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青年作家，1998年生于重庆黔江石会镇，第五届重庆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曾就读于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作品主要发表于《北京文学》《作品》《汉诗》《星星》《广西文学》《滇池》《飞天》《山东文学》等刊物，被多种文学选刊转载。

　　上游文化：你是怎么走上创作道路的？是否存在着一个很明显的契机？

　　刘佳：其实，早期的文学创作完全是出于偶然，我是从大三开始进行创作的，想着既然读了文学院，还是该写点东西出来，就像来到重庆就该吃吃火锅似的。

　　我认为文学是一个既不挣钱也不专业的专业门类，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一个着名观点就是“文学院不培养作家”，这是由于高校文学院的传统培养模式与文学创作实践存在差异，所以我在文学院能“励志”于成为作家，无疑是个“逆行”的选择。

　　环境也催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我在大学里接触到了次仁罗布、尼玛潘多等作家，次仁罗布是我们学校的驻校作家，而尼玛潘多是我的师姐，加上时任文学院书记的李伟团老师也专注于文学创作，因此经常会有作家来学校举办文学讲座。这种身边人写作的氛围，让我对写作产生了极大的欲望。我非常喜欢次仁罗布老师的《杀手》和《放生羊》等作品。

　　上游文化：创作环境有了，你的创作冲动也有了，那么，具体到作品创作上，你的创作灵感又是怎么萌发的呢？

　　刘佳：起初是创作短篇小说，和大多数创作者一样，早期创作灵感都来自故土，我创作了一些乡土小说，那背后的文化观念与传统令我着迷。毕业后我又到了广西，再一次远离故土，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文学的理解。在工作后开始创作关于工业文明、城市化以及女性困境的文学作品。

　　我比较懒，诗歌篇幅短小创作耗时短，所以其间转向诗歌创作，同时也恰在诗歌创作后才陆续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2021年我的首个作品发表在《飞天》杂志上。收到样刊后很激动，当时比较爱八卦名人轶事，得知苏童也是从《飞天》开始的，无形中自己给了自己很大的鼓励。要感谢《飞天》的编辑离离老师，在投稿邮件中我留的收件信息是有误的，他花了很大功夫才和我取得联系。就这样，我一直写到今天，将来也会继续写下去。《我在岛屿读书》是我这几年追过的唯一的综艺节目，也从中学到很多。

　　上游文化：从重庆黔江到陕西求学（编者注：西藏民族大学校址位于陕西省），再到广西工作，地域迁移如何影响你对“故土”与“异乡”的文学表达？诗歌《年初远行》中“女工”的漂泊感是否与你自身的迁移经历形成互文？

　　刘佳：地域迁移让我的情感更加丰富，与一个人长久地呆在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其实，那一组以女性为主题的诗歌，多是以我妈妈和我姐姐为写作对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经历都投射到了我身上。我妈妈是一个极其温柔又勤劳的女人，一辈子都在工地劳作。我无比敬佩我妈妈，但我不忍用温柔和勤劳这几个词就概括了她的一生，和她所经历的生活。我回忆起我妈妈就有一种愧疚，因为我在工作之前不曾理解过她。我姐姐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从黔江远嫁到了湖北黄冈，后来又去了浙江绍兴，我们见面机会非常少，我十分想念她，想念我的外甥，到现在我才见过他三次，以至于后面我不那么期待回家。面对空荡荡的房间，我整个大学生活都是这么度过的，因此我想要在一个地方长久地待着，也享受那种漂泊感。

　　上游文化：你提到“诗歌篇幅短小创作耗时短”而转向诗歌，这种“效率优先”的选择是否影响了诗歌的情感浓度或语言锤炼？从小说到诗歌的体裁转换，是否也会存在创作思维的断裂或者衔接？

　　刘佳：这是一个偷懒的行为。其实，每个体裁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我觉得诗歌是最具抒情性的一种体裁，很符合我这种有灵感才写作的人。追求效率其实不是真的追求效率，更多的是一种即兴写作。突然来袭的创作冲动我认为对诗歌的把握度会更好，因此不会影响诗歌的情感浓度和语言锤炼，这更多受到个人生活和阅读经验的影响。各种体裁是可以随时转换的，比如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写诗歌，诗歌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写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转换是对另一种体裁的写作有启发的，就像一种食物吃腻了就想换另一种食物。

　　上游文化：在你看来，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刘佳：现在文学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现实生活对个人与历史而言更像是虚构的，因此我需要保持丰富的情感和清醒的意识去感知自我，感知独特而微妙的真实生活。文学能让我做到这一点。这一点是很有趣的，现在很多人是生活在被人制造的生活当中的，逐渐失去了感知自己与生活的能力，世界到处是符号、是陷阱，我们无法形容这个世界，我们都逐渐变成了失语者。

　　上游文化：这几年来你一直在创作，那么你现在的创作灵感又来源于哪？

　　刘佳：这就不得不说到我的童年了。我走上创作之路，并不是因为童年的非凡经历与痛苦经历，也没有受到过多少书香的熏陶。我家世代务农，家里对我最大的期待就是能考个大学，是大学就行。尽管看起来要求不高，但我的童年最大的遗憾仍是没能好好玩儿，除了课本也没读过几本书，好像只买过两三本童话故事书装装样子。

　　不过，这些童年记忆仍然成了我的重要创作灵感之一，比如频繁搬家的漂泊感，从乡下到城市求学时的那种不适感与孤独感，一个不健谈的乡下孩子必将面临的种种难堪遭遇等，我都记忆犹新。从一定程度上讲，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属于过去的，过去的事多了，当再也逃不出一些事情的影响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作，在对过去的追寻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乐趣，如同梦一般，看似虚幻、神秘且亲身经历。这些构建了我的文学世界，我想那才是确定的如血液般注入我身体的真实生活。比如《城南旧事》，就成为了我最喜欢的国内文学作品之一。

　　创作的另一部分灵感来自社会事件。我有一个看新闻关注热点的习惯，每次看到令我感触的事件我都试图用文学的方式写下来，深度思考事件背后的逻辑，来表达我个人的情感与观点。

　　另外，文学创作离不开广泛的阅读与大量的创作经验，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我在读到好作品时能明显感受到我的文学疆域在一点点开拓，不管是从内容、思想、结构还是语言上。我在大二读完了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那时就有了这样的感觉。许多作家的确也从阅读中汲取灵感而创作出自己的作品。大量的创作经验实际是在训练，让思维更敏捷，思考更深入，形成个人的语言和叙述风格。“创意写作”课程就突出这一点，这也打破了“文学院不培养作家”的笑谈。

　　上游文化：你后来又接受过重庆文学院、鲁迅文学院的一些文学创作培训，这些专业的文学训练与你早期“偶然走上创作道路”的自由状态是否存在冲突？如何平衡“学院派理论”与“直觉式写作”？

　　刘佳：到重庆文学院、鲁迅文学院学习让我学到了很多类似于创意写作专业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觉得两者本身不冲突，并且存在内在联系，无非一部分是写作者个人具体的写作方式或者风格，一部分是对这些写作方式或者风格的分门别类。所以，很多创作者也在尽力避免理论家或者各种流派给自己过多束缚，就像近几年提出的“新南方写作”。很少有作家是为了“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去写作与之相应的内容，反而我们可以自由写作，创作者最主要的就是创作作品，不信奉任何主义、任何流派以及任何表达，都是变化的。

　　上游文化：你对文学创作又有怎样独特的理解？

　　刘佳：文学是一种没有范式的表达，是自由的开放的，我认可一个观点：也许正是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时候写出了伟大的作品。客观来讲，我们面对的世界是没有清晰界限的，文学的内核就好似一种你对它的感觉。

　　最好的写作状态是轻松舒适的，不过也因人而异，我就是等待灵感来了才写，过程会很顺畅，如果有卡壳就会停下来，再等一段时间再继续写。写作千万不要为难自己，不过适当保持写作状态是有必要的。

　　文学创作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创作自由不代表对自己的作品不负责，作品首先是自己的，发表过后又是读者的。不管是从读者还是从自己，所要传达的思想方面都要有较高的要求，纵然发表被看作是极其重要的事，但是保持文学风骨和文学的尊严更为重要。文学创作并不是一个讨巧的事情，我认可文学创作的质量，更多地取决于对文本的创新和对生活的理解这一类的看法，我曾听过东西老师对他自己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的构思，就展现了独特且奇妙的视角。他也举例说到彼得·汉德克的《骂观众》，朱山坡老师的新作《蛋镇诗社》也是极好的例子。

　　上游文化：当你将新闻热点转化为诗歌时，比如《永不凋零的夏日》中的工厂生活，如何避免“消费苦难”的争议？是否会与事件当事人沟通，或通过虚构手法模糊真实细节以保护隐私？

　　刘佳：这是我自己在玩具厂工作时的真实经历。有一段时间辞职后就去找兼职，便去了玩具厂，一开始我觉得那会是只用动手不用动脑子的活儿，后来没过多久我感受到了流水线工作所带来的恐惧。窗户是密封的，几个吊扇长时间发出轰鸣声，中午一个小时吃饭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下班。以前我很难想象整天都看不到蓝天白云的状态，说得更直接一点儿，就是我感觉自己失去了原本属于人才有的生活。“消费苦难”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但在我的文学创作上来讲就一点：我们需要看见、直面苦难，不要修饰逃避也不要为苦难赋予一些美德和意义，尽管我们在苦难背后不难挖掘出一些令人动容的品质或者精神，面对苦难我们需要改变，改变这样的现状，这才是进步。

　　上游文化：作家都是先有阅读，后有写作，从你的文字中我能感受得到，在你贫瘠的童年阅读之后，你还是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将你的阅读经历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刘佳：我的阅读十分杂乱，不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只读自己感兴趣的书，无法欣赏那些经典而不喜欢的书，其实这是一个不好的读书习惯。读书往往是一个提升自我审美的过程，应该涉猎各种题材、各个领域。我最开始也读一些畅销书，后来才慢慢读些经典，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卡尔维诺、马尔克斯、安徒生和罗伯特·弗罗斯特等人的作品。也喜欢挑一些像基约翰·麦家恩、曼波·贾尔迪内里、宫本辉等北欧、南美和日本的一些当代作家作品来读。近期又买了好几本由李以亮老师翻译的扎加耶夫斯基的诗集。国内作家像苏童、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我也很喜欢。我也会关注一些社会学、哲学和传媒学方面的书籍，像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就很有意思。艺术都是相通的，多看一些电影、欣赏绘画甚至是听听音乐也是好的。我对外国文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关注《世界文学》《译林》《外国文学》等杂志及其公众号，能读到一些最新的外国文学译作，了解到外国文学的创作趋势，包括《星星》《十月》等杂志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外国文学翻译栏目，这些是我琐碎日常中的主要阅读来源。

　　上游文化：想听听你当下的创作情况，以及创作困境？

　　刘佳：我目前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兼顾小说创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在文学与日常中如何去找到平衡点。之前在许多刊物上也发表过作品，不过的确也很难体现出个人创作风格，虽然发表不是我创作的目标，但换个角度讲发表是一个最直接的肯定，因此还是要尽量在各种文学杂志上多露露面。不过，我认识的一些年轻作家好像并不认同我的想法，他们并不追求作品的发表。大家各有各的想法和表达形式，也没必要达成一致。

　　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要走创作这条路的话最好是养成习惯，坚持写下去。也要借助各类媒体平台，像《诗刊》就开设了“数字诗界”栏目，从各种媒体平台发布的作品中选稿，《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草原》等杂志编辑都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现新人的经验，2023年，《北京文学》的编辑丁莉娅老师就这样发现了我，我也顺利在《北京文学》上刊。创作还要自信，在阅读与创作中总结经验，培养审美，文学不是谁说好就好，谁说不好就不好的事儿，各种理论说辞都不一样，不要被那些束缚住，我创作的绝大部分的诗歌、小说也是还没能发表的，但不一定没有价值。

　　我常用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来打趣，这是天才型的作家。如果不是也不要紧，晚一点儿也没什么关系，像汪曾祺，还有像王蒙先生一生都在持续创作，而且都写出了经典作品。

　　上游文化：你提到“很难体现个人风格”，是否尝试过通过跨文体写作、方言诗歌等特定形式的实验来打破瓶颈？例如，在《永不凋零的夏日》中用“复调式叙述”呈现工人群像，是否为风格探索的一部分？

　　刘佳：有过很多尝试，看到不同并且我也喜欢的作品风格时，我会模仿并改变自己的风格。很多文学作品都有体现出这样的群像写作，很多作家也是因此享誉文坛。对我来讲群像写作会使我的关注点更加集中，更深入地走进一个群体，走进生活，那些来自生活的间接经验很重要。

　　上游文化：现在文学发表的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你所说的，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被《北京文学》编辑所发现，那么这种“社交媒体平台投稿”模式对你的创作心态有何影响？是否会为了迎合平台偏好，比如语言的轻量化、主题的年轻化，而去调整你的写作风格？

　　刘佳：“社交媒体平台投稿”这种方式其实很早就有了，不时都有一些出圈的诗歌或者小说，只是没想到被看到的是我而已。这当然是一种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其实，目前杂志的发表风格还是比较单一，大概就是两种，看得懂或者看不懂的作品，加上杂志刊发的作品其实质量参差不齐。我很少看杂志，也有很多朋友提醒过应该看看目前的杂志方向是什么，可我没看，我认为还是要看经典作品，所以在创作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我会持续在社交媒体平台更新作品，很有趣的现象是那些作品风格多样，都有属于自己的受众，并且那种交流是平等的、真切的。

　　上游文化：文学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

　　刘佳：大学毕业后的生活是迷茫的，其间我做过企业文秘、流水线工人和乡村中学教师，长时间的迷茫会消磨一些创作热情。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思考、表达、与人交流大部分都源于文学创作，还认识了很多搞创作的朋友和老师，我们经常一起坐着喝茶聊文学，文学给了我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

　　文学也让我关注到了许多大事件，深深影响着我的创作和生活。

　　上游文化：你长期在外地工作和生活，但你的诗歌中仍有“解放碑”等重庆地名，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厚重”如何转化为诗歌中的意象？重庆地域文化对你的创作有什么隐性影响？你是否计划创作以重庆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刘佳：在2019年夏天，我随姐姐在重庆中心城区住了接近一年，那时我和姐姐有空去照母山坐坐、去解放碑的小吃街吃东西等等。那段时间是我最宝贵的经历。姐姐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离开老家到了重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是逢年过节见面。后来姐姐结婚了，我时常怀念那段无法被时间磨灭的时光。姐姐在重庆生活工作的时间很长，我一度以为她会留下来，最后我俩都没能留在重庆。我没有特意把重庆元素融入我的创作，但重庆地域文化对我的影响毋庸置疑。我一直关注着重庆的变化，重庆人是勤劳的奋斗的热烈的，身处异乡之后才知道它有多伟大，我无比自豪。我想为自己的家乡留下一些东西，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一直都想创作一些关于重庆抗战那段历史、关于棒棒军的作品，此外就是我的出生地黔江，在武陵山脚下应该有我童年的故事。（访谈主持人：陈泰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