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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上海抗战文化 “用笔作刀枪”的力量

阅读:1019 次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日期:2015-07-06 11:31:11
基本介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1000多公里外的上海也被卢沟桥的炮声震惊激怒,上海文化界随即“用笔作刀枪”,加入到抗战爱国的洪流中,申城成为了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张云、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陈青生甚至这样评价:上海抗战文化运动的活跃和繁荣,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中,也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嘉宾:
  张  云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
  陈青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喊出人民心底的声音
  解放周一:“卢沟桥事变”消息传到上海后仅一个月,即1937年8月7日,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公演,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保卫卢沟桥》有哪些特别之处?
  陈青生:消息传来,7月13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即动员会员集体创作《保卫卢沟桥》。剧本从酝酿到完成只有十几天时间,这是中国全面抗战时期出现的第一部多幕剧作。
  该剧始终贯穿着两条基本线:一条是突出表现中国人民要求抗击侵略者、收复失地、将入侵者逐出国门的强烈愿望,热情赞颂爱国军民奋勇抗敌的英雄壮举。另一条是愤怒谴责日本侵略军的强盗行径,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忍让政策。两条线的交织、发展,构成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鲜明主题,同时该剧强调卢沟桥战斗对于保卫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前卫意义,从而将局部的抗日斗争同全国抗战和民族救亡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此众多的作家、艺术家集体创作一部剧作,在我国戏剧创作中是少见的。该剧在当时的社会影响相当大:每次演出时,一到舞台上的演员喊出“把鬼子兵赶出去”、“我们要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等口号时,观众席上总是高声响应,剧场内群情激奋; 该剧预定的公演期满后,又应多方强烈要求,延长演期,直到8月13日“淞沪抗战”打响这一天。该剧在当时能引起轰动,以及我们今天认为这部话剧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其最重要原因,不在于该剧的艺术水平,而在于该剧的创作和演出体现了爱国、救亡、抗战这些当时中国人民的一致心愿和最强烈要求。
  烽火铸就精品力作
  解放周一:除了这部话剧,上海在抗战的烽火中也铸就了不少精品力作。
  张云:对,这是上海抗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救亡日报》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救亡日报》8月24日创刊,11月22日与上海读者告别,迁往广州、桂林等地继续出版,在上海共出版了86期。但这期间《救亡日报》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篇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伸张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正义立场; 树立日必败我必胜的坚定信念; 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 讴歌中国军队英勇抗敌的斗争精神; 凸显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等。报纸既记录了申城报刊自身的斗争经历及其政治立场,也作为“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
  除《救亡日报》之外,由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以短小精悍、文字犀利的政论、述评和战地通讯为主要内容,在当时是发行量最高的刊物之一;由茅盾主编的《呐喊》周刊、胡风主编的《七月》等也多受到读者青睐。
  再如在音乐、电影界,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民族的危亡、全民族抗战的悲壮以及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最强音。《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也是从上海起源传唱于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
  生死博弈不仅在战场
  解放周一:在激烈残酷的战争中,中共上海党组织当时在领导群众运动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策略选择上,提出要“抓紧文化界为工作中心”。为何要“抓紧文化界”?
  张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从上海特点来看,上海自近代以来,凭借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理优势,以及开放、多元、包容的城市文明内涵,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来到上海。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文化界与工人阶级联手,成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此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左翼文化团体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力地证明了上海文化界既具有浓厚的爱国热情和艺术良知,又内含革命激情和革命精神,这是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发祥地的特殊的社会基因。
  其次,从思想理念来看,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抗日战争的生死博弈,不仅仅在战场,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毛泽东曾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行动来源于思想,中共上海党组织实际上从抗战一开始就决定,“在城市中发展的第一个环节是抓着文化界”,“以此来加强与我尚无联系分子的影响”。
  再次,从组织基础来看,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共就在上海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宣部领导,由潘汉年任书记。1930年代初,在文委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负责具体领导各左翼文化联盟的活动。1935年8月,中共中央重新组建“文委”。全面抗战爆发后,“文委”仍负责上海抗战文化的领导,但直接出面的是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待到中共江苏省委重建之后,上海抗战文化斗争归其下设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直到抗战胜利。
  抓紧文化界作为中共在上海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中心,是顺理成章的基本决策,也是具有战略意义和长远眼光的明智选择。上海抗战文化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底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作出了特殊贡献,中共也在上海的文化战线中加强了党的统战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不断成长和成熟。
  二战中的独一无二
  解放周一:如何评价上海抗战文化在抗战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陈青生:说抗战文化意义重大,不是说谁看了哪部戏,就扛起了枪、上了战场。文化是整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的载体,抗战文化体现的是危亡时期整个民族的要求。
  从“九一八”到抗战胜利,14年间,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活动一直坚持不懈,成绩斐然。当然,各阶段的上海历史氛围有所不同,上海抗日爱国文化活动的存在方式、表现形态也有所不同。当时上海抗日爱国文化活动的一些成果,不仅是当时中国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有些还对中国抗战文化运动起到引领作用。例如,上海在1939-1941年间出现了历史剧创作高潮。当时众多作家从中国历史各个朝代去找抵御外敌入侵、反对投降的题材,通过话剧艺术形式借古喻今。《木兰从军》《海国英雄》《花溅泪》《梁红玉》《精忠报国》等等,就是其中代表。
  在全市沦陷阶段,上海还出现过喜剧创作热潮。可能会有人问,这么艰苦险恶的环境怎么还有人看喜剧?这乍看不可思议的现象,恰恰反映出文学对人的抚慰、激励作用。上海沦陷时期,上海民众直接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压迫,傅雷就称这是上海的“低气压时代”。喜剧好像黑云压顶时远方天际显露的霞光,欢笑不仅可以给困难重重的市民增添生活的希望,还蕴含了对于敌寇残暴统治的蔑视。这期间生活在上海的杨绛,就写过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
  所以,谈抗战文化的作用,我们只有了解那个年代,才能真正体会到她的价值。
  解放周一:上海抗战文化为什么会繁荣?
  陈青生:上海抗战文化的繁荣,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而上海抗战文化运动的活跃和繁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阵营中,也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法国、捷克、波兰、匈牙利、苏联等,都以文学艺术的兴荣闻名于世,但在整个二战期间,在这些国家的德军占领区中,没有一座城市出现过像上海一样规模宏大、长期坚持、成果丰硕、影响广泛的抗敌文化运动。抗战时期的上海抗战文化,是上海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的精神体现。上海文化工作者用文化艺术的方式、形态,为中华民族、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录,显示了中国文化顽强不屈的生存活力,显示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捍卫正义的高贵品格,也成为激励和鼓舞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最终夺取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记者 李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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