛商场还没有，商场的前身其实是全一电子厂的旧厂房。我每次从那经过，都能遇到大批的全一电子厂的工人。全一是个大厂，我看着大厂的工人，不免有些羡慕，心想自己是否也能成为里面的员工。几年后，我认识一位文友，姓隆，问起工作时，他随口一答：全一电子厂。我对隆便有了一种亲切感，或许我们曾经面对面，或许曾经擦肩而过。

　　好长时间，我就住在十巷七号，那栋老楼至今还在。巷子里有桌球场和理发店，楼的拐角处有个修单车的老人在摆摊，他习惯的动作是窝在那里，看起来不像是修单车的，倒像是在乞讨。我那时经常叫他补胎，一次三块钱。我那辆单车几乎每隔几天就要瘪一次胎，我厌烦了它，可当它有一天被小偷扛跑了，我却像失去亲人一样难过。那时我就靠着单车去华丰工业区上班，或者到更远的地方去买杂志和书；楼下对面是一间理发店，门口老坐着几个妇人，她们手里各捧一个盆子，做着从附近工厂拿回来的手工。谁从巷子里经过，她们都不会看一眼。如今她们还在，我真希望她们能看我一眼，甚至认出来，我便是住对面楼上隔几个月就会到理发店里理发的小伙子。但我失望了。再怎么样，我都是一个过客，和她们一样，即便以一个造访者的身份重返，我依然没办法得到一点优越感。谁又知道我曾经就住在南昌村呢？除了那个房间里留在墙上的笔迹，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老家的村里跑头牛都是件大事，深圳的村里丢个人，谁也不会在乎。

　　陈再见，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荣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省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