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城关有一座可楼，民国建筑，经过三年的修缮，现在被整理得完好如初。

　　今年年初，一群文化人进驻了可楼，有绘画的、摄影的、弹琴的、写文章的……他们有人开了琴社，有人建了白鹭书院，还有一家美术咖啡馆。

　　走进院子，仿若跨越进了另一个时空，古旧的门，灰扑扑的墙，精致的雕花，百年的历史就彰显在眼前。

　　一楼的房间，门都虚掩着。你可以推门进去，古琴就摆放在桌上，书柜就立在墙边；你可以抚琴，也可以选一本书坐下，时光就这样荏苒，心情就这样悠闲，城市的喧嚣就这样被挡在外面。身心不是无处安放，而是你要找对地方。可楼就是一处栖息地。

　　东君，70后作家，他是可楼的一份子，是白鹭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和东君的聊天就在他的工作室。有点燥热的下午，但喝着咖啡，吃着点心，心情却很舒缓，于是，一个下午就很安静地过去了。

　　先说白鹭书院

　　在匆忙的城市里，自以为是很悠闲的人了。遇到东君，发觉还有比我更慢条斯理的，实在可谓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等东君泡好茶，等他从楼下喊上来两杯咖啡、点心，等他终于坐定……我很想开聊他的小说，他的故事，他却和我谈起慢生活。

　　记得看过一则报道，说东君提出“天道酬懒”，问东君是不是很享受慢生活的状态。他回答：“这是2012年的观点，其实我也有事情多的时候，好在我不在体制内，可以自由安排时间。杂事会妨碍写作，这是无疑的。比如现在，我和朋友们办了白鹭书院，要讲课，要搞活动，这段时间我的写作就慢下来了。”

　　既然东君把白鹭书院挂在嘴边，我对这个竟然影响到他写作的文化项目，也产生了好奇。

　　“今年年初，可楼开张，白鹭书院是其中的一个项目，由我和乐清社科联的谢觉晓、文联的林晓哲还有林漱砚合作创办。书院开设文学体验课、举行道坦文化活动。我们讲课，除了自印课本，还将孩子们的作品编印成书，基本属于公益性质。道坦文化，我们几乎每月都有推出，唱鼓词、办讲座，请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放映员来放映胶片电影……我们还准备将乐清北白象独有的‘斗歌’搬上来。记得高中时期，我曾在《温州日报》副刊发表过一篇文章，写的就是《斗歌》。它是一个文擂台，属于对口白，展现了民歌、古诗、古典文学中各种诗歌体例，擂主和攻擂者都要有很好的记忆和诗歌积累。”

　　斗歌原来就是斗诗，乐清居然有这么有意思的文化活动。

　　东君曾在《乐清日报》供职，曾在协会工作过10年，编刊物之余也写过一些与乐清地方文史有关的文字，他对乐清乃至温州的史料所知甚多、如数家珍。

　　于是聊到是不是因为乐清有足够的文化积淀和氛围，使东君能够从中找到创作灵感，并使他扎根于此，放弃一些更高的平台。

　　“在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在哪里写作已经不重要，你在乐清也好，在美国纽约也罢，信息已经不成为问题。我也不是固守在乐清，我去过上海，参加一个评论写作班，呆了近一年，去过北京，参加鲁院中青年作家班，算是回炉，也将近一年。在那里，我不善交际，和呆在乐清无异。我认为，乐清的文化氛围特别好，有一拨人在写作，而且乐清的文化是一脉传承，就现当代文化人而言，从洪禹平，到许宗斌，到马叙，很纯正的风气。”

　　虽然东君没有提及自己，我在采访作家钟求是时，钟求是就向我推介东君，他认为东君的小说是一股清流，思想上具有东方气韵，采用南方叙事，又有西方的写作技巧，尤其在语言上下功夫很深。东君以及这一批作家，使温州文学成为了一抹耀眼的亮色。

　　“都说四十不惑，我现在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或者能做而不做什么，心里都有数了。我宁可做小事，一些底层的、民间的小事，如果能因此而改变一小部分人，我就非常庆幸、满足了。”

　　再说东君其人

　　一个下午的时间，拉杂在我们都感兴趣的温州文化界的轶事趣闻上，一晃而过。

　　东君告诉我，来乐清，除了可楼，还要去桃园书院，这家延续了19年的老书店，是乐清文化人的一个阵地。

　　桃园书院与可楼相去几百米，我们就走过去。我挑了东君的四本小说《浮世三记》《某年 某月 某先生》《树巢》《东瓯小史》。

　　虽然小说使东君成名，但东君最初进入文学领域，却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不过他没有出过诗集，没有出不代表他不出，对诗歌，他说至今还没有积累够。

　　1988年，东君15岁，他哥哥来温州上大学，带回了一张诗歌报。东君一看就喜欢上了，他说：“我也会写。”于是就开始了诗歌创作。他本名郑晓泉，也就在那时，取了笔名东君，一种意思为东瓯先生，二是取自屈原的《九歌·东君》，意为“太阳神”。实可谓“少年心志当拏云”，东君从此醉心于文学。

　　小小年纪，东君就在《温州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后来又开始写小说，在乐清文坛小有名气。1999年，东君开始尝试先锋小说，但新写的小说就是发表不了。

　　“也许是刊物一下子难以接受。但对作者而言，不发表就是不被承认，我很有挫折感和失落感，以后，甚至在三年里，我没有接触小说。后来，《上海文学》举办70后作家大赛，我选择了这一篇小说投稿，结果入选，于是我重拾信心。”

　　沉寂也许是在为后来的更好发挥做准备，《人民文学》《花城》《大家》《作家》《收获》《十月》等刊物频见东君的作品，他也获得了第九届《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

　　在《浮世三记》里，东君这样介绍自己：十多岁就迷上了中国古典文学。从此，在浮世里，文学若不系之舟，任意东西。写得多了，便被称为自由撰稿人。近些年来，以小说创作为主，兼及诗、随笔、戏剧。借欧风，铸汉骨，作品里或许还有那么一点中国水墨画的气息。

　　问过东君，这么多年来，写了多少字的作品。东君想了想，慢慢回答：“发表的大约几百万字，我下的是慢功夫。”这诚如他在序言里说的：酝思已久，写作进度偏于缓慢，有点像打太极拳，看似不出力，实则下了点暗劲。

　　因为先接触诗歌的缘故，东君对小说语言十分讲究。“文字不能写烂了，否则文学的纯粹性会降低。我的语言底子，受益于诗。我经常对现代汉语进行思考。鲁迅、周作人为现代汉语写作奠定了基础，我注重文脉、传统，不管写先锋小说还是现代小说，都要找到文脉，语言要有积淀，一代一代传承，一代一代积累，一代一代丰富。”

　　东君说自己是个“杂”家，喜好杂，看书杂。“小说涉及到很多门类，不仅仅是讲故事，所以知识点杂，也是基础。小说家就要保持着好奇心、童心，否则就会失去想象力。”

　　当谈及小说的未来，在碎片化的网络时代，还有多少人喜欢看小说？慢条斯理的东君忽然有点小激动地说：“我个人认为，不是小说死了，而是读小说的人死了。那个在壁炉前围坐读小说的时代，是回不去了。”在这一刻，他的心里，会有一种怎样的悲凉？但东君仍然为小说而坚持，为文学而坚持。

　　常年的写作，东君落下了许多职业病。他慢慢在改变晚上写作的习惯，但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习惯，他已经上瘾，并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