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的州教堂山召开了著名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会上美国学者韦勒克作了奠定他一生在比较文学学术界威望的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挑战性发言。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内容与方法之间的人为界限；二、渊源和影响的机械主义概念；三、民族主义的、为本国文学评功摆好的强烈愿望。韦勒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却没有作出自己的回答。他只是强调“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一个确认的术语，指的是超越国别文学局限的文学研究”。然而，仅此一点已足以为比较文学在美国的发展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韦勒克的发言引起了空前热烈的反响。激烈的批评首先来自苏联。苏联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聂乌帕科耶娃强烈指责韦勒克“把民族性溶合于普遍性的世界主义”和只强调艺术作品“本身”的“狭隘的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聂乌帕科耶娃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比较文学应“揭示每一个民族文化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以深刻了解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确定它在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条件下发展的规律性，促进富于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真正体现了十余年论辩成果的是韦勒克本人写于1970年的《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和同年在巴黎出版的勃洛克的小册子《比较文学的新动向》。韦勒克强调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和政治界限的文学研究；它的目的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研究一切文学，因为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都有统一的一面，因而存在着从国际角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史和文学学术这一遥远的理想。1970年代以来，世界比较文学大体就是沿着韦勒克和勃洛克所提出的开放性方向发展的。

　　进入1980年代，比较文学趋于理论化的倾向十分明显。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厄尔·迈纳在1983年北京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上指出的：“近十五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是把文学理论作为专题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但是由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就是多中心和不稳定，当代西方社会再也产生不出稳固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权威，各种新理论产生的频率愈来愈快，持续的时间却愈来愈短。而理论的构造又多基于理论假设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创作实际或者仅仅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这种为理论而理论，在理论上兜圈子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至于东西方比较文学的探讨，近年来也得到了很大发展。香港和台湾的比较文学学者也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由于文学理论的层出不穷，每一种理论的出现都企图对旧的解释进行全面刷新，每一种理论都不满足于固守一隅，而要求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全面的宏观的概括，要求新的理论既能解释西方，又能解释东方。这就大大激发了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学的兴趣。

　　1985年8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巴黎年会上，75岁高龄的艾金伯勒教授以《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为题，发表了他最后一次在国际会议上的公开讲演。他对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给予很高评价并寄予深切希望。中国比较文学刚刚起步，充满生机。它没有纯理论演绎的沉重负担，而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深远传统，它正在走向世界，将以崭新的世界眼光重新评价中国辉煌的文学宝藏，从而使它对世界文学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并将清理全世界文学发展线索，弥补由于对东方文学研究不足而造成的整个文学“岩系”的断层。中国比较文学的觉醒无疑将对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伟大贡献。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出现则是1920年代末30年代初。1929—1931年，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新批评派大师瑞恰慈在清华大学任教，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如果不算鲁迅1911年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的《比较文章史》，“比较文学”的名目出现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清华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杨业治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

　　1940年代，由于战争的影响，许多工作都停顿了，但有识之士进一步看到“走向世界”对于振兴民族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在中国必须走向世界的理论中得到发展。

　　三、四十年代显示比较文学实绩的，则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诗论》和钱钟书的《谈艺录》。《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共同特点是寻求既能运用于西方文艺现象，又能适用于中国文艺现象的共同规律。朱光潜和钱钟书一开始就是“从国际角度从事文学研究”的。他们的著作为中国1980年代比较文学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是以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编》1979年在中国的出版为标志的。《管锥编》全面、丰富、完整地体现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最广阔，最开放”，最“无法归纳进任何科学或文学研究体系中去”的“边缘学科”的特点。全书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坚信“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对比较文学各个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管锥编》从各方面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与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理论偏枯”的倾向相反，密切结合中西具体艺术实践，总结出世界共同的“文心”和“诗心”，为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成绩。

　　继《管锥编》之后，北京大学的四位教授相继发表了四本重要比较文学论著：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在比较美学、诗、画、戏剧等交叉学科比较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季羡林在《中印文化史论文集》（1982)中，对中印文学关系进行了独到的探讨，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树立了榜样；金克木的《比较文化论集》（1984)着重研究了《梨俱吠陀》与《诗经》的比较，并论及“符号学”、“诠释学”在中国的应用，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与阐发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杨周翰的《攻玉集》（1984)则以中国文学为参照系统，重新解释莎士比亚、弥尔顿、艾略特等欧洲作家的作品。

　　19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中国比较文学也正在逐渐走向世界，1982年三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世界比较文学纽约年会，并都提出了学术报告。在这样的形势下，举行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次荟萃精英，展示成果，切磋学艺，交流心得，以图更大发展的大会已是势所必然的事了。

　　中国比较文学的新起点

　　1985年10月29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深圳大学召开。这次大会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现状的一次巡礼，同时，也是中外学者的一次学术交流。在会议收到的121篇论文中，首先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比较美学和比较文艺学所取得的成就。近几年来，我国对于世界范围内各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也是势所必然。会议论文中还提出，要进一步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美学，必须坚决抛弃日丹诺夫式的苏联教条主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站在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高度看问题，迎接当代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的新挑战。我国比较美学和文艺学的进展还表现在对许多过去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新结论。

　　深圳大会的第二个成就是在长期存在分歧的有关比较文学的定义、范围、方法等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目前一致的看法是：“比较”是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都经常用到的方法，不能用它来区别一个学科，况且比较文学除用比较方法外，还大量采用归纳、演绎、描述、阐发、综合、反证等不同方法，有时甚至根本不用比较的方法。

　　最后，还应提到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某些薄弱环节，在这次大会上都有了新的增强，特别是东方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更为凸显。在这次大会上，少数民族文学第一次大规模登上了比较文学的讲坛。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无论对于文学本身或是对于发展各民族的友谊都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交叉学科（科际整合)”研究的迅速发展使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得到了特殊的关切。这大概是由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在会上所说的诗歌、小说面临着电影、电视的挑战，而“文化”在我们所处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又有着特殊意义的缘故。此外，有关中西神话比较研究的论文也有许多创造性的突破，其中有些文章已属于总体文学研究的范围。

　　报告最后建议“中国是否可以考虑开展对20世纪八十多年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及其在中国被接受状况的研究”，不仅注意“X作家在Y国”，而且也注意到在一个特定时期内“X国文学在Y国”这样的论题。这次会议既展示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又检阅了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活跃而敏锐的思维能力、年青化的比较文学研究阵容，以此为标志，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