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派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已为大陆的读者所熟知，而作为诗人和散文家，尤其是他旅台期间作为著名的神州诗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却无论普通的读者还是专治文学研究的学者，都鲜有问津的。如果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将他早期的诗文创作和相关的文社活动联系起来做一番分析，则不仅有助于理解他以一贯的侠义精神而打造的武侠世界，而更为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他诗文创作中表现的中国想象以及这种想象由最初的受鼓励到最后的遭封杀，来探询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变迁。

　　——论温瑞安早期的诗文创作

　　作为新派武侠小说家，温瑞安已为大陆的读者所熟知，而作为诗人和散文家，尤其是他旅台期间作为著名的神州诗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却无论普通的读者还是专治文学研究的学者，都鲜有问津的。这可能与他当时活动的场域与大陆尚处于隔绝状态有关。但如果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将他早期的诗文创作和相关的文社活动联系起来做一番分析，则不仅有助于理解他以一贯的侠义精神而打造的武侠世界，而更为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他诗文创作中表现的中国想象以及这种想象由最初的受鼓励到最后的遭封杀，来探询1970年代以来的台湾和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变迁。

　　温瑞安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霹雳州美罗埠火车头，成长的年代正是马华族群受同化路线打压而中华意识强烈反弹的时候，于是拥抱母体的中华文化，担当传承的责任，就成了许多温瑞安那辈马华人的自觉选择。他报着这样的志向投入到文社活动中，以他的早慧，初一时就在身边集结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文学青年而创办了绿洲文社，其成员一部分成为天狼星诗社的基础，又一部分则追随他到台湾而创立神州诗社。神州诗社与以朱家姐妹为骨干的“三三”团体共同构成1970年代台湾文坛热闹的奇观。但与朱家姐妹如今成为台湾当红的小说名家不同，温瑞安却因“为匪宣传”的罪名而在1980年陷入牢狱之灾。其后辗转到香港发展，虽仍不时以诗人自居，而且也写下了不少的专栏文章，但更能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新派武侠小说家的称号。

　　温瑞安的早期诗文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抒怀，抒发他身处异域的恶劣环境中却坚持中华子民的文化信念；一类叙事，其中既有他与方娥真的恋爱经历，又有他与其他神州成员的诗文活动，这两类记述有很大的相通之处，他在处理个人感情生活时与参与文社活动的一样，不但都服从于捍卫中华文化的目的，而且表现出以江湖豪侠自居的家长风格，而第三类，即对想象中的神州风物的日渐沦丧的描写，则正是他铁肩担道义，带领一班义士豪杰以及一二红粉佳人仗剑行走，力挽大厦之将倾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