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散文集《山河袈裟》2018年获鲁迅文学奖后，今年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又推出了最新的散文集《致江东父老》。该书上市之前，湖南文艺出版社开启网络预售，预售3天，就进入了当当新书榜前列。

　　除纯文学创作外，李修文亦涉足影视创作。他曾担任48集电视连续剧《十送红军》编剧，担任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监制。而在《致江东父老》这本散文集中，李修文也在部分篇目中写到了编剧路上的酸甜苦辣，读来令人感慨。

　　李修文《致江东父老》武汉分享会

　　10月7日（周一）下午2：30-5：00，李修文《致江东父老》武汉分享会，将在位于东湖的时见鹿书店举行。在此之前，楚天都市报记者就新书专访了李修文。

　　江东父老不是别人，是我曾有缘遭逢、贴近和采访的那些人们

　　记者：我们知道“江东父老”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为什么选择用“致江东父老”作为散文集的名字？

　　李修文：江东父老不是别人，无非是这一场尘世里我曾有缘遭逢、贴近和采访的那些人们，忽而相见，忽而别离，但我想，在写作上，在对他们的诚实上，我仍然是那个就算狼狈不堪也依然听命于他们的江东子弟，这里的确有以项羽自况的意味，但似乎也并不无耻，毕竟，项羽是楚人，我也是楚人，再往源头上去，屈原也是楚人，某种荆楚遗风，某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某种带着激烈、幽玄与哽咽的视死若生之气，我相信它们既在我的生涯里，更应该出现在我的笔下。

　　记者：“天下可爱人，都是可怜人；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似乎是这部散文集的主旨？这与《山河袈裟》表达的，也有一脉相承的，对他人怀有深深的同情，因自己也是置身于不可控的命运之中，自己也是这千千万万可爱人可怜人之一？

　　李修文：我并不自恋，反倒常常觉得自己的无趣，所以，在《致江东父老》里，我似乎并没有写下太多的“我”，而是更多地去写了那些世上的人，“我”当然也在，但更多的时候都不在，一如我在序言中所写：“我要变得更加沉默，不再执迷一己之力的奔突之声，而是拽紧了你们的衣角，跟着你们去世上，由此，让浮泛的变成实在，让自诩的托付变成一场不闻不问的盟约。”

　　记者：《万里江山如是》这一篇似乎与其他各篇特别不同？

　　李修文：这一篇是我在本书所有内容中最后写完的一篇，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写它，但是，一想到这本书即将完成，矫情一点说，我竟然生出了浓重的眷恋不舍之感，不自禁地想起了“江山父老能容我”这句话，是啊，我所眷恋不舍的，除了“父老”，还有“江山”，因此，过去生涯里经历过的诸多场景在霎时之间浮上心头，我便生起了为那些曾经接纳我、容留我的江山风物写一篇文章之意，这篇文章全凭本能和直觉完成，算得上是一意孤行而不管不顾，它和别的篇目看似不同，但内核里实在也是一致的——我不过是将“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之心安放在了河川草木身上。

　　恕我直言，对待散文，我们的胆子太小了

　　记者：散文集中写到的这些故事都是你真实经历的吗？有些篇章当中有些经历能看到你个人的影子，但有些经历又相当的奇特，像是小说。比如老秦与观音像，父亲为女儿寻找苹果花等。

　　李修文：我不断表达过自己心目中的真实感，我以为，它既包含写作材料的真实性，也包含个人主观感受的真实性。唐传奇、明清笔记里有许多文章都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今天读来，这些文本最能触动我们的，恰好是美学的真实。

　　我会像你们记者一样去采访我的写作对象，甚至跟他们一起生活，每隔两年去见一次我要写的人，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写作的目的就是要纤毫毕现地去恢复他们的人生面目，他们要经过我的描述，才能真正走到世人面前，才能在作品中成为一个“个人”，这就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和意义。

　　所谓小说感，它们其实是被我有意为之，在《致江东父老》这本书里，有时候我会动用小说手段，有时候会使用口述史和书信体等等形式，这无非是说明，我希望我们的散文应该重新出发，去触摸一种能够尽可能承载我们更多审美感受的生命力，但是你知道，真正的生命力在出现之时，往往意味着冒犯和不安全。

　　李修文《致江东父老》

　　记者：你的散文打破了过去一般散文的文体，这是你有意为之，还是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李修文：如前所说，我是有意为之，写作之前，当我念及要写的东西，一旦发现了那种近似于新闻意义的真实，我反倒会如鲠在喉，一再要重新到细节中去寻找它们的暧昧、幽微和难以界定之处，只有找到了这些，似乎一个真实的“我”才能安放下来，“我”才能真正做到和写作材料之间的比翼双飞；许多时候，当我们去检视那些新闻意义的真实事件，模仿、被暗示、“影响的焦虑”，无不尽在其中，也就是说，当所谓真实事件里的主人公展开了行动，他所置身的事件本身也可能是一场虚构——对，这就是我对“真实性”的认识。

　　记者：你认为散文应该有一定的文体规范吗？

　　李修文：关于散文的文体规范，我们得知道，“散文”这两个字在中国出现一百年都还不到，这么短的时间维度，能当得起一个文体概念，这么确定无疑？我极其同意李敬泽老师的看法，就是我们要重新回观中国人自己的“文章”传统，在这个传统里，它装得下一切今日里壁垒分明并且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文体。恕我直言，对待散文，我们的胆子太小了，你看看昆汀的《无耻混蛋》，在这部电影里，他胆大包天，公然与常识和历史为敌，宣称希特勒死在了犹太人的机枪之下——这是一个艺术家正当的霸权，它也毫不可笑，相反，在今天，应该至少有一小部分散文家去像昆汀一样胆大妄为。

　　任何一个内心有标尺的作家，终其一生都要和严重的无意义感做斗争

　　记者：《猿与鹤》《恨月亮》等能看出曾经一段时间你对自己的严重怀疑。这段时间主要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李修文：这段时间持续了十多年，主要是在我写完两部长篇小说之后，真是一个字都再也写不出来了。没办法了，想起自己喜欢影视剧，喜欢戏曲，也就出门到处跑，跟着一个个的剧组去干活，但是，又几乎没有干成过一个活。那些年，影视界特别乱，好多项目听上去都是花团锦簇，没两天老板就被抓了。我经常是投入了半年一年，很快又被人家找个理由就扫地出门了，他们找的理由很简单，对付一个文人也最有效，无非是：你没有干这个的才华，你写的东西不行——你听完这个理由还不吓得赶紧就跑？时间就这么一年年蹉跎过去了，自我怀疑也就一天更比一天严重了。

　　记者：这样的怀疑与苦闷现在还会有吗？

　　李修文：我想，任何一个内心有尺度有标准的作家，终其一生，都要和严重的无意义感做斗争，并且尽可能地站住挺住，所以，迄今为止，我仍然深陷在这样的怀疑中，今天的我，无非是学会了面对这种折磨时的轻看自己和强颜欢笑。

　　记者：2018年你当选湖北省作协主席，这之后作协相关重要活动，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你。相当于你要把相当大一部分时间，用于行政工作，那么你的写作主要在什么时间进行的？现在的写作状态和过去，是不是大为不同？怎么平衡时间？

　　李修文：写剧本有个好处，就是内心再脆弱，你也得必须遵从别人的时间管理，那些年里，我趴在河滩上写过东西，半夜里被叫醒写过东西，甚至在大佬们的酒局上写过东西，所以，我现在几乎可以做到：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所，只要想写就能马上开始写。担任作协主席，对自己的创作精力当然有影响，但影响也没那么大，我父亲就跟我说过：你再忙，忙得过欧阳修，忙得过苏东坡？（记者 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