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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夏青青:尝试用作品展现对“人”新的发现

阅读:1106 次 作者: 来源:文学报 发布日期:2018-06-22 08:58:02
基本介绍:

  不久前,上海思南读书会召开了一场没有作家出席的作品讨论会。以 “述而之一”为名,主办方希望摈弃非客观的因素,站在评论家和读者的角度,真正全面地讨论一部作品的优劣得失。作为这一系列讨论会的开篇之作,五位青年评论家张定浩、黄德海、项静、木叶、李伟长与在场读者就青年作家董夏青青近期推出的小说新作《科恰里特山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1987年出生的董夏青青以冷静、从容的笔调赋予了边塞生活不一样的色泽,简约、节制、充满个人特质的语言和切近生活的书写也使这部作品成为近期国内青年作家创作中的特立独行之作。在多年的从军生涯中,她在漫长的行走和寻访中积累了大量素材,却并没有选择传统写作中对于边塞书写的宏大叙事框架,无论主角是士兵,还是普通百姓,在她笔下都被还原成一个个具体、真实、鲜活的人,有喜乐、有无奈,有辽远的希望,也有困顿和纠结的内心。接受专访时,董夏青青说,书里的很多人物都在反复试探自己到底如何看待当下的生活,“未来怎样安排自己、家人和这片土地的关系?他乡能否成为故乡?其间的犹疑、不安与矛盾在寻求一个确定的答案,又迟迟难以寻得”。在犹豫和矛盾之中寻求答案的不仅是她笔下的人物,也有她对于写作这件事的思考。“在我们被太多故事性题材决定论的小说捆绑或者绑架时,处在地理‘绝境’中的人的那些碎片化的生活,是否能在书写中呈现更深层的意义?”李伟长提出的问题,正是董夏青青通过这组短篇小说所希望探讨的议题。也许正如黄德海所言,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理解的层面去看待世界,而好的写作则打开了这一层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所谓的世界呈现出有时粗糙、有时细腻、有时温馨、有时寒冷的质地”。

  记者:对于许多人来说,边疆既是幻境,似乎也是离境——除了当地人,很少有人会将这里视为目的地和归宿。地理和文学意义上的宏阔辽远、风光如画,背后埋藏着的是复杂的情绪、纠葛的人生和如水而逝的时间,这对于所有背井离乡来到这里的人来说都很难例外。这种反差与矛盾,形成了《科恰里特山下》中一系列故事的创作背景。

  董夏青青:新疆有着磅礴壮丽的自然景观,深厚历史积淀的人文环境。但远离城市的边防一线的条件至今依然艰苦,《科恰里特山下》这本书里写到一些戍边军人,他们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通过接触会发现,以他们的年纪和能力,在内地城市混碗饭、过小日子很容易。然而,他们重视荣誉,看重这身军装,想过理想至上的生活。而当他们面对家庭,又发现很多事是需要金钱和社会关系来解决的。还有异地的爱情与婚姻,爱人遇到烦心事,仅仅需要一个拥抱或陪伴,可是这里的军人就是给不了,能做的就是找个没人的山头坐着发呆,再壮阔的景色落在眼里也是凄凉。有人笑称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这些戍边军人离家又何止三丈五丈?也有的家属,不辞辛苦带着孩子来到丈夫驻地,可丈夫天天在山上驻守或忙于机关工作,这期间家庭的运转还是只能由妻子一个人维护,要是碰上孩子处于叛逆期,学坏了,身为父亲就会深感愧疚与自责。想要荣誉没有错,家人和爱人想要美好安逸的生活也没有错。精力投入家庭太多,觉得对不起组织,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又觉得愧对家人,只好一面纠结,一面朝前走。

  书里的很多人物都在反复试探自己到底如何看待当下的生活,未来怎样安排自己、家人和这片土地的关系?他乡能否成为故乡?其间的犹疑、不安与矛盾在寻求一个确定的答案,又迟迟难以寻得。

  记者:从早期的《胡同往事》等作品开始,就能感受到你在写作中拥有一种很独特的“同理心”,那种浸入式的表达与描摹作为散文而言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力度,为什么在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却将自己的创作方式几乎推翻和重置?对年轻写作者而言,这是很难做到的。

  董夏青青:小学时我爱看《全国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认为那是唐诗宋词和小人书之外,中国最好的文章大全。初中时翻《鲁迅全集》某卷,虽不太懂,但已感到震撼。高中接触俄罗斯作家作品,对文学的理解又丰富了一些。这些年的写作一直跟着个人学习和悟性开发的进度在走,每个时间段对文学的理解会反映在那时的笔头上。“推翻”的是不够成熟的表述方式和语言习惯,而之前吸收到的会自动积累到下一阶段的创作中。

  记者:在写作过程中,三年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的求学过程也对你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与舞台艺术的呈现方式不同,剧本创作中有许多方面似乎也滋养了你的小说创作,如充满画面感的场景、叙事节奏的改编、对话艺术等。

  董夏青青:中戏的学习经历很珍贵。提问中说到的这几个方面对创作都很有帮助,还有比较重要的,一是老师很有耐心地教大家如何读懂契诃夫的好,在他的戏剧和小说的字里行间追踪“诗意”。再是老师们在课堂上常说的“你写的人物要说人话”,小说是虚构,但露出虚构的马脚就不好了。

  一位老师在剧本创作课上说,改变写作的习惯动作才是课程目标,而非出作品。他要求我们关注自己写作动作的改造,监控自己写作习惯的改变。学习期间,我将几篇小说重写或者改写多遍,对写作惯性做了校正。

  记者: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尽管书写对象的性格、经历、所面对的境遇千差万别,虽然未置任何评论性的语句,在冷静、客观、直白、甚至粗粝的勾勒中,这部类似“人物志”的作品里处处能感受到写作者对于戍边军人的敬意——他们身负着各自的无奈人生,但却共有着军人的脊梁和灵魂。这份敬意,是否也是你写作的一种初衷?

  董夏青青:是的,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事方式塑造了我的部分人生观。眼下最怕的事就是写坏了,不能充分展现他们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去年我从新疆到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科恰里特山下》这篇最早作为导师组的课后作业交给老师。其间指导老师提了几次修改意见,同学也给了建议参考,前后两个多月修改几十遍最终定稿。郑重地对待每一个写及他们的文字,也算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吧。

  记者:与之前的写作相比,《科恰里特山下》里刻画了许多军人生活中的日常琐事,在以往不少军旅作品中,这部分似乎是一带而过的,在你的作品中却成为最重要的主体构成。这让我想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少人的观念中,军人是“兵”,却忽略了他们首先是“人”。在你的书写里,似乎有意在这方面做开掘。

  董夏青青:盯着“人”来写,是军事文学的传统。古代有司马迁的《史记》,现当代从孙犁的《白洋淀》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无不是切入人的形象,贴着肉来写。

  大学之初,系主任在文学理论课上说“文学即人学”及“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他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向古今中外最好的文学书籍学习如何写“人”,以后用作品展现对“人”新的发现,告诉人们“原来有人是这样生存的”。古典文学课的老师讲屈原、司马迁,讲辛弃疾、岑参、杜甫,往往先讲述他们一生的故事,老师言词语调中穿透而出的精神力量,至今仍感震撼。电影学课上,老师给大家讲石黑一雄的《长日留痕》,讲阿兰达蒂的《微物之神》。后来我到新疆,老师推荐了安妮·普鲁的 《航运新闻》,这位作家的语言控制力和对“人”的描写也使我受益。

  虽然我在新疆,但一直在汲取很好的文学养料。记得刚来头两年,常收到社科院一位老师寄来的各类小说,他鼓励我虽身处边地,但文学眼界一定要高、要开阔。因此也不会专盯着大炮和冲锋枪,这么写讨不到太大便宜。

  记者:从很早就有中篇、长篇小说问世,到如今反而潜心以短篇小说的创作形式不断打磨自己的写作,在你写作中的这种“静气”,也许是写作者难能可贵的品质。

  董夏青青:2010年,在乌鲁木齐拜访一位作家老师。见面落座后,老师很客气,说看了我在《人民文学》发表的非虚构《胆小人日记》,不错。我随后谦虚了两句,说写得很稚嫩,不够好。老师听完一笑,说:“嗯,很多作家这么说,结果之后写的再没有比最早发的这篇好。”

  作者偶然写好一篇两篇是运气,一辈子按时写出好作品是天大的运气。我的“静气”其实是害怕,怕越写越坏、时好时坏,怕辜负手中的素材,也怕到头来,最好的就是之前发表的那几篇。所以总想写好一点,或者与之前相比,对人生有新的见解也好。文学体裁方面,目前短篇是我很喜欢的样式,希望能一直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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