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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恩·福瑟:写作就像是一种聆听的过程

阅读:362 次 作者: 来源:《花城》杂志 发布日期:2023-10-07 18:51:08
基本介绍:一起问道文艺网分享的文学作家人物采访报道。

约恩•福瑟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5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挪威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揭晓获奖者时说,福瑟获奖是“因为他的创新戏剧和散文为不可言喻的事物发出了声音”。(“for his innovative plays and prose which give voice to the unsayable.”)

  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中说,福瑟用尼诺斯克语(又称新挪威语)创作了丰富的戏剧、小说、诗集、散文、儿童读物和翻译作品。他将挪威当地特色用现代主义技巧展现出来,作品充满温情和幽默感。福瑟是当今世界作品被演出次数最多的剧作家之一,同时他的散文也越来越受到认可。马尔姆表示已与福瑟电话联系并告知了获奖消息:这位作家正在乡村道路上开车,并承诺会小心开车回家。福瑟回应表示,“我不知所措,而且有点害怕”“我认为这是对文学的奖励,首先是文学,而不是其他考虑”。

  约恩•福瑟,诗人、小说家、剧作家。1959年9月29日,出生于北欧国家挪威西海岸文化名城卑尔根以南的小镇豪格松德。1983年,24岁的福瑟以长篇小说《红与黑》(Raudt, svart)问世。1987年,福瑟在卑尔根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这一年他出版了第四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中篇小说《血石》。1994年出版了首部戏剧《不离不弃》。他创作了包括长篇、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和戏剧在内的大量作品,作品被翻译为超过40种语言。2002年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戏剧奖。2003年获挪威艺术理事会荣誉奖。2007年获法国国家功勋奖章。2010年获国际易卜生奖。2015年凭借中篇小说三部曲《警醒》《奥拉夫之梦》和《困乏》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有人将至》《秋之梦》等剧作已被译为中文。

  写作就像是一种聆听的过程

  记者:

  您笔下的角色大多被困在一个“无名的空间”(non-space)里,他们似乎都戴着能够代表任何人的面具,传递着一种疏离、超脱的感觉。为什么您的大部分角色都没有确切的名字,而仅仅用“他”、“她”、“男人”、“女孩”一类的指代?

  福瑟:

  对我而言,写作就像是一种聆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就从我的笔下流淌出来。我坐下、倾听,我书写听到的一切。在我动笔之前,我对整个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毫无概念。那是很棒的经历。我探入了未知,并带回了某种曾经未知的东西。我必须坦诚,在我相当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就形成了这样的风格。

  我一直不喜欢在写作时使用确切的名字,无论是在我的剧作还是小说里。我认为名字会产生一定的限制性,一旦提到一个名字,无论是姓还是名,你也就透露了很多有关这个角色的信息,而这个角色也会就此沦为他或她的姓名的指代。

  另一方面,我也不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更像是一个“存在主义”或“极简主义”的写作者。我的写作都是关于生活的本质,最基本的情感、最本质的处境。那是对这些本质元素的探索,通过一种文学的方式,我的方式——只有我才能看到或书写的方式。

  假设我必须要为我的角色起一个名字,我只会使用一个名字,没有姓,最常见的名字,或是最少见、最古老的名字。我经常使用阿斯利和阿莱斯这两个名字。挪威人中有叫这两个名字的,但很少见。

  记者:

  “孩子”和“大海”似乎是您写作中不断出现的两个主题,为何您会如此钟情于这两个主题?在北欧文化中,自然是否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您是否认为北欧文化对您的作品产生了影响?

  福瑟:

  你的观察是正确的。“孩子”是我写作中一个重要的、经常出现的主题。我真的不知道原因!我只是尽可能真实、完善地去写作。“孩子”和“年老的女性”都是我笔下经常出现的形象,还有某个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人。

  我是在挪威峡湾边的一个小城镇长大的。这样的成长经历,眼前的峡湾、身后的山脉,渲染成了我生命的底色。我从中习得了自己的语言,由这片景致所孕育的语言。我以为,这片我在其中生长的土地,存在于我写作的每一行字里。尤其是大海,每个意象都与大海有关,峡湾、海洋、船,还有水和雨。

  记者:

  在您的作品中,空虚和意义似乎是一对始终存在的对立概念。用您自己的话来说,“意义是种奇迹”。您是否认为,观众在观看您的剧作时,试图从中寻找太多的意义?比起舞台上真正发生的行为,他们或许在从中寻找隐含的潜台词,以为那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福瑟:

  在小说里,你只能运用词语,而在戏剧里,你可以使用停顿、空白还有沉默: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东西,一种启示。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的剧作又很简单,因为它们都与人类的基本处境有关。而一出戏所遵循的严格的体例,以及它的“极简性”,都赋予了导演和演员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我的剧作因而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去演绎。

  在我看来,我所写作的部分就像是一种情感的框架——几乎是一种色彩,或一种声音,一旦由一个演员演绎出来,它就因而焕发出人性的力量。或许这就是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抵达如此遥远的地方,并在每一片土地上演的原因。

  是的,当我想到人类得以理解并发现“意义”的能力时,我都感觉那是种奇迹。什么是意义?我们如何能够理解一首诗的意义,或者,以自然科学为例,发掘自然的“意义”?

  然而,一旦回到最本质的有关存在的问题时,我、你,或者人类,我们为什么会存在,或者为什么某样事物会得以存在,而非一片空无?我以为,人们能够就此给出的仅有的答案都是矛盾的、毫无意义的,以我们有限的言语绝无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或许,最好的谈论某件事的方式就是沉默,单纯的空白——沉默所能传达的或许也是最准确的。

  记者:

  在您的作品中,似乎一直有关于现实社会的指涉,例如乡镇与城市的隔阂、等待着孩子造访的父母、无处皈依的失落感,这是否与您在大学时修读社会学的经历有关?

  福瑟:

  我从学习社会学的这段经历中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我发觉用“实证主义”的方式去看待人类会使我们沦为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对象,能够通过自然科学得出的方式加以分析和理解的对象。但人类并不等同于一个对象,人类首先是一个灵魂,一个内在的心灵。无论是“意义”或是“无意义”,都归属于这个灵魂。

  尽管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戏剧还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模式,至少是在表达着与这些关系相连的情绪。社会学所难以阐释的东西(那些东西事实上根本无法被阐释),即使是一出优秀的剧作也无法阐释,但后者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得以参照的模式。由此,通过戏剧,我们能够了解社会关系中的某些动态和张力。

  坦白说,我的写作中的社会关系多少都与我自己的经历有关,尽管我从来不是以一种自传化的方式去写作。

  学生时代,我放弃了社会学,转而研习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如今,我又转向了基督教信仰,成了天主教徒。

  记者:

  您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您从未跟任何一个导演合作过。既然如此,您如何信任那些演员和导演进入您的戏剧世界?您对媒体主导的当代戏剧舞台又有何看法?您认为当代戏剧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突破?观众怎样才能不那么传统?您心目中理想的戏剧演出是怎样的?

  福瑟:

  在我写作第一个剧本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去控制我的每个剧本的创作了。要是我那么做了,我就毁了那个创作过程。我需要自由地写作,因此我当然也会把创作的自由赋予其他的艺术家、导演、舞台设计师和演员们。要是我试图控制每一出根据我的剧本改编的剧作,大概只会让我自己崩溃:我的剧本已经上演了超过一千次!

  唯一能够赢得观众的方法,就是制作杰出的戏剧作品。

  记者:

  几年前您曾到访上海,参加《有人将至》在中国的首演。您提到,中文版的《有人将至》完美地(甚至更好地)阐释了对您写作本质的理解。您能谈谈东西方文化在这部剧作中产生的碰撞给您的印象吗?中国当代戏剧又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福瑟:

  我对中国当代戏剧一无所知。不过,当然了,我看了《有人将至》的演出。在很大程度上,戏剧语言是无需语词的语言,或者说,那是一种静默的语言,动作,或者动作的缺失,声音,以及演员的个人魅力,这些才是最具表现力的东西。我感到这个版本对我的写作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

  作为一个剧作家,总要面对一个矛盾的处境,你的写作必须能够以所有无需言语的方式来呈现。你必须设法做到这点:那些没有被说出的东西仍然能够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正如之前提到的,我的剧作是极为精确、严格的,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版本完美地呈现了这种精确性,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恰如其分。是的,每一个细节!正是这种精确性构成了这一出戏,尤其是这一版的舞台呈现的框架、它内在的逻辑,或者其他你能够想到的东西。

  记者:

  您一向被称为“新易卜生”、“新贝克特”,也已经连续几年以很高的赔率入围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您是否曾感到这种期待造成了负担?

  福瑟:

  是,也不是。好些年,我一直往返于各地,观看我的剧作上演,接受各种各样的采访。最后这些事情变得令我不堪重负,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不再到处旅行,不再喝酒,专注于我的写作,还有我的家庭。

  但我的作品源自我内心的某个隐秘之处,而非受到成功或失败的左右。

  我不怎么喝酒了,我是说现在。我现在的野心,是七十岁的时候再添一个孩子。

  记者:

  除了剧作家的身份以外,您还是一个诗人和小说家,甚至还创作了不少儿童文学。您认为这些文学形式间存在何种区别?哪种类型是您最钟爱的?

  福瑟:

  毫无疑问,我最为人所知的身份还是剧作家。我的剧作是被翻译最多的作品。但面对戏剧世界,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边缘的外围人士。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已经出版过小说、散文和诗歌集,但我并不经常上剧院,写过的几个剧本都是奉命而为。近二十年里,我几乎都只在创作剧本。但随后我感到自己写够了,于是又回到了自己起步的地方,又开始散文的写作。如果一首诗突然涌进我的脑海,我当然也会把它写下来!当我在写作散文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戏剧创作的冲动。

  但最能传递我写作的本质和精髓的,或许还是我的诗歌,但它们却是最不为人所知的,无论是在挪威还是在国外。

  约恩·福瑟(Jon Fosse,1959年9月25日-),出生于挪威海于格松,挪威小说家、剧作家,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83年发表个人首部长篇小说《红,黑》。1994年出版了首部戏剧《不离不弃》。他创作了包括长篇、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散文和戏剧在内的大量作品,作品被翻译为超过40种语言。2002年获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戏剧奖。2003年获挪威艺术理事会荣誉奖。2007年获法国国家功勋奖章。2010年获国际易卜生奖。2015年凭借中篇小说三部曲《警醒》《奥拉夫之梦》和《困乏》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北京时间2023年10月5日,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约恩·福瑟,“表彰他的创新戏剧和散文,为难以言喻的事物发声”。(记者 杨懿晶 黄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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