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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如何实现在蒙语地区广泛传播的

阅读:1407 次 作者: 来源:腾讯娱乐 发布日期:2018-06-28 11:04:51
基本介绍:

  19世纪初,《红楼梦》传入内蒙古卓索图地区,经过哈斯宝的翻译改编,以抄本的形式小范围传播。其后同一地区的尹湛纳希在创作上对《红楼梦》进行模仿,开启了蒙古族文人小说的创作。晚清时,阿拉善亲王塔旺布鲁克札勒在北京琉璃厂书肆购得一部《红楼梦》抄本,此书传与其子达理扎雅,由达理扎雅的福晋金允诚负责保管,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此即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传播,案例不多,但却开了《红楼梦》跨语种传播的先河,也是《红楼梦》研究史中值得关注的现象。

  一、翻译传播与评点

  大约从18世纪初期开始,蒙译汉小说大量出现,翻译采用的底本有满文、汉文和民间的说书故事。《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记载,蒙译汉小说多为历史演义、神魔故事,一些短篇的话本小说,如《今古奇观》也是翻译的重点。

  《红楼梦》问世于18世纪中叶,最初以抄本形式小范围流传。在蒙语地区最早的传播记录是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哈斯宝是19世纪蒙古族着名的文学理论家、翻译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红楼梦》研究者和传播者。他的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详,根据《新译红楼梦》所提供的线索﹐他大致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家乡可能是原卓索图盟(今内蒙古昭乌达盟或辽宁省西部地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是较早归附清朝并建立盟旗的地区。哈斯宝曾翻译过《今古奇观》,后署“嘉庆火鼠年正月吉日台吉哈斯宝撰”,他所编译的《七训书》后亦有“土默特右旗台吉哈斯宝”的署名,可知他出身蒙古贵族,是土默特右旗的台吉。哈斯宝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他的译文和评点是用规范蒙古文即所谓“古典蒙古语”写成的,翻译绝少舛误,文笔有独特风格,反映出他蒙汉文造诣之深。

  《新译红楼梦》以抄本存世。学者考证,目前存世的抄本,皆非哈斯宝手书,说明哈斯宝的译本在蒙语地区有一定的读者,并且传抄和阅读延续了较长的时期。据李福清《中国章回小说与话本的蒙文译本》一文,《新译红楼梦》乌兰巴托抄本附有序言,注明翻译于1819年,署名杭布。格日勒图根据内蒙古图书馆和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本的序言及哈斯宝译《今古奇观》后序,推测书序作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译着亦于是年完成。如果此说成立,则《红楼梦》在刻印本问世不久,即开始了跨语种传播,在蒙语地区有了阅读者和鉴赏者。

  《新译红楼梦》所依据的版本,也有不同的见解。亦邻真认为是“嘉道年间流行的程伟元乾隆辛亥(1791)刻本(程甲本)的某一种翻刻本” ,“可能是王希廉评本,或藤花榭本”。格日勒图认为藤花榭本的可能性较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哈斯宝的译文中看不见脂评本的痕迹,他所依据的底本是程刻本。他先是在阅读《红楼梦》汉语读本的过程中,产生对《红楼梦》的“欢喜爱慕”,称其作者“文思之深有如大海之水,文章的微妙有如牛毛之细,络脉贯通,针线交织”,并称自己是“只从井底窥测星宿”。“凡是寓意深邃,原有来由的话”,“都旁加了圈,中等的佳处,旁加了点。歹人蜜语,则划线标识。看官由此入门,便会步入深处”。在自己感受《红楼梦》文字之妙的同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深入欣赏理解;由此可见哈斯宝翻译和传播《红楼梦》的心理动机。

  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实际是作者对《红楼梦》的重新编写。他称自己因“学浅才疏”不能“全译此书”,便“摘出两玉之事,缩译为四十回”。 “此书便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未经我加批的全文本则是作者自己的《红楼梦》。”在哈斯宝的翻译和评语中,有大量的个人创作,可以说是对《红楼梦》的一次改编。从这一角度看,这一时期,某些蒙语地区对《红楼梦》的接受并非文本接受,更多的是对爱情悲剧与家族兴衰故事的欣赏。《新译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传播,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红楼故事”的传播。

  哈斯宝对《红楼梦》的译着,熔铸着个人的人生感悟。而哈斯宝的《红楼梦》批语在《红楼梦》的批评史上可称独树一帜。批评有序、读法、批语、总录,可见其对汉语小说和小说批评的熟稔。他在《新译红楼梦》第二十回回批中写道:“此种妙理,若问我是如何悟出的,是读此书才悟得的,是金人瑞圣叹氏传下的。卧则能寻索文义,起则能演述章法的,是圣叹先生。读小说稗官能效法圣叹,且能译为蒙古文的,是我。我,是谁?施乐斋主人耽墨子哈斯宝。”在《读法》中提出《红楼梦》的撰着“是因忠臣义士深受仁主恩泽,唯遇奸佞挡道,谗佞夺位,上不能事主尽忠,下不能济民行义,无奈之余写下这部书来泄恨书愤。”继承了汉语文学发愤着书的文学传统,又与《水浒传》解读中的“忠义”观相应。但他又认为作者“虽未能仕君,终不能象庶民一样声消迹匿。总会有知者的仁人君子,——于是有自悲自愧的顽石由仙人引至人间出世。你们虽然蒙蔽人主,使我坎坷不遇,但皇恩于我深厚,我至死矢不易志,——于是有黛玉怀着不移如一的深情死去。这一部书的真正关键就在于此。”以为爱情悲剧的背后,蕴含了深厚的命意。这种解读,也是人们对《红楼梦》的一种接受。

  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及其在蒙语地区的传播,经历汉语文本阅读赏析、翻译改编评点、抄阅传送的传播过程,传播的版本为程刻本,时间大致从19世纪前期至20世纪初。1975年,内蒙古大学蒙文系以内蒙古图书馆1867年抄本为底本出版了《新译红楼梦》的影印本。197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亦邻真译的《回批》的汉语版,哈斯宝的《红楼梦》评论也成为当代红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本阅读与创作模仿

  哈斯宝之后,卓索图地区出现了一个《红楼梦》的阅读群体,即尹湛纳希(1837-1892)、古拉兰萨和贡纳楚克兄弟。

  尹湛纳希是蒙古族近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清代蒙汉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他生于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北票县)的贵族世家,其父协理台吉旺钦巴拉是成吉思汗二十七代孙。尹湛纳希创作了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批长篇小说《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红运泪》等。其中,《一层楼》和《泣红亭》是蒙古族文学史中,最早由文人独创和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二书以璞玉和炉梅、琴默、圣如等人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反映了当时的蒙古社会生活。小说的结构和人物设置明显受到《红楼梦》的影响。

  在《一层楼》序中,尹湛纳希写道:“因发情思之重,一至续书旧梦矣。曩昔曹雪芹着《红楼梦》一书,予观其中,悲欢离合,缘结三生,论神明诲醒冥顽之道,嘻笑怒骂,表身百千,说菩提摩诃救世之法,新奇翻波,无穷缠绵合盘托出矣。故余敛彼等之芳魂,述吾心之蒙念,绘散花于短章,不设一丝绮语,濡墨挥毫,万言不可尽也”。与《红楼梦》“大旨谈情”可谓一脉相承。《一层楼》明序又说:“本书原无恶媳奸妾之弊,亦无家政内专之失,此其所以略不同于《红楼梦》耳。然琴、炉二人之心不殊钗黛,而璞玉独恋之意无异于宝玉。况因老太太、金夫人之议,两相分拆,至令璞玉至佳偶虚如望梅者,又何别乎贾母、凤姐之合谋而使宝、黛之良缘幻若画饼者哉?”进一步点明了本书对《红楼梦》爱情婚姻故事一线的模仿学习。主人公贲璞玉通晓汉学,追求爱情和个性解放。炉梅、琴默和圣如等也都有较高的汉学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寄寓了作者对汉文化的追慕和对蒙古族青年的期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才子佳人小说,贲府亦称忠信府,是当时蒙古族贵族家庭的写照。虽然二书最终是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悲剧终归变为喜剧,但却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也有较强的写实精神。他在创作上对《红楼梦》的模拟,开创了蒙古族文学创作的新时代。

  尹湛纳希精通蒙、汉、满、藏文,曾经创作中篇小说《梦红楼梦》(又题《三妙传》),书写宝黛二人暗中偷情之事,与《红楼梦》续书相似,格调不高。

  古拉兰萨的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译“红”和仿“红”之作。据额尔敦陶克陶《近代蒙古族着名文学家》和赵永铣《论古拉兰萨诗歌创作及其地位》,古拉兰萨的诗词中有六首译自《红楼梦》,分别是《题侍女》(贾雨村“未卜三生愿”)、《题明月》(贾雨村“时逢三五便团圆”)、《疯僧吟咏的诗》(疯僧对英莲所歌“娇生惯养笑你痴”)、《疯僧吟咏不雅之词》(《好了歌》)、《释不雅之词》(《好了歌解》)、《之诗词》(《青埂峰顽石偈》《题石头记》)。这些诗歌基本上出现在《红楼梦》的第一回,或许古拉兰萨有从第一回开始翻译的意图。但有学者认为,古拉兰萨的翻译,不如《新译红楼梦》准确、精炼。

  古拉兰萨的诗歌中也有仿红之作。《黄菊》、《白菊》二诗,似乎有《红楼梦》中菊花题咏的影子,《醒世歌》则明显沿袭《红楼梦》。其中写到:“野花盖满大荒,破砖旷野遍躺,倾破庭院空荡荡,当年曾作歌舞场。美人云集闪珠光,深闺飘溢脂粉香,院外红黄蟒袍人成帮。早穿旧衫心寒怆,晚着莽袍又嫌长,黄金家族贵公子,逃出朱门沦落烟花巷。千百奴仆满院忙,谁料定一朝散去全消亡。你方唱罢我登场,回旋翻转恰似巧把大戏唱。”诗歌之意明显源自《红楼梦》中甄士隐对《好了歌》的解释,同时,也融入了对蒙古贵族家庭兴衰的感概。古拉兰萨对《红楼梦》诗歌“自觉进行模仿”,开创了“民族诗歌新形式”。

  尹湛纳希的兄长贡纳楚克也是一位《红楼梦》的爱好者。他曾作有《读偶感》,其中写道:“知我者何以稀少,惟我倾慕赋诗稿,长梦奇闻谁曾知,红楼石头愁肠绕”。诗歌抒发自己在阅读《红楼梦》时惊奇而悲哀的感触,慨叹知音难觅,似乎有《石头记》题解“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意。

  尹湛纳希之父旺钦巴拉精通满汉文,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还是一位图书珍藏家,生前搜集了大量蒙、汉、藏、满文图书。从尹湛纳希兄弟三人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忠信府曾经藏有汉文版的《红楼梦》,兄弟之间互相传看,并受其启发,进行文学创作。古拉兰萨、贡纳楚克和嵩威丹精等人的杂记中也有不少录自《新译》中的诗句”,可知尹湛纳希兄弟或者读过《新译》。

  《红楼梦》在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忠信王府的传播,延续了卓索图地区《红楼梦》阅读的传统。同时也说明,在最初的翻译传播之后,《红楼梦》开始从艺术上影响了蒙古族的文学创作,对蒙古族长篇小说和诗文创作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抄本收藏与赏读

  除东部的卓索图盟地区外,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区也有《红楼梦》传播的个案,即“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收藏。《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亦称“蒙府本”、“王府本”、“脂蒙本”、“蒙古王府藏石头记”,原书藏国家图书馆。书共一百二十回,十二卷。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字迹不同,“显为后加补抄”。学者考察,《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回目来自于早期脂评系统,抄补的第五十七至六十二回的回目与后四十回回目均来自于程甲本。 “蒙府本”的侧批与“脂批”有明显不同,批评时间当晚于脂批。 “蒙府本”在所录底本和“墨笔侧批”两个方面均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是《红楼梦》抄本中比较重要的本子。

  阿拉善蒙古地区处于清代阿拉善政府所在地定远营,地处贺兰山北麓,是塞外重镇,有“小北京”之称。“定远营和王府中,市民的住宅和街道的布置上,均仿照北平城的样式。特别是西花园一带,在贡桑珠尔默特执政时期,建有荷花池”,还建有“开阔宽敞花园,栽种名花异草,培植各种果树,供作王公贵族游憩宴乐之所。”阿拉善蒙古正式入编清廷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阿拉善蒙古的统治,也采用了联姻的措施。清皇家与阿拉善蒙古贵族互相嫁娶,世代联姻,从未间断。“从康熙后期和罗理之子阿宝被指为皇家额驸之后,至清末,每一代扎萨克王都与皇家结亲,共七代人。”至1925年(民国十四年),塔旺布里甲拉之子达理札雅娶载涛之女金允诚。这种联姻制度,使阿拉善蒙古地区与京城的政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阿拉善王公在京城有府第,有的在京任职,姻亲之间亦互有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蒙古王公汉化的倾向日浓。

  关于“蒙府本”的由来,以往多以为是北京图书馆于于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现在可知,本书的收藏者是是内蒙古阿拉善卫拉特部第八代扎萨克和硕亲王塔旺布鲁克札勒(塔王),塔王购买这部《石头记》旧抄本的时间是“晚清时期”。其后人达王夫妇雅爱汉学,是内蒙古近现代史上对祖国对人民作出重要贡献的蒙古族历史人物。书由他的嫡福晋金允诚负责保管。

  塔王在世时,即经常住在北平。而据达王的女儿达锐女士回忆,她的父亲达王长期居于北京,亲人交流以汉语为主,基本上不会蒙语。母亲金允诚精通文艺,创作有大量诗词作品,因而能够跨越文化隔膜,赏阅作品。据家人回忆,金女士对此书非常珍爱,时常翻阅。

  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的收藏,丰富了《红楼梦》在蒙语地区阅读、接受与传播的记录。从塔王购买,到达王夫妇尤其是金允诚女士的阅读鉴赏,使《红楼梦》在蒙语地区拥有了女性读者,也有了抄本收藏的记载。

  四、《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传播特点

  以上《红楼梦》在蒙语地区传播的三个个案,包括文学翻译与批评、文本阅读与创作模仿、私家收藏与赏读,在《红楼梦》跨语种传播的案例中,均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总体上说,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蒙语地区《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以手录笔抄为主,传播范围有限。清代的蒙译汉小说大多以抄本形式存世,《红楼梦》也不例外。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未见刻本,现存的本子均为抄本。尹湛纳希的仿红之作,最初也是以抄本形式流传和收藏,知者甚少。至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才由开鲁蒙文书社出版。阿拉善地区的《红楼梦》传入文本亦为抄本,也未进行地区传播。

  这种手抄笔录的形式,限定了《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读者范围。就现有的资料看,《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读者,主要集中于蒙古贵族阶层,哈斯宝、尹湛纳希兄弟和达王夫妇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蒙古贵族。他们不仅是《红楼梦》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

  其二,蒙语地区《红楼梦》的传播与接受不具备商业属性,有非功利性的特点。

  蒙语地区《红楼梦》的阅读、接受,没有经过商业性的生产流通环节,也非由官方主导。清朝蒙古族的汉语水平大多不高,蒙汉之间的文学交流,需要一定的媒介。清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中均有译馆,蒙古文翻译科始于雍正九年(1731),最初由乡试、会试选择翻译官,但蒙古文翻译应试寥寥。嘉庆八年(1803)因应试不足停试。官方翻译的文字多为儒家经典、辞典等文献,通俗文学的翻译传播主要为民间自发。形式以民间说唱为主,内容主要是讲史和英雄传奇故事。随着蒙汉之间文化交流的加强,蒙古族文人、官员精通汉文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红楼梦》等长篇小说在文人中间有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受众较少,其传播并不具备商业化的条件。

  这种传播方式,使得蒙语地区《红楼梦》的传播具有较高的文学品质,无论是文学鉴赏批评还是仿写,都可称经典,收藏的版本也比较精良;但同时,它也限制了《红楼梦》在大众层面的传播交流。

  其三,蒙语地区《红楼梦》的传播以故事传播为主。哈斯宝的《新译红楼梦》以百二十回的程刻本为底本,翻译倾向于对爱情悲剧的演绎,并将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理解为正邪善恶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之无关的人物情节皆被减省掉。这样的改动,有利于《红楼梦》故事的跨文化、跨语种传播;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接受者对《红楼梦》文本的欣赏阅读。尹湛纳希兄弟接触过《新译红楼梦》,但从其兄弟古拉兰萨和贡纳楚克的诗歌创作看,他们读过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尹湛纳希的仿红之作,接受的亦是《红楼梦》的爱情主线,而其《一层楼》、《泣红亭》中的“团圆”、《梦红楼梦》对宝黛“偷情”的描写,亦可看出作者对爱情完美的向往。

  值得关注的是《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虽然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抄手显然不同,但全书情节完整,可以看出收藏者对《红楼梦》故事完整的重视。在百二十回刻本已经流行的情况下,《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以抄本的形式流通,一方面体现了王府对精良版本的收藏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购买者完整阅读红楼故事的一种心理需求。

  这种故事传播在蒙语地区并没有达到大范围的普及。对普通民众而言,宝黛钗之间朦胧的感情发展、大家族的兴衰聚散,与蒙古民族自身的爱情表达和社会形态有一定的隔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红楼梦》故事在蒙语地区的普及。

  其四,《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传播与汉语的接受水平有密切的关系。《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的古典诗词,同作品的情节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起到了预示故事结局、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作用。翻译成其他文字时很难达到完美的境界。

  就现有的资料看,《红楼梦》的阅读与传播个案,无不与阅读者的汉语水平相关。当时内蒙古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与哲里木盟因离京都不远,居于中原边界,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出现了许多蒙汉精通的学者。《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传播,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出现的。

  可以说,《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传播,影响了蒙古族的知识阶层,也影响了蒙古族文学史的书写。但与汉语地区的“红楼热”相比,《红楼梦》在蒙语地区的传播与接受还是相对冷落。《红楼》隔“语”相望冷,作为一部尽善尽美的伟大作品,《红楼梦》在翻译传播中确实遇到很多难题。西班牙语版《红楼梦》的译者赵振江在谈到《红楼梦》诗文的翻译时说,“你只有自己根据它那个意思,根据诗人当时那个心情,你写一首诗,这首诗既是原诗又不是原诗,可以看做翻译家的再创作。”这是《红楼梦》翻译中难以克服的难题,也是《红楼梦》跨语种传播中不易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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