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当代文坛上是一个异数，在文学、艺术、音乐、影视、文化等领域常常发出“闪电”般的见解，照出时代的精神沉疴，构建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文化批评话语。这些年，朱大可独辟蹊径地探索中国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话的起源和流变，出版了颇具分量的学术专著《华夏上古神系》。就在读者还沉浸于他的神话研究迷宫之时，最近朱大可又写起了小说，《古事记》系列便是他关于经典神话传说的小说创作的一个汇集，该系列包括《字造》《神镜》《麒麟》三部作品，可以说它们集中体现了朱大可神幻创作的鲜明特点。

　　为什么转向写小说？相信很多人都想向朱大可请教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近年来说奇不奇却蛮好玩的现象，一些平时专攻文学文化批评的学者纷纷写小说。比如2016年初，于上世纪90年代由文学批评转向艺术批评的吴亮在《收获》首发长篇小说处女作《朝霞》，其内容与形式所具有的独特性随即引发评论界热议。同样，暌违35年之后，去年李陀以长篇小说《无名指》再次当起“小说家”，这部小说全文发表于2017年《收获》杂志长篇专号。而《上海文学》今年第8期刊登了李敬泽短篇处女作《夜奔》，偷塔的江湖客、出租车上痛哭的无名女，现代传奇携带纯正古典味道，侠气和诗意兼具，叫人称叹。而在去年，李敬泽“是散文、评论，是考据和思辨，也是一部幻想性的小说”《青鸟故事集》出版就引来八方瞩目，其文体创造展现的便是李敬泽如考古学家般穿行于博杂的历史文本的探索思究能力。因为此书，李敬泽去年新增了一个的身份“新锐作家”。

　　也许被人无数次提问，无数次回答，李敬泽对“为什么转向写小说”这个问题早已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所以，日前在朱大可《古事记》系列新书分享会上，李敬泽直接指出，这与今天我们高度的专业分工思维有关，很多分工分得特别明确，你是小说家，你是散文家，你是批评家，基本上差不多跟在工厂里你是钳工，你是管工，你是车工一样，都已经分得十分具体，于是如果有一天说当车工烦了转而钳工，则让人难以接受。

　　固化的专业分工思维，于小说创作而言，并不是好事。文学评论家操笔写小说，的确是挺有意思的事情，但也不是奇异的事情。小说创作本来贵在众声喧哗，贵在文体试验，贵在挑战叙事边界，贵在想象力阐发。李陀谈到他写作《无名指》最持久的动力时，坦言其实是一种冲动，就是他“想反着来——在写作的最基本的追求上，面对长时期以来流行的小说写作习惯，处处都‘反着来’，用一个不很准确的说法，就是在长篇小说写作上做一次反向实验”。

　　是的，假若我们真要为文学评论家写小说制造一个理由，无非就是“反向实验”二字而已。正如李敬泽所讲，这世界上没有“学者式的小说”和“批评家式的小说”这些说法，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小说：好小说或坏小说。因此，我们更不必坐等着看评论家的笑话，在惊慑于他们原有的强大的阐释话语权的基础上，去“反向”对他们的小说创作无的放矢。倘若这样，那我们就是大大误解了小说这种文体的革新内涵和精神。因为小说首先是一个吞吐巨大的容器，当不同专业、不同事物的蛛丝马迹和草蛇灰线在此间建立联系，发出杂音，方显小说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