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里面三个没访成，只有刘以鬯，约到一个小型群访。那天在座的记者大概五六个，有港台的，也有内地的，但似乎都对老先生不太了解，大家支支吾吾，不知要问什么。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之后，就有些冷场。我一看，算了，我来问吧。于是以集邮为切入口，跟老爷子聊起来。我自己小时候是集邮发烧友，刘氏小说里有多篇都跟集邮有关，比如着名的《对倒》，以及《珍品》、《邮票在邮海里游来游去》等，所以谈起这个话题，老先生的兴致一下就起来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10岁就开始集邮，当时是住在上海英租界，常跑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家白俄经营的邮票铺，看橱窗里那些五颜六色的旧邮票，后来就把零花钱都用来买邮票了。

　　当然，顺着这条线，还聊了他当年在上海的经历。虽然如今是公认的香港“严肃文学泰斗”，但他的文学之根，无疑是深深扎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学的，特别是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这一路“新感觉派”。不过很可能因为后来在香港有了更深的都市现代性体验，至少在我看来，他的作品比诸刘呐鸥之流，无论在实验性还是文学品质上，都要高出不少。

　　因为知道我是上海媒体，后面老先生就索性一直讲上海话了。只是当时刚过九十的他，虽然身体还颇健朗，听力却已严重退化，戴着助听器，还是需要一旁陪着的家人在耳边大声转述问题。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再三提到咖啡和咖啡馆，想来那是他最大的嗜好之一。但是不管是说上海话还是普通话，他都不说“咖啡”，而是发成加菲猫的“加菲”。兴许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文人们是跟着日本人的写法“珈琲”来念的？

　　那天的采访后来变得很热闹，好玩的内容不少。我当然是用采访机录了音的，但是录音文件后来却找不到了，以至于这篇访问一直没能写出来。本来今年香港书展，我还想再看看能不能采访他，因为再过几个月，就是他百岁生日。可惜，终究是没机会了。6月8日，老先生在香港东华医院去世，和我爷爷去世时一样，虚龄100，实岁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