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青红》，讲一群上海知青带子女归根的故事。片中俩女孩登山远眺，其一道：“上海怎么样？真想去看看。”流落在外的“第二代”，梦想着上海的繁华、时髦、遍地黄金。《青红》的英文名字，正是Shanghai Dream。

　　相比《花样年华》和《色·戒》，《青红》不直接描绘上海，而是聚焦异乡上海人，他们鬼鬼祟祟围坐着，商议永不能实现的集体逃离。他们骂架，打孩子，反复教训子女：“你是上海人!”……“触心触肺”的逼真，让人无法否认：对，这就是上海。

　　上海不在遥远彼处，恰在青红们身边。上海由上海人的势利、排外、市井、琐碎构成。作为“Shanghai Dream”重要元素的张爱玲，一直被误读。她笔下的上海，华彩霓裳皆浮影，真正的灵魂，是现实冷酷的行事法则。《倾城之恋》第一句：“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这拨快了的钟，刹时将读者推入上海的坐标。

　　上海人势利，但最歧视的，不是穷，而是“巴”。“巴子”是比“瘪三”更损的沪骂。作为“上海指南”的《长恨歌》，写老克勒和旧社会闺秀。落魄，过气，照样将自己打理得山清水秀。穷而不巴，最有品位。品位是上海的精神追求。安妮宝贝抱着哈根达斯流泪，卫慧告诉读者她的内裤是CK。她们很上海，她们的忧郁和情色，符合这个城市的趣味。上海只有小资，没有文青。

　　上海人把有品位的表象争奇斗艳给别人，回到家，外套一脱，皮包一挂，就是另一种居家形态。上海的小市民，是亭子间出来的小市民，是半尺杆头相扰的小市民。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某某打老婆了，某某孩子不及格了，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几天。清晨，各扇门后走出刷洗马桶的女人；傍晚，放学的孩子歪戴红领巾，趁被父母寻着之前，在口袋里藏好汗津津的脏手，飞奔回家。空气中有固本肥皂和炒鸡蛋的气味，顺着弄堂走，是掉漆的朱门、玄色的机制瓦、褪色的清水红砖墙。沿陡峭的木梯上行，双开间的楼层后部，隐匿着窄小的后厢房和亭子间，瓦顶上掀出一扇扇小天窗。

　　《长恨歌》开篇大段风貌描写，其冗长迂回为人垢病。然而，作为一本上海人写上海的野心勃勃的书，仿佛不如此无法开场。“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是上海的细胞，就像小镇是美国的细胞。如果有一个上海的福克纳，他的所有故事，必然发生在一条弄堂，而非宝贝们昼伏夜出的酒吧，或者穿棉布衬衫的午后咖啡馆。

　　“上海制造”的标签牌，大多出自异乡造梦人。大导演如张艺谋、王家卫，镜中的上海也失真。粗犷的山东大妞巩俐，怎么都摇不到“外婆桥”。张曼玉胜于秀美，失之华丽。华丽不属于上海女人。她们对美不偏执。在冲向看中的衣服后，第一举动往往是摸捻衣料，翻看线脚。

　　很“上海”的新天地，是上海弄堂的标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拆迁改造毁灭了弄堂的实体，却无损弄堂文化的根基。上海人的新公房，和旧民居一样逼仄。对于空间的焦虑，造就精致有余格局不足的上海性格，也造就敏感而奇怪的建筑想象力。作为当代建筑丑闻之一的中远两湾城，就是这种想象力的映证。这苏州河畔的城池里，邻楼的居民，几能隔着楼隙抛媚眼，说悄悄话，玩击鼓传花。从高架驶过，黑压压的水泥丛林扑面而来，让人不自禁联想《后天》，联想一只奥特曼怪物突耸出来。

　　所以上海梦，多是外乡人在做。梦需要空间，上海太拥挤了。如果上海人想做梦，会选择躲进他人营造的、某种被称作“上海”的情调。典型如“1931”风情吧，螺蛳壳般的空间被月历牌和留声机堆满。锃亮的玻璃门一关，就可以消费“上海”了。窗外灰扑扑的车辆行人，瞬间不复存在。是的，既然生活太现实了，偶尔做一场关于梦的梦，又何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